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知识分子的声明

惊闻中国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公然禁止出版刊载包括章怡和先生等八位作家的著作，我们感到愤怒和耻辱。

克服親英懷舊情緒，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尤其中國公民普遍確立新身份認同的必要條件。 　
為了香港的穩定繁榮，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規定香港平穩過渡，這使香港在九七前後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契約保留頗大程度的延續性。由於英國長達一個半世紀以上的殖民管治在香港建立了根深柢固的影響；也由於九七後香港經濟第三次轉型陷入困境，直至2005年名義本地生產總值才超越1997年，相當多香港居民的收入不如九七前。所以，香港社會仍然存在著不可低估的親英懷舊氛圍。

調查發現，在調查問卷“目前最希望得到政府幫助”的選項中，55.71％的農民工選擇“和本地人享有同樣戶口”；38.57％的農民工選擇“解決好子女就學難問題”。新一代農民工進城務工，不僅是為了掙錢養家糊口，他們中不少人如今更向往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對尊重、平等和社會承認有更多的企盼，這是一種高層次的精神需求。農民工對此的關注超出了對討薪、就業等基本生存問題的關注。

隨著中國的經濟實力與日俱增，在國際政治上的角色愈來愈舉足輕重時，無論是中國內部，或是其他國家，各方關注的焦點都集中在經濟議題上，幾乎都刻意避開與中國討論敏感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的議題。

民主、人權是沒有國界的普世價值，尤其過去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同樣接受國際民主社會的聲援與協助，因此，台灣的非政府組織不會在這個促進國際民主發展的行動中缺席，因此，由台灣勞工陣線、台灣人權促進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共同發起「Free Aung San Su Kyi，來自台灣NGO的共同聲明」連署書，呼籲國際民主社會持續向對緬甸軍政府施壓，並要求立即釋放翁山蘇姬女士及其他緬甸民主人士，以及接受1990 年大選挫敗的事實，無條件還政於民，還給緬甸人民民主、自由的生活環境。

展現社會民主，法國說NO
楊偉中
中國時報，2005.05.31

法國的激進左翼、反全球化運動團體和不滿主流派的社會黨與綠黨黨人、基層工會會員組織了「來自左翼的NO」聯盟推動否決運動，他們說：不要大資本的歐洲、而要一個社會的、民主的歐洲。這次，他們成功了。

大資本的歐盟之路還不會中斷，不過五月廿九日投票結果告訴我們，如果兩岸整合與歐盟一樣是由權勢集團主導，為大資本利益服務，那並不會給人民帶來多大好處，更重要的啟示是，人民還是有力量可以拒絕這條道路。

歐盟生了台灣病
張錫模
自由時報

在根本意義上，建立統一歐洲的構想，並不是一組道德計畫，而是一套欠缺道德支柱的互利契約關係。當庸俗的利益無法獲得滿足時，這組契約關係將無法保衛自己。

換言之，當前歐盟統合所企圖打造出來的政體，只能模塑出搭便車者（free-rider）的聯盟，無法鍛造成自我負責的自由人共同體。

治理是各種或公或私的個人和機構，在處理他們的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被調和並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它包括了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機構和規章制度，也包含了非正式的各種安排；而前述這些機制，均基於人民和機構的同意或符合他們的利益而被設置。

在全球這一層級而言，治理過去一直被視為是政府間的關係，如今則必須被加以瞭解，它同時也與非政府組織、各種公民運動、多國籍公司，以及全球資本市場相關聯；甚且，這些全球治理過程的行動者，也都與具有廣泛影響作用的全球傳媒互動。

如果我是民進黨的高層，我會鼓勵我的政黨去積極投入並改變中國的政治情勢，比如說，鼓吹中國的民主改革。我會訴諸國際媒體告訴世人：如果十年之內中國能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全面民選，那麼台灣與中國這兩個民主政體願意坐下來談判。什麼都能談，包括與中國統一。這種說法便把壓力拋回給中國大陸，如果要台灣這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那就給中國人民民主自由，其餘免談。

　這樣一來，國際間很清楚台灣的立場，民主的價值超越民族主義的堅持，人權在台灣擺在國家權之上。這就有別於現在的兩岸情勢，民主懼怕專制，人權懼怕拳頭。民進黨絕對有能力經營這種論述，只看它們肯不肯，只看它們要不要得罪台獨基本教義派。事實上，如果民進黨夠聰明，它應該知道整個大趨勢已經走到不得不這麼做的地步了。（革命少女，[轉載] 連戰的「霧月十八日」／姚人多）

The People's Republic must stop pretending to speak for all ethnic Chinese, as that frightens foreign nations that have large numbers of high-profile ethnic Chinese citizens (largely in Southeast Asia), and as it has never come to the aid of any of those ethnic Chinese at any rate. The People's Repbulic was decided on by a large band of revolutionaries, not true delegates of the people. Nor has it ever extended the franchise beyond the Party, so its claims to speak on behalf of its subjects, much less its claims to the affection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are thoroughly risible.

When China can stop making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notions of ethnic and political "Chineseness", it will be better able to move forward, not just in its relations with Taiwan, but with all other nations..

延伸閱讀：

花絮报道之三：试答哈贝马斯问题 （边缘人）

当代的中国不同于西方，现代性问题几乎是与后现代性问题一同进入思想界，相对于80年代以啓蒙思想爲己任的呼唤现代性的那一代知识份子，90年代市场化中的知识份子更多地是以反思的角度来探讨现代性问题，这一反思的结果之一便是世纪之交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大论战。反思现代性的一大理论资源很自然地来自于尼采、晚期海德格尔和当代法国思想家们（那些中国的所谓"后主"们不计在内）。

我们以前一直疑惑爲什麽在中国"罗尔斯主义者"和"哈贝马斯主义者"会那麽少，关键原因还是在于一个语境。罗尔斯与哈贝马斯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现代化、人权与自由信念高度普及的社会，他们反思与面对的"现代性问题"确实与我们这里很不相同。

比如这一次哈贝马斯被问到如果广大民衆通过他所设计的程式民主而得出了侵害自由的共识（例如按照严格的民主程序而选举出法西斯政权），在哈老看来"这问题" 是不成问题的，因爲他不相信自由的民衆通过公共领域的交往理性会得出共同放弃自由的共识。但是按照我们上个世纪的"本土记忆"，这恰恰是最值得忧思的。所以90年代中国知识份子会接受哈耶克或者那些形形色色的当代西方左翼思想，但却没有接受夹在中间的罗哈二氏（秦晖先生以及黄平先生的"第三条道路"探索也不在这一层面，而是在吉登斯的层面上），这一局面确实其来有自。

的確，諸多老輩台灣人對於日本殖民經驗的認識不同於外省人，然而，我們有無必要去承受台聯這招所帶來的後續效應：比如說，要不要選邊站，要不要支持杜正勝，要不要支持慰安婦等等問題，以及如何去判斷中國的反日情緒，中日緊張關係，乃至到東亞的地緣政治變遷等等。
......
如何理解與面對當代中國威脅，已經是讓思考所謂新台灣認同的朋友夠傷腦筋了，還要加上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包袱？台灣民族主義還真的比B. Anderson講的要複雜上千百倍....

除了司馬講的「站高山看馬相踢」之外，台灣的民間社會可以做些什麼？可以確定的是，involve在靖國神社議題絕對不是選項之一。

「脫美入亞」在施行上實在有太高的難度。先別提中國對於東亞的高掌握度，光是東亞其他國家對台灣的不信任感，就使得這樣的戰略想法有太高的施行難度。唯一可以見縫插針的難道是日本？根據我對日本外務省的觀察，實在太難太難了。（一個安全和平的東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