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mard 慢飛

現在的報紙可以依報社立場、編輯以及記者自身的好惡，任意地操弄新聞資訊，除了明顯地編造假新聞、誇大其所好、貶抑其所惡的行為之外，還能隨性的在報紙上或用社論、或用專欄、或用置入性行銷的方式集結偏頗性的意見，刻意使用惡毒、甚至是粗俗的辭彙罵人。不明究裡的人讀了這種報紙，在閱讀之後一定是義憤填膺，怒火中燒，對時局充滿失望與焦躁。這種刻意散佈「仇恨語言」(hate language)、辛辣加料的話題炒作、製造社會紛亂的作法，當然是有其背後的政治意圖。姑且先拋開由那根深蒂固的黨國結構所宰制的文化霸權幻象不談，這些媒體編輯群魔亂舞的惡形惡狀，還真的自認為他們是正義的代言人、人民聲音的使者，卻不知他們才真正是宰殺台灣公民社會意識的罪魁禍首。

台灣社會的淺碟化現象早已為人所詬病，公民社會的意識遲遲無法成長，相信跟社會文化的淺碟化有關。然而在這個媒體的時代，在大多數的媒體早已喪失理性的歇斯底里當中，在大多數的媒體往往只是某些特定政治勢力的傳聲筒時，我們尋找對策的方式是什麼呢？報紙上仇恨語言的常態化，絕對是阻斷社會理性對話機制的首號罪犯。將專業倫理都棄置不顧的媒體，除了無法滿足大家知的權利之外，尚且教導人們學習仇恨跟怨懟，這些無止境、無法無天的新聞亂搞，吞噬了台灣社會理性思辨與溝通的機會，還埋下了社會對話退化的種子。

仇恨語言或許是開放社會中一種普遍的現象，例如在美國常常會在饒舌歌中發現這些具有攻擊性跟暴力傾向的歌詞。不過當這種表達仇恨的現象不止是偶發性的社會宣洩，而是已經深深地滲透到傳播媒體的經營中樞，變成了一種常態時，我們是否應該開始嚴肅地思考，怎樣才能讓這些仇恨語言的媒體現象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