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Nation Reloaded

審議民主，在今年的社大研討會上，據說成了一個焦點議題。

當然，在台灣，人們對於審議民主的注目，這不是第一次。

曾經聽聞著，某社運界「大老」質疑著：二十幾個人，開個會，作出來的意見，有什麼代表性？

（朋友轉述這個故事時，浮現在我腦袋中的想法，是對某些社運人士帶有「菁英主義」氣質的浮誇與缺乏自覺，感到無奈；二十幾個人，在立法院群賢樓前演出行動劇，喊上一陣子聲嘶力竭的口號，就必然有「代表性」了？難道，「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是用媒體的「再現」，re-presentation，來表徵的？）

對於審議民主的質疑，當然，並非台灣的特產。某些美國版的質疑聲音，以及一位美國學者的回應，我已經整理在《Spring Retreat：公民審議與改革的財務學》伊文，此處不再重述。

但幾個月的時間，也讓我意識到了，對於傳統社運導向的「倡議民主」與「審議民主」之間的關係，必須做更進一步的處理了。

原本想等待反省更成熟時才發表的思考，就暫時先丟出來吧。看看，有沒有可能，我們對於審議民主的正當性與恰當運作模式，也能在審議民主的精神下，進行開放的討論。

這裡，就先把我與一些年輕朋友對話時所感受的問題與觀點，約略整理如下：

在通常的形式上，倡議民主與審議民主，都是建立在志願性的公共參與上；一個對公共參與具有敵意的政治文化，一個對公共議題與討論冷感的社會，於兩者，都是致命傷；相對地，兩著也都可以是看成試圖振興公共參與的社會倫理的行動方案。

倡議民主與審議民主，並非如同某些社運人士所想像的，是註定處於相互替代的關係。

審議民主存在的可能性，建立在相互爭議的多元觀點之上；換言之，正是由於種種倡議組織所打開的多元論述空間，使得審議民主成為可能。就此而言，沒有倡議民主，就沒有審議民主。但同時，在倡議組織無法透過組合主義之下的利益代表機制進行繁複的利益折衝與談判之時，在倡議組織無法成為有力的壓力團體而左右政府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審議民主提供一個管道，讓這些倡議主張可以經由開放的討論過程，重新進入公共議程。

可是，也的確，審議並非以特殊利益的表達為特點的「談判」，也不是以否定現存秩序之正當性為特點的「革命」。也因此，儘管人們對於審議民主的具體運作，設想著特質相異的種種模式，但這種種設想，大概都具備著一個共同的元素：強調以一般公民為基礎的參與形式。也正是如此，一般而言，公民審議的會議，如果成為各種「團體代表」各言爾志的座談會，或者角頭較勁的組織力量對決，多半而言，就會被判定成為是失敗的。

於是，綜合而言，倡議民主與審議民主之間，可能形成互補的關係，經由倡議與審議的良性循環，擴大一個社會的公共參與的範圍，提升公共討論的品質；然而，同樣地，倡議民主與審議民主之間，也可能形成對立的關係，這種對立，不僅可能源自於政府的行政或立法部門試圖工具化審議民主會議，來替既定政策「背書」，也有可能源於社運團體將審議民主會議工具化，把對話空間轉化為倡議攻防的功利計算中。

總是，倡議民主乃是使審議民主成為可能的「非審議」條件；而組織良好的審議民主運作，也是實現倡議民主的「非倡議」管道。從倡議到審議，從審議到倡議，如何達成這種良性循環？這個問題，讓我們對於審議民主可能的前進方向，有著「審議民主作為代議民主之補充或校正」之外的新思維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