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烏托邦

我在前兩篇文章所記錄的心情和想法，其實也就是我對這場會議所抱持的期待──希望各方可以重新溝通，即使性產業的辯論尚未達成共識，也可以先合作推動性工作除罪化。

後來8月18日媒體報導前公娼自救會的會長官姐自殺的新聞，我原本興奮的心情大大扭轉，感到極沈重、難受、和自責──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不作為而死。為什麼這次重新溝通的會議，沒有更早來舉行？

在我工作的組織內部，我在工作會議中談到此事時，差點流下淚來。看到日日春協會去一些政府單位前面抗議的新聞畫面時，我也含淚哽咽。但我們還有好多其他工作要忙，性別政策有好多必須同時監督。

我決定捐款給日日春協會，算是贖罪卷。我也知道最好的贖罪方式，就是針對性工作和性產業，趕快討論出一個試圖說服各方接受的具體主張，讓除罪化可以有實質進展。

經過內部討論，我們在這次9月21日會議中提出的具體主張，簡言之就是──不罰娼、不罰嫖，罰得利第三人，而且性產業必須「非營利化」，亦即只准許性工作者所組成的協會或勞動合作社，可以經營性產業，凡是該協會或勞動合作社所聘用的工作人員，不屬於「得利第三人」，利潤需由所有勞動者共享分配，且應有配套措施，不容該協會或勞動合作社的經營被任何商業變相滲入，否則將視為「得利第三人」嚴厲處罰之。

我所工作的組織，從去年到這一陣子的內部討論過程中，雖然大家一直無法達成一致的見解，但也給了我很重要的啟示──性工作是無法與性產業脫勾來談的。個體的自由和保障，是必須同時著手體制改造才可能出現，以及進一步落實的。

我們知道，如同日日春協會的主張，性工作的除罪化，同時也該思考性產業是否除罪化；但「推動縮減性產業政策聯盟」好些個民間團體的憂慮也值得正視，因此我們主張性產業若要除罪化，應以「非營利化」為前提。

這種主張是否太過理想性、難以操作？我想，如何訂定更清楚的配套措施，這當然是政府的責任。民間只是針對改革方向，提出一些原則性的建議；沒有必要代替政府來當公務人員、規劃這些配套措施的細項。

整場會議的對話過程，我不想在此重述，以免轉述有誤，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去網路上找會議紀錄。一個月之後，出錢來辦這會議的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應該會將所有會議記錄放上網站公布。

我在此想記錄的，是我在會議中不方便公開表達的一些心情。我想，婦運各方許多人都還沒有學習到，比較良性的、正面的處理差異的方法。婦運無法把彼此觀點的差異，當作是對自我侷限的補充和刺激。我們一直希望對方接受我們的觀點，而不太去想別人提出不同觀點的理由，是否也值得我們重新思考。婦運還沒學會把差異轉化為力量。

自從1997年廢除公娼的九年多以來，參與辯論的各方都累積了太多情緒和偏見，妨礙了我們理性討論的空間。情緒，可以是推動改革的能量，例如我們對官姐自殺的悲憤；但情緒也可能成為破壞對話基礎的絆腳石，例如一再對別人扣帽子、加罪名。

當我看到台下觀眾氣得發抖質問，九年來你們這些知識份子辯論沒有結論，這些底層人民就要繼續受苦？我在這些觀眾眼中，看到了年輕的我、悲憤的我，但我很想提醒他們，光是悲憤是沒有用的。

我其實很想說，我們自願在道德上進行自我譴責，質問自己應該可以做的更多，並不代表其他人有什麼正當性來紮稻草人、歸責於我們。體制改造和推動修法尚未成功，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每一個人都應該捫心自問，自己對於研究政策、推動修法，又做到多少？

另外，底層受苦的人們，並不僅有性工作者。有日日春協會專注在這議題上，那我們就可專注在其他議題上。很多受暴婦女和外籍配偶也同時都在受苦。自從解嚴以後，各種議題的婦女團體相繼成立，大家就有默契，在議題上平時分工、各自努力，當某個議題在某個時機，需要大力向社會大眾宣傳、遊說政府和媒體時，各個團體就來連署聲援。

處罰性工作者的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這樣不公不義的條款至今始終無法刪除，難道是說服了幾個女性知識份子之後，就可以指揮立法院來刪除嗎？如果連「推動縮減性產業政策聯盟」那些女性知識份子都無法說服，我們又要如何說服社會大眾和立法院來改變？

要推動性工作和性產業的除罪化，就必須準備好充分的論述說帖、政策和法令研究。光是流眼淚或氣得發抖，都於事無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