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點

代工是有利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嗎？

經濟發展與土地認同是移民社會的兩大議題，台灣四百年來一直是一移民社會，這兩大問題時時考驗台灣人民的智慧．

台灣走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模式以代工為主，這會是好的國家發展模式嗎？

先淺談資本主義，世界上資本主義大致上可以分為自由(巿場)資本主義或社會福利資本主義，前者又稱為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som)資本主義，以美國為龍頭代表，西歐則是社會福利主義大本營，法國是個中翹楚，北歐國家領土與人口雖小，但也隸屬社會福利主義陣營．

但，西歐與北歐各國執行社會福利資本主義仍然有很大的差異．以北歐為例，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芬蘭的教育，Estonia的累進稅制，丹麥的勞動政策，冰島的企業精神，瑞典的大企業與挪威的石油收入．

總之，國家經濟發展模式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單一模式，重要的是，去尋找一個適合國家特性的國家經濟發展模式．最怕的是，以政治意識形態去扭曲國家經濟的發展，如泛藍堅決主張，除了以中國為依歸，台灣經濟必死無疑；或者如泛綠主張，必須將台商撒出中國，否則，中國必將吸乾台灣的經濟命脈，這兩種主張都以政治意識簡化經濟發展，而扭曲，障礙台灣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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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資訊應用勝韓國

韓國與台灣一直在經濟發展上激烈競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鋼鐵，汽車與造船等工業的競爭至今，誰勝誰輸至今沒有定論，不過，在競爭的世界，台韓競爭能提昇台韓兩國經濟繁榮，更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其實是好事。

二十世紀80年代個人電腦出現以來，已經超過四分之一的世紀，世界各國投入資訊應用的人力、物力不計其數，各國－尤其在美國－經濟學家與政治領袖，一直辯論，這些投入的人力、物力究竟有沒有提昇生產力(productivity)，直到前聯邦銀行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認為美國投入資訊應用的人力與物力確實有提昇美國的生產力，造成美國在90年代的經濟表現優於世界其它各國。

如果一國的資訊投資與應用能提昇該國的生產力，那麼，能不能反推回去呢？也就是說，能不能從一國的資訊投資與應用去反推該國的生產力呢？這是一個饒有意義的問題，特別是對像台灣與韓國長期大量投資資訊開發與應用的國家而言，更是不能不嚴肅以對的問題。

不過，先問個問題，究竟台灣與韓國在網路應用(Networked Readiness)誰勝？

請讀者先花三秒作答．．．1，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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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反貪腐

世界銀行下週在新加坡舉行年會，大會主題之一是反貪腐，推動此一主題是世界銀行主席 Paul Wolfowitz，他認為接受世界銀行贊助的國家政府若貪腐，就無法有效運作世界銀行對該國的贊助金錢，更糟糕的情況是這些贊助錢會進入政府高官的口袋，反而讓該國的政經更惡化．

他認為自由媒體，茁壯的公民社會與健全的國會是確保一國清簾的關鍵．

附帶值得一提的是，Paul Wolfowitz曾經是布希政府的副國防長，是積極鼓吹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的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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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持續過熱

項目	值	註
GDP	10.3%	第一季
貨幣供給	19%	一年來
國內放款	80%	今年前五月

上表是英國＜經濟學人＞對中國經濟的最近資料，明確顯示，中國的經濟過熱。因此，中國總理溫家寶要求地方政府和銀行停止對建築業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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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凱因斯

今年是凱因斯逝世四十週年紀念，中時4/10刊載一篇紀念文章:

“...在經濟學領域，毫無疑問，最重要的凱因斯提出有效需求理論，而此一理論與「低度就業均衡」的概念密切相關，意即自由市場經濟未必能夠提供足夠就業機會給想工作的人，失業的存在可能是常態。

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他最重要的文章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後代子孫的經濟或然率）。他強調，社會的富裕或個人的富有，不是最終目的，只是手段，社會的目的應是讓人活得更聰明、更美好。凱因斯的經濟學深受他自己的倫理觀與美學所影響。這段話對現今社會的意義在於，追求經濟成長，對富國而言，並不像窮國那麼重要，生活在富國的人不必汲汲於賺取更多財富，應多學會一點如何享受人生；社會的機制應多一些導引到「非成長導向」的生活型態，而且各地的富人應該為生活怎麼過立下榜樣。” (繼續閱讀...)

中國的FDI警訊,首次未成長

UNCTAD資料顯示，中國去年(2005)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停留在600億美元，仍然是開發中國家FDI最多的國家，但，這是自1999年來，中國FDI第一次的零成長。

中國的香港自治區，去年的FDI約400億美元，與前年相比，成長了17%。

新加坡的FDI則衰退1%，剩下約150億美元。 (繼續閱讀...)

中國半導體的優勢在租稅優惠

工商時報報導美國半導體協會（ＳＩＡ）主席史卡列本月二十一日在「美國、中國經濟與安全檢討委員會」上，以「中國的高科技發展」為題發表證詞，表示：

“史氏以實證數據，即在美國與大陸興建、經營一座半導體工廠，十年間成本相差十餘億美元，具體說明成本因素成為中、美半導體產業分道揚鑣的關鍵。成本差異的七成來自中共的租稅優惠，二成因為籌措資金的便利，僅僅一成才是大陸的低勞力成本。針對上述的差異待遇，史氏強調是中國大陸的政策，而非一般以為的勞工價格因素，造成中、美半導體產業懸殊發展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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