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Nation Reloaded

展現社會民主，法國說NO
楊偉中
中國時報，2005.05.31

法國的激進左翼、反全球化運動團體和不滿主流派的社會黨與綠黨黨人、基層工會會員組織了「來自左翼的NO」聯盟推動否決運動，他們說：不要大資本的歐洲、而要一個社會的、民主的歐洲。這次，他們成功了。

大資本的歐盟之路還不會中斷，不過五月廿九日投票結果告訴我們，如果兩岸整合與歐盟一樣是由權勢集團主導，為大資本利益服務，那並不會給人民帶來多大好處，更重要的啟示是，人民還是有力量可以拒絕這條道路。

歐盟生了台灣病
張錫模
自由時報

在根本意義上，建立統一歐洲的構想，並不是一組道德計畫，而是一套欠缺道德支柱的互利契約關係。當庸俗的利益無法獲得滿足時，這組契約關係將無法保衛自己。

換言之，當前歐盟統合所企圖打造出來的政體，只能模塑出搭便車者（free-rider）的聯盟，無法鍛造成自我負責的自由人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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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媒體中心人員知道本報團記者是從台灣來的媒體，就把派遣信函與申請單拿到辦公室審核，記者一再詢問原因，辦事人員僅表示需要等﹁上面﹂的意見，並說﹁不願意介入這樣麻煩的事﹂。

結果記者枯坐超過二個小時，眼看蒙古、非洲國家的記者都一一拿到通行證，當記者再度詢問結果時，得到的回答是：﹁我們不承認你們的國家﹂。經記者一再的爭取，最後得到的回應是，﹁只要是台灣，就不可以通過申請﹂。

本報團記者向聯合國媒體中心表達抗議，結果遭致漠視。本報團英文台北時報記者邱育慈運用其國際媒體的管道，將此消息透露給法國、日本媒體友人瞭解，希望透過國際媒體，將台灣遭到不公平待遇的情況，報導讓全球知道。

日本讀賣新聞相當為台灣打抱不平，立刻打電話到紐約聯合國總部，查證相關消息，沒想到聯合國的回應是約堡媒體中心的電腦壞了，無法立即正式答覆，而讀賣新聞也訪問我國官員與媒體記者，計畫大篇幅報導，為台灣伸張正義。

讀賣新聞記者並批評聯合國屈服於中國的壓力，此舉﹁實在很可笑，因為全球永續發展與政治無關，聯合國應該廣納媒體報導，而討論環境議題時，不應將台灣排除在外﹂。（重點為此處附加。）

台灣記者獲准採訪聯合國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始末，綠灣巡守員，綠灣Club

環境生態議題，一向是「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倡議的試金石。從這裡引述的案例來看，讓人懷疑著：聯合國，一旦成為大國俱樂部，還有希望成為一個促進全球民主治理的有效場域嗎？

聯合國的「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在其1995年的報告，是這樣定義「全球治理」的：

治理是各種或公或私的個人和機構，在處理他們的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被調和並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它包括了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機構和規章制度，也包含了非正式的各種安排；而前述這些機制，均基於人民和機構的同意或符合他們的利益而被設置。

在全球這一層級而言，治理過去一直被視為是政府間的關係，如今則必須被加以瞭解，它同時也與非政府組織、各種公民運動、多國籍公司，以及全球資本市場相關聯；甚且，這些全球治理過程的行動者，也都與具有廣泛影響作用的全球傳媒互動。

按照這個聯合國機構對於「全球治理」的定義來看，聯合國有何正當理由拒絕來自台灣的個人或機構參與環境議題的全球治理過程？

面對這個情境，台灣，可以做什麼？

怨天尤人？無語問天？

或者，也許台灣應該找找對於聯合國在全球環境治理的角色有不同意見的各國、各地民間組織，大家共同以民主審議的方式，來討論一下，聯合國，該是大國支配的俱樂部？還是全球環境治理的民主協調機制？

關於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的關係，引起了一些關切與辯論。

故事，似乎起源於姚人多的一個主張：

如果我是民進黨的高層，我會鼓勵我的政黨去積極投入並改變中國的政治情勢，比如說，鼓吹中國的民主改革。我會訴諸國際媒體告訴世人：如果十年之內中國能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全面民選，那麼台灣與中國這兩個民主政體願意坐下來談判。什麼都能談，包括與中國統一。這種說法便把壓力拋回給中國大陸，如果要台灣這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那就給中國人民民主自由，其餘免談。

　這樣一來，國際間很清楚台灣的立場，民主的價值超越民族主義的堅持，人權在台灣擺在國家權之上。這就有別於現在的兩岸情勢，民主懼怕專制，人權懼怕拳頭。民進黨絕對有能力經營這種論述，只看它們肯不肯，只看它們要不要得罪台獨基本教義派。事實上，如果民進黨夠聰明，它應該知道整個大趨勢已經走到不得不這麼做的地步了。（革命少女，[轉載] 連戰的「霧月十八日」／姚人多）

台灣應該試圖去改變中國的政治情勢；這個主張，獲得許多朋友的迴響。

但一個問題潛藏在這積極轉型的政治主張下：當今的中國政治情勢，該如何準確地界定？換言之，台灣所要改變的物件，其確切的性質為何？

中國仍然是一個列寧主義的蘇維埃政體？或者，中國只是我們習以為常的第三世界威權政體？或者，不過是一個一個披上現代紅旗的傳統帝國？

有人說：不，不，這些都無法說明當今中國的政治情勢。中國，不多不少，是一個成熟中的法西斯政體（Michael A. Ledeen, From Communism to Fascism? ）。

如果中國法西斯論可以逃脫「右派冷戰修辭學」的批評，當然，也就帶來了一些必須被正視的難題。

面對著一種「將文明扮裝成民族」（a civilization masquerading as a nation）的認同政治（Bruce， Chinese Identity Politics），我們很難不聯想到「大中國情懷」與「大德意志情懷」的某種親和性。

中國何時能解除這種法西斯魅影？

Bruce的答案，也許值得參考：

The People's Republic must stop pretending to speak for all ethnic Chinese, as that frightens foreign nations that have large numbers of high-profile ethnic Chinese citizens (largely in Southeast Asia), and as it has never come to the aid of any of those ethnic Chinese at any rate. The People's Repbulic was decided on by a large band of revolutionaries, not true delegates of the people. Nor has it ever extended the franchise beyond the Party, so its claims to speak on behalf of its subjects, much less its claims to the affection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are thoroughly risible.

When China can stop making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notions of ethnic and political "Chineseness", it will be better able to move forward, not just in its relations with Taiwan, but with all other nations..

法西斯的問題，就先放在一邊了。但，中國究竟是蘇維埃？威權國家？帝國？還是法西斯？

總是，不同的觀察角度與判斷，也意味著台灣面對中國政治情勢的不同介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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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花絮报道之三：试答哈贝马斯问题 （边缘人）

当代的中国不同于西方，现代性问题几乎是与后现代性问题一同进入思想界，相对于80年代以啓蒙思想爲己任的呼唤现代性的那一代知识份子，90年代市场化中的知识份子更多地是以反思的角度来探讨现代性问题，这一反思的结果之一便是世纪之交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大论战。反思现代性的一大理论资源很自然地来自于尼采、晚期海德格尔和当代法国思想家们（那些中国的所谓"后主"们不计在内）。

我们以前一直疑惑爲什麽在中国"罗尔斯主义者"和"哈贝马斯主义者"会那麽少，关键原因还是在于一个语境。罗尔斯与哈贝马斯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现代化、人权与自由信念高度普及的社会，他们反思与面对的"现代性问题"确实与我们这里很不相同。

比如这一次哈贝马斯被问到如果广大民衆通过他所设计的程式民主而得出了侵害自由的共识（例如按照严格的民主程序而选举出法西斯政权），在哈老看来"这问题" 是不成问题的，因爲他不相信自由的民衆通过公共领域的交往理性会得出共同放弃自由的共识。但是按照我们上个世纪的"本土记忆"，这恰恰是最值得忧思的。所以90年代中国知识份子会接受哈耶克或者那些形形色色的当代西方左翼思想，但却没有接受夹在中间的罗哈二氏（秦晖先生以及黄平先生的"第三条道路"探索也不在这一层面，而是在吉登斯的层面上），这一局面确实其来有自。

昨天，朋友的聚會裡，昔日的夥伴們談起當年在學校的事情，然後，自然而然聊到了中國近來的情勢。

一位在媒體任職的朋友，提及中國政府與關注東亞情勢的外國使館，都忙著要搞清楚，到底所謂「自發的」的反日示威，是哪些人或組織發起的，有沒有串連行為。

看到今天媒體的各種報導，可以確認，示威規模，不但在增加，而且，正在東南各主要城市蔓延中。但由於日本外相到訪，中國政府在北京採取了壓制行動。六四受難者家屬與相關於法輪功的人士，被嚴厲監視，而幾個上個星期發起示威活動的組織，被請到了郊外，去做「健身運動」。看來，北京的國家安全部門，對反日組織的動態，並沒有完全失去掌握。

想起一位朋友說的：如果現在是中國的學生，想要爭取學生運動的正當性，利用這波反日示威，該是最好的機會了。朋友的這個想法，讓一群人對中國的反日示威，有了新的觀察角度。

的確，到了這個星期，特別以上海的十萬人示威為標誌，六四事件是還沒有平反，至少，「學生運動」算是平反了。

昨天，一群人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五四」。查一查，離五四還有兩個週末。如果反日示威持續每個週末增溫，到五四時，會是何種場景？「外抗強權」，當然已經有日本作為現成目標。「內除國賊」呢？

暫時看來，打著「愛國」的口號，學生與市民產生了連結。對中國政府來說，學生反日示威是一回事，但如果有民運組織將學生與工人與民工串連起來，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只要中國政府持續表明反對日本「入常」，也許還不怕火燒到自己，反而將會借力使力，在外交舞台上壓制日本（同時，台灣）。但聽到報導中說及「遊行教戰手冊」之類資料的出現，都會區域裡群眾運動的興起，隱隱浮動。這把星星之火，如果點燃，該就不是輕易可以解決的了。

於是乎，中國政府會如何處置這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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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之前文字的檢視，引發了一些朋友新的問號。

問號，我的感覺是好的。在一個鉅變的時代，如果總是服從思考的惰性，將新事物一股腦塞進舊框架，可能才是要真正讓人擔憂的事情。

只是，朋友的諸多問題，也非我目前能力與時間資源所及。先致歉了。盡量有空時會答覆。

而wobblies說道：

的確，諸多老輩台灣人對於日本殖民經驗的認識不同於外省人，然而，我們有無必要去承受台聯這招所帶來的後續效應：比如說，要不要選邊站，要不要支持杜正勝，要不要支持慰安婦等等問題，以及如何去判斷中國的反日情緒，中日緊張關係，乃至到東亞的地緣政治變遷等等。
......
如何理解與面對當代中國威脅，已經是讓思考所謂新台灣認同的朋友夠傷腦筋了，還要加上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包袱？台灣民族主義還真的比B. Anderson講的要複雜上千百倍....

除了司馬講的「站高山看馬相踢」之外，台灣的民間社會可以做些什麼？可以確定的是，involve在靖國神社議題絕對不是選項之一。

台灣民間社會可以作什麼？

我只能說我的一些「感覺」（因為思考不成熟，只能說是「感覺」了）。

首先，關於慰安婦問題，我覺得應該要持續抗議，這涉及具體的人權侵害與正義問題。

其次，關於靖國神社，我的感想是：如果將首要的戰犯排除，則東亞其他國家就不需要為日本右派民族主義製造藉口，反對日本首相入內祭祀亡靈。畢竟，將心比心，如果某個鄰國持續五十年以上反對我國總統進入忠烈祠進行祭拜之禮，我國的國民會作何感想？

依據某些後現代派必得解構一切民族國家意識的觀點，這樣的角度是要受批判的。我接受這樣的批判，但不認為這樣的批判，有絕對的、脫離具體歷史脈絡的意義。

至於日本「入常」，我覺得應該如同某些東南亞國家的聲音，表示贊同。總是，身處於一個崛起中的帝國的旁邊，讓另一個國家能夠有更多在國際舞台上抗衡的空間，不是壞事。

至於，這樣的「感覺」，可以衍生出怎樣的「民間社會作法」？我沒什麼樂觀的可靠事實依據，也沒有推薦這種「感覺」的堅強理由。如此這般分層次的應對態度，大概不是抬面上台灣「有頭有臉」的民間組織所能操作；此外，對日本的民間社會動態，我還是有隔膜的，因此，也不願意強作解人。

從東亞民間組織結盟的角度，wobblies曾經指陳台聯作為的不當：「要搞獨立如果要靠這群傢伙的話，顯然是不成的。嫌中國反對不夠多，還要加上韓國加東南亞各國來敵視台灣！」（掃墓政治學）。從當前東亞的民間結盟條件來說，這項指責是對的。但同時，我也會想著革命少女所言：

「脫美入亞」在施行上實在有太高的難度。先別提中國對於東亞的高掌握度，光是東亞其他國家對台灣的不信任感，就使得這樣的戰略想法有太高的施行難度。唯一可以見縫插針的難道是日本？根據我對日本外務省的觀察，實在太難太難了。（一個安全和平的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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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內追求軍事外交霸權的好戰派，去年一連串對日本的攻勢，換來了日本右派民族主義的抬頭。如果中國政府此次對日本申請加入聯合國安理會，依然採取抵制的態度，對中國的人民有何意義？對東亞和平的前景有何意義？把日本從東亞進一步擠出去，強化「美日同盟」，然後再回頭詛咒日本是「美國走狗」，然後為提高軍費來升高軍備（以及增加產軍政復合體的經濟利益），找到新的理由；這樣的戲碼，台灣自己已經看過了一次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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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四月訪問印尼等國 商討能源合作
中央社，02/14/05

據稱，北京對胡錦濤此行出訪的東南亞三國的既定策略是：在原有的友好合作基礎上，鞏固中國南部的石油和天然氣供給；在涉及敏感區域的合作上，堅持「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進行。
......
從去年開始，中國先後與加彭、埃及等非洲國家簽訂石油協定，首次將觸角伸向非洲；而副主席曾慶紅上月訪問拉美國家時，更敲定大筆能源合作協定。

50年以來，中國的GDP成長十多倍，但礦產資源的消耗，卻成長了四十多倍。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低效率的中國經濟體，成為世界原物料消費的黑洞。

石油方面，中國一向不肯依靠國際能源市場。在中國確定無法壟斷北方俄羅斯的石油供應之後，中國對外尋找油源的腳步，更加積極了。這次，中國把眼光投向了後院──東南亞。

當然，也可以說，這是中國協助東南亞經濟的方式；只是，相對於美國在馬歇爾計畫裡用提升生產力與開放市場的方法來振興歐洲，中國卻是加強由東南亞攫取原物料。東南亞成為中國經濟的附庸，淪為中國原物料的供應地，如果沒有其他的變數，看來在劫難逃。

中國是要繼續依循「追趕先進、軍事對抗」的「兩個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還是要調整成「均衡發展、合作共存」的「一個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顯然，這是件東亞的大事情。blasts與仲大軍，一位台灣人與一位中國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卻聽到了相同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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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趁閒，跑到金石堂。原本想買村上龍的小說，但是瞄了一下文學類的排行榜，居然「中國農民調查」也在其中。有趣，我在心裡說。台灣的讀書人，何時關心起中國農民了？是行銷手法？或者真有這回事？看看標示，已經打折了，於是決定先買這本書吧；關於村上龍，就等下次了

晚上回家，等翻開來，卻就幾乎欲罷不能。很久，沒看到可以震撼心弦的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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