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好吃嗎？

讀書筆記。以為是重要問題，放上來備忘兼討教：

幾種重要的自由／權利：人身自由／安全、表達自由、結社自由、私有財產權。放任自由主義者謂私有財產權之消滅可能（非必然）造成其它自由遭受侵害固屬正確，卻不證成毫無限制的私有財產權（自由競爭）為其它所有自由前提（第一自由）。事實上，自由放任對人身、表達、結社等自由的侵害不見得亞於「共產」；甚至，受高度保障的私人產權完全可以和對人身、表達、結社的殘酷迫害（所謂「政治控制」）並行不悖。是以，假如看重的是個人自主（autonomy），我們必須不受海耶克等式（自由＝擁有、消費）誤導地界定「個性」（individuality）內涵。或者，真正該問的是：何謂本真性（authenticity）？

當兵像等死。你嫌棄、怨憤周遭的弟兄、長官、親人、朋友，覺得他們愚笨、殘忍、自私、麻木。但究其癥結，你是被剝奪為有意義成果勤奮努力、專心致志的權利而別無選擇面對純粹、空白的時間時，受困自己的無能為力。

前年約莫此時寫給系上發表會的文章，未完，估計尚欠一萬多字，希望退伍有時間、力氣補上。下面是摘要，看了有興趣可點連結瞧瞧。

一個希臘的趕騾人在被問到為什麼要打他那正走得好好的騾子時，他說：「走得是很好，但是它不想走。」這是信念論政治的一種典型。這也是帕斯卡對暴政的定義。

《信念論政治與懷疑論政治》，p.146

在某些頭腦比較簡單的後現代圈子裡，因信念而抱持某種立場會被認為是具有威權主義色彩，所以是令人厭惡的，而保持模糊、懷疑與曖昧則被認為是民主的。若果真如此，那麼一個熱情擁護民主的人，與一個對民主抱持模糊與曖昧態度的人，該說他們哪一個才是民主的呢？

《理論之後》，p.134

這段讀幾次開懷幾次。

我自己譯的，覺得有比之前引的好。

社會主義，至少對我而言，不是注定取代現時運作系統的另一套社會模式。社會主義是一股決心搗毀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謂「自滿多數」（contended majority）之驕傲自大和自我崇拜的良知聲響，從而是抵在社會公然不義上的一把利刃。因此，它是對社會的挑戰，因為它永遠不停止質問自己的智慧，一再思考相對當前狀態（一個「不過是眾多可能中的一種」狀態〔a but-one-of-the-many-possible states〕）的其它可能以及自我改正的方式。

社會主義，至少對我而言，不是在某個社會因帶來不義與苦難而「考驗」自己矯正和補償能力的情況下，著力反對該社會模式。替代於此，社會主義著力反對這世界的盲目樂觀（Panglosses），其存在於福山（Fukuyama）扼要、激進的詮釋--宣布歷史選擇的終結，聲言最後的選擇結果乃是人類所能構想的最佳且可能世界--與對「是好或壞，別無選擇」（for good or bad, there is no alternative）教條的稀釋提倡（然並未減去多少毒性）兩者中。否認社會主義的該鋒沿，即表示把鹽抹在貧窮此一「所有羞辱之母」（mother of all humiliation）的開放、潰爛傷口上。

社會主義是一項「過往時代的殘餘」嗎？若情況確是這樣，我們該感激「過往時代」留給我們這樣一項殘餘，其情不遜我們感激它留下其餘文明遺產。但情況不是這樣。就像鳳凰，社會主義從人類被焚燒的夢想和焦黑的希望所日日遺留的每堆灰燼中重生。只要夢想仍被焚燒、希望仍成焦炭，只要人類生活持續缺乏它應得的尊嚴與它能夠激起--如果給予機會--的高貴，社會主義就會不斷復興。而倘若情況是這樣，我希望我死了也會是社會主義者。

Conversations with Zygmunt Bauman, pp.154-155

雖然不過是論文裡一個（有點長的）註腳，但我實在很得意最後感嘆邏輯錯亂那句，特別擺上來炫耀。

自不待言，儘管居處英倫，巴柏顯與美國自由派同聲一氣（可參考【註31】）。貶抑烏托邦工程師要在確定終極目的為何後才構思手段的工作習慣（Popper，2002：170-171）並稱許「腦中也許有也許沒有一幅社會藍圖......可能期盼可能不期盼人類有天能實現理想國度兼成就幸福、完美於世」（Ibid.：171），總是保持「對改革範圍的開放態度」（Popper，1961：69）好應對目標之「可能於實現過程顯著改變」（Popper，2002：174）的細部方法（piecemeal method）時，巴柏真正的意思（有人沒頭昏且看懂上面說啥嗎？），是肯定西方現存「自由民主」體制（市場經濟搭配代議政治）的優越（所以不再需要終極理想）及韌性，能有效在製造物質豐裕的同時調解內部利益團體間歧見；所謂「細部社會工程學」，是在贊同體制優越的前提下逐步將之校正、調整，解決一個接一個「社會問題」（巴柏稱「明顯錯誤」〔definite wrongs〕〔Popper，1961：91〕或「迫切罪惡」〔urgent evil〕〔Popper，2002：171〕）來完善該具美好機器。在巴柏看來，由於人為因素的不確定，一切社會工程都潛藏意外，一旦工程規模過大導致枝節橫生、怨懟四起，烏托邦工程師勢必會為了貫徹原始藍圖而壓制反對意見，形成極權統治（Popper，1961：69-70、88-92；2002：173-175）；與此相反，瞭然意外可能的細部社會工程學懂得限縮施工於相對容易掌控的範圍，從而是與民主契合的取向（Popper，2002：171-173）。綜觀此一說法，巴柏可謂莫名其妙連結社會工程之規模大小與民主程度。分析起來，決策者是否寬容（一元或多元）與如何看待所構思、推行計畫之實現可能（必然或偶然）乃分屬倫理學及認識論兩不同論題（見【註32】），兩論題上立場無必然配對；巴柏一方面並未區分倫理立場和認識論觀點之為兩獨立事項，一方面卻又企圖解釋一元與必然之配對，故鬼扯整體主義（holism）邏輯地造成極權主義；試問，倘此「邏輯」為真，巴柏該如何解釋中小企業頭家能較企業集團總裁更加獨裁、專斷的現象？於是，雖然我同意巴柏謂大型社會工程具高度不確定，卻無法不看到一位分析哲學家如何因苦心造詣於維護「自由民主」而邏輯錯亂。

晨起，聞雨聲，風入。

舒腰，盥洗，漸甦，信徐入灶。

煮茶。

畢，坐定，雨落窗外。

室內，飲啜，聞茶香，風入。

一個小組內部或各個小組之間的聯繫，在過去是不需要規定的，也是無法規定的，因為這種聯繫是靠朋友關係或盲目的、沒有根據的「信任」來維持的。黨的聯繫不能而且也不應當靠這兩種東西來維持。黨的聯繫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謂「用官僚主義態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識份子看來）制訂的章程為基礎，也只有嚴格遵守這個章程，才能擺脫我們小組的剛愎自用，擺脫小組的任意胡鬧，擺脫美其名為思想鬥爭的自由「過程」的小組（列寧，〈進一步，退兩步〉，《列寧全集 第八卷》，p.393）。

我對列寧的組織理論不全贊成，但上面一段話倒正確無比，勾起我不少感嘆，搭配〈無架構的暴政〉更顯洞見。沒關係，該檢討、清算的總歸逃不掉，遲早捲起袖子開工的。

可能也不過是從十一、二年前開始，我們才走出1960s，試著構思、規劃屬於眼前時代的政治。

之前說有時間要痛罵政大學生獎懲委員。以下是成果，請過目。或也可到政大研究生學會的會訊瞧瞧。

輸球。

賽後檢討，教練問：「這場比賽我們為什麼會輸？」

我：「因為得分比對方少。」

曰：國中的我真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