左派？好吃嗎？

在樂生發生的到底是什麼？

最近，談到樂生，許多人似乎都會進入語焉不詳的狀態。要拉高層級、要擴大串連、要深耕社區，雜七雜八、各種各樣的意見。只是，要拉到什麼層級？串聯以什麼為基礎？「社區」指哪些人？語焉不詳之中，作用的或許是某種焦慮、茫然、無力；特別是在被孫窮理形容為「社群力量大爆發」，令許多人眼睛一亮的415遊行之後，樂生的危機依舊，進一步的政治動員卻陷入瓶頸，甚至難以想像，不知從何下手。而偏偏，對於臺灣感覺上沈寂已久的社會力而言，在每日累積的疲憊與挫折中，樂生或許是不少人眼前少數能投射以某種希望與興奮的存在。於是，語焉不詳、雜七雜八、各種各樣；焦慮、茫然、無力。


或許可以這麼說，樂生如今最新或最迫切的「危機」不是工程會、捷運局、台北縣政府或已經搞不清楚的到底什麼單位最終還是要拆（況且它們恐怕也從來沒想過不拆）；而是運動無法擴大動員，甚至隱約提心吊膽地難以為繼——9月11日晚間，許多人不都收到了「院區只有20個學生」的簡訊？


此時，試著回頭描述樂生保留運動的性質，釐清政治動員的基礎或許是件有點幫助的事情。當然，也或許不是。


至少無害……吧？


目前為止，樂生會被多數人認知為一場階級政治嗎？我想不會。即便挖掘之後，樂生院民的家庭背景、社經地位不是沒可能與一般認知的中下階層有所符合，但從正當性論述的主軸來看，人權與文化資產實在不是階級運動慣常使用的政治動員語彙；況且，即便語言流利，階級政治能在台灣召喚出的人數恐怕也是少的可憐。


不像階級政治的話，廣泛認同政治中的其它選擇呢？性別？族群？宗教？樂生是X性欺負X性、XX人欺負XX人、XX教欺負XX教？或者「全世界漢生病患團結起來」會是一個有效的號召？在幾種被最多人認同的身份類屬、範疇皆不適用的情況下，當必須數人頭、亮拳頭來展現實力時，樂生的先天不足在於缺乏現成、既有的語彙來進行高效率、針對準確的政治動員。以改編自《勞動者戰歌》的《弱勢者戰歌》為例，相較指涉清楚、意象鮮明的「勞動者」，「弱勢者」指誰？想召喚什麼人？在各自不同的意義上，每個人都可能是某些情境中的弱勢者，當唱著「全國的弱勢者，勇敢的站出來」和「反迫遷、爭平等」時，歌詞沒有解釋在什麼基礎上，千千萬萬有著自己各式各樣焦頭爛額的異質弱勢者都應該為了看起來僅牽涉一小群人的反迫遷和因而無關於他的平等站出來。做為召喚的嘗試，「弱勢者」這個指涉儘管野心勃勃，其空泛、不精確的內涵卻頗辯證地透露了召喚者的茫然與召喚對象的模糊。


那，415上街的號稱5000人打哪兒來的？


在樂生，談到策略或路線時，最常聽到的說法或許是「想到能做什麼就做什麼」；其中好玩之處在於：身份認同和政治動員語彙的相對真空反而開放了不同參與者各自的介入空間。相對來說，由於不存在所謂指導理論，理論層次上，目前為止（或者我能獲得資訊範圍內）的樂生保留／反迫遷運動「內部」完全沒有路線爭議和政治正確與否的問題（請注意「相對」和「理論」四個字）。相對有明確路線、綱領、指導理論甚至高度科層化的運動形式，對樂生「有興趣者」進入運動的門檻低的令人難以置信，參與者以各式各樣的創意、想法、行動佔滿在其它運動中可能是被既有認同、政治語彙以及相應策略填充的空間，並在彼此協作中發展出大量的非正式關係。而由於運動一直沒有朝嚴密組織化的方向走去，非正式關係便始終非正式，一波一波的參與者在其中來來去去，讓政治動員顯得難以捉摸。9月11日，有誰想到晚上10點鐘院區仍然只有20幾名學生？9月12日，又有誰想到早上媒體前會有200多顆人頭以鐵鍊束身或填充於床板之間？


除了顯示參與者之間以非正式關係連結的組織形式的潛力與不可捉摸外，於我而言，關於樂生保留／反迫遷運動，認同和政治語彙相對真空的最重要啟示在於「跨越」的可能。放眼望去，樂生的外來參與者顯然以學生、年輕人為大宗；但仔細想想，院民和進進出出的大批學生到底有什麼「關係」？統計上，一個「正常」大學生一輩子有多少機率能認識漢生病患？


回溯學生介入抗爭的過程，起點或許是一小撮醫學和規劃相關科系學生，然後網路上開始有關於樂生療養院的轉寄信出現，然後開始有刷油漆之類的活動，然後市集、CD、大樹下、紀錄片一個一個冒出來——當然，還包括不斷穿插其中的屢次街頭抗爭。從無到有，一點一滴，愈來愈多人接觸樂生、進入樂生、捲入樂生。解釋樂生如今（或曾經？）展現在學生／年輕人身上的強大動員能量，我想多數人會同意做為高文化資本學生／年輕人親近的傳播工具、形式，被廣泛使用的網路和音樂、紀錄片等大量文化介入的正面作用。然而，傳播工具、形式不能解釋運動何以對被動員者具有感染力：轉寄信有被刪的，紀錄片也有沒人看的。解釋感染力的由來，除了院民的「完美」弱勢者、被壓迫者形象外，我認為身份認同和政治動員語彙的相對真空起了很有趣的作用。


借用我在其它地方對「學生」這種人類的描述：


仔細審視，對照工人、農人、商人、男人、女人，「學生」做為一種身份，與社會其它成員的關係令人略感尷尬地難以描述——誰壓迫誰？誰利用誰？誰與誰合作？隔離，走進校園，學生隱隱約約間奇妙地外於社會。流動，幾乎所有人當過學生，也幾乎所有人不會永遠是學生，每年總有一批人新成為學生，一批人不再是學生。於是，難以錨定；標榜身份之時，學生實際上難以被安插於特定的社會位置。要玫瑰不要麵包——學生不買麵包的。


我偷偷改了兩個字，不知道有沒有人發現？


「難以被安插於特定的社會位置」、「不買麵包」；如果我對「學生」這種人類的描述還算準確，那麼做為（潛在的）政治行動者，相對社會位置明確、身份認同清晰的社會成員，（「正常」而「純真」的）學生對於認同政治中針對明確、理性利益計算的召喚是不太有反應的。所以，當接觸、進入樂生，產生各式各樣的創意、想法、行動，彼此協作，發展大量非正式關係之時，日常生活可能蒼白且身份認同模糊的學生／年輕人在理論、認同的真空中正視、陪伴長久被社會排除的人們，創造自己和運動從無到有的連結，體驗各自的「感動」，獲得自身存在的某種真實、悸動。


而「身份」、「位置」就這麼被跨越。


遠的對照列寧先鋒隊，近的對照咱們家野百合，儘管人權、文化資產等宣稱的中產、菁英調調依然濃厚，但相較革命（奪權？）理論的自我建構和民主化（還是奪權？）的理想高調，我想樂生是一場「真實」的多的「學生運動」。不從虛妄的理論認識世界，不以排他的認同切割人群，學生／年輕人們儘管天真（有時接近愚蠢），但卻是相對真實地用自己的身體、情緒體會、感知社會上某一群自己「正常狀況」下永遠不會與之產生關係的人群的存在，以及這些身體經驗、情感反應對自己的改變。


當然，這並不表示樂生保留／反迫遷運動完全不存在再現、消費、「不可妥協的正義」和過於輕易自我感覺良好的問題，請永遠記得「相對」二字。


所以，當身體和情緒相對真實地體會、感知到自己和其它人的存在後，可以如何想像樂生保留／反迫遷運動的下X步？


事情或許可以先拉高、拉遠來談。如今回頭詮釋，如果台灣社會力自70年代以來較明顯、具規模的釋放可以被納入所謂「政治民主化」的框架中，我想多數人會同意「族群民族主義」是其中最具召喚、動員效果的政治語彙，並且如孫窮理所說（1；2；3）在民進黨（我認為還應該加上國民黨主流派的本土政治菁英）奪取國家機器的過程中成功吸納、挾帶社會正義論述於國家論述（國族打造）之中。如同以階級為行動者的一次革命論現實證明不必然有效解決所有社會矛盾，以族群民族主義為基底的台灣國家論述、國族打造不但不必然保證所有社會矛盾的解決，甚至還讓許多行動者失去對政治菁英應有的戒心，在奪取國家機器的亢奮與許諾中難以招架地被國家統合。於是，所謂「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我們」有了第一位民選台灣人總統、有了做為接班人的台灣之子、有很多條仔腳，卻少有真正從草根層次展開，獨立、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民主。如今，外在客觀情勢轉變，族群民族主義政治動員的邊際效益遞減，一場由文建會啟動，然後加入青輔會、勞委會、教育部、內政部、XX基金會，從生命共同體、社區總體營造到公民社會、公共領域、審議式民主的十四年精心設計正愈來愈清晰。


也是孫窮理提到：「像這一次樂生的事，我相信蘇貞昌一定很疑惑，這些打死不退的傢伙是哪裡冒出來的、要怎麼樣才能消滅或收編他們？ 」；其實，光是「打死不退」這件事，我就認為樂生在如今台灣的社會運動或所謂公民社會的發展脈絡裡具有指標性意義了。在台灣，做為「一個」全稱的統合性想像，國家（state）對社會成員政治意識的滲透是非常細微而全面的——我個人認為，以一個經歷過威權統治和政治民主化的社會，「台灣人」竟沒有發展出對國家和政治菁英的不信任是個天大的悲劇。於是，如今的台灣，可能所有「真正的」社會運動碰到的首要難題都是如何拆解國家的全稱假象，讓「公民」們理解當個人權利受到侵害時，國家非但習於消極不做為，更時常是積極的侵害者。這層意義下，樂生保留／反迫遷運動的出現、持續存在與擴大具有拆解政治菁英治理術的深刻意義：院民（幾乎）完全無法被收編。不論民族主義還是公民社會，歷史上，院民們一直不被包括在政治菁英透過政黨、國家機器發動的所謂「社會整合」中，始終是被排除、隔離的一群。而更重要的，在非正式關係的發展中、在抗爭和推擠的身體經驗中、在感到被欺騙的情緒反應中，跨越了身份與位置的學生／年輕人親眼目睹、親身體會了國家做為統合性想像的虛妄；並且，由於既有政治語彙的不適用，以及議題沒有當下的選票價值，「有心人士」恐怕一嘛不知道如何收編這批學生／年輕人，二嘛也沒有太大興趣做這件事。或許可以這麼說：對於這些原本可能只是又一批高技術勞動力的學生／年輕人而言，樂生恐怕是一場始料未及但是最為「健康」的政治啟蒙。


歸結起來，當談論樂生保留／反迫遷運動的下X步，我想重要的是「我們」可以挖得多深，而非膨脹得多快。基本上，我是樂於，甚至慶幸將樂生理解為「學生運動」的（儘管在這裡好像看不大出來）；並且，我不認為樂生可以，或者必須在語焉不詳的狀態下拉高層級、擴大串連。如果樂生是相對真實的學生運動，跨越了多數人無法跨越的身份界線，在抗爭中陪伴一群自始自終被排除於「社會」之外的人；那麼，除了在抗議場合消遣、諷刺所謂「轉型正義」，「我們」能不能更紮實、深刻地理解、揭露整套排除機制與人在其中的生命樣態？然後，將「我們」的理解讓更多人看到、聽到、知道？想像一下，如果樂生這場運動成就了一本數百頁的歷史研究、調查報導，或者是同樣厚厚一大疊的院民口述生命史；然後，這些東西成為台灣醫學教育、工程教育、規劃教育、新聞教育、公共政策教育必讀的個案甚或對這些領域產生顛覆性作用——這難道不是一項深刻的累積？然後，當挖得夠深、看得夠仔細，「我們」或許可以開始思考在整體戰略的層次上，樂生的經驗可以對更多深刻的草根、基進民主培力有什麼啟示，累積什麼能量？譬如，讓台灣多出一百名不同領域的基層組織者？最終，樂生迸發的能量或許很難轉化成制度化的力量，但誰說制度化一定好？正如樂生讓即便是運動「核心」參與者都摸不清頭緒的政治動員「模式」潛力，相對非制度化的運動也有它的優勢之處；在行動與分析上，真正重要的是試著搞清楚各自的優勢與限制，然後盡可能在正確的時候做正確的事。


而遠的不談，當確知樂生會有某種形式的「保留」，做為運動幾乎不可能被收編的唯一例外（我想得到的），可以預見的是整套「文化創意產業」的思維與論述已經虎視眈眈。倘若不希望樂生將來只是又一個附設咖啡廳和販賣部的博物館、XX園區、消費空間，那麼，接下來的仗只會更為辛苦，並且更加黯微。


樂生保留／反迫遷運動的下X步？






ps.怎麼我覺得這篇文章是在幫孫窮理寫他想寫卻沒寫仔細或沒時間寫的事？好吧，我是現在才看懂他當初想說的到底是什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