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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民黨也罷，新民進黨也罷，都該各自從過去的失敗中學到教訓：誰可躍身為下一個十年國家利益、社會共識的護衛者，不是呼喊「回到過去」，祭起傳統的基本 價值來「振興黨魂」就可交差。為台灣爭取未來的每一步，都必是熱情與理性的較量；誰能取得歷史的權柄，猶要看誰能堅持回應新民主時代要求的公共治理願景和 策略，勇敢回答上一階段的政治變遷所交付的歷史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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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版 版本 1.95

一、緣起

2005年12月，讓人憂鬱讓人沮喪讓人瘋狂讓人扼腕的三合一選舉。

選舉結束後，諸多政治評論將這次選舉視為台灣政治發展的分水嶺，標示著某種歷史的終結，更有學者如朱雲漢，擲下斷言：「關於政治狂飆的年代，那休止符已然劃下！」

一次地方選舉，何以會成為台灣政治發展的分水嶺？ 按照觀念市集上的流行通說，此次選舉乃是對陳水扁政府施政績效的期中信任投票；於是，唯一未解的謎題就僅是：民眾透過選票，究竟表達了怎樣的公意？是不信任當前國家元首的政治領導風格？還是不信任當前執政黨的治理能力？抑或，是不再信任民進黨所代表的本土民主改革路線？

把眼光投向半空之間，民進黨五年執政的種種，點點滴滴浮上心頭。

二、一段靈魂追索之旅

選後，相對於主要媒體所表達的外部觀察，民進黨內對選舉民意的主流銓釋，多數傾向於對國家元首的不信任，或者對民進黨執政能力的不信任。

可是，無論就民進黨的黨務改造而言，或台灣整體的政經發展動態而言，更值得深思的，也許是第三個層次的問題：民進黨的本土民主改革路線，是否已與時代脫節，喪失引領台灣進步的動力？或者，反過來說，國民黨如何透過自我轉化，掌握、主導著新政治常識的社會建構？

三、綠色矽島的史前史

自八零年代以來，以政治性的族群動員激發台灣國家認同，以台灣國家認同推動國家體制的正常化，一直是整個本土派政治力量引導民主改革的基調。依循著以民族建構（nation-building）啟動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的族群民族主義方案，對內解構「外來政權」據以實行威權統治的戒嚴體制，對外抗拒中國的外交圍堵和軍事恫嚇。

也憑著此一政治方案，李登輝所領導的國民黨，迎向解嚴後的國會改選潮流，投入政黨競爭機制，援引蔣經國的本土替代策略，力圖化「外來政權」為本土政黨，來延續主導性的執政地位。

眾所周知，此一「寧靜革命」的經濟社會代價，一是在從威權統治向民主治理過渡的歷程中，漠視淡化「轉型正義」的課題（黨產問題是為其主要標記之一），並以片面的族群融合取代雙向的族群尊重，導致國家認同的政治差異不但未見縮減，反延伸為社會矛盾與分歧，坐實「民粹政治」的指控；其次，則是在國民黨內擴大施行侍從主義政治，提高地方派系與新興財團參與資源分配的權力，最終並在本土性金融風暴中引燃社會大眾對「黑金政治」的憤怒。

四、讓夢想飛揚起來

在李登輝宣示「兩國論」的政治立場後，國民黨的本土化路線達到最高潮，卻也讓基本依循同樣政治方案的民進黨，在搭配上中間偏左的「新中間路線」改革訴求之後，獲得中間選民的支持，以本土民主改革派的姿態，實現了華人社會首次的和平政權移轉，完成政黨輪替。

以「新中間路線」訴求取得執政地位的民進黨，本來首要的民意託付，應在於檢視上個世紀後半葉的威權統治所遺留的諸種「轉型正義」課題，去除滋長黑金的侍從主義政治；透過持續的民主深化調整政府部門、企業部門與民間第三部門之間的互動型態，形成維繫民主治理活力的合理夥伴關係，然後正面迎戰以中國崛起為特徵的當今全球化趨勢，整合經濟、社會和文化政策，來佈置有利於發展知識經濟的非貿易財，締造經濟繁榮與社會團結的良性循環。

此時的民進黨，擁有難得的歷史契機，不僅可完整檢討「李登輝路線」的政治遺產，更可能持續擴大支持「進步改革」的社會基礎，進行自族群民族主義航向公民民族主義的歷史轉換，由「從認同到民主」的族群動員，換軌到「從民主到認同」的公民參與，為民主民族（democratic nation）的國家倫理（state ethic），由下而上地奠定廣泛厚實的根基。

五、哪些許諾，如白雲一樣不回頭

但民進黨政府困於一系列危機管理的失措，遂坐失這次歷史契機。

在因應世界性IT產業泡沫崩盤、產業向中國外移的經濟危機時，高舉起「拼經濟」的大旗，中間偏左的改革方針遭到懸擱，經濟社會政策逐步「向右轉」，在失業激增、貧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使泛藍勢力得以挪用社會弱勢的角度，陸續攻訐民進黨甘為權貴集團的共犯結構，不斷削弱本土派在農民、勞工階級中的政治支持；面對深綠政治勢力因「四不一沒有」的政治宣示而離心離德，泛藍以核四案為由試圖罷免總統的政治危機，民進黨不僅對深化民主的進步治理架構灰心喪志，改奉「招降納叛」的特殊利益交換結盟，甚而在農漁會信用部改革案屈從本應棄絕的侍從主義政治，招致中間選民的疑慮與失望。

於是，在「綠色矽島」許諾的盡頭，「台灣優先」的呼喚猶在風中飄盪，但民主深化的意志卻已軟弱渙散。 本土派不再是轉型正義、社會團結和公民參與的載體，更無從強化民主改革的社會基礎，穩健地導入公民民族主義的政治方案，而僅能退守族群民族主義的語言與動作，謀求鞏固深綠的基本盤。

六、跌入睡夢裡

正是在民進黨陷入政治守勢，尋求與地方派系結盟之時，馬英九則以特種黨部的強力政治支持為支點，跳脫地方黨機器的既定組織動員，直接向民眾訴求民進黨原本的「清廉勤政」，既壓縮、箝制地方派系在國民黨內的活動範圍，也順勢鞏固其在國民黨內的領導地位。

有別於先前具有強烈黨國君父情懷的舊國民黨勢力，馬英九的反黑金改革似乎承認國民黨過去的非常地位已不可回復，開始強化國民黨的黨內民主機制，以民主憲政的守護者自居。當民進黨仍在擊打以舊外來威權統治為投射圖像的稻草人，渾然不覺一個新民主時代的新國民黨已悄然誕生。

七、回到夢土之路

由此觀察2005年的三合一選舉，以「政治狂飆年代」的終結來描繪其可能的長期歷史意義，雖不遠矣，卻有失精準。更確切地說，選舉民意所反映的，更可能是在前述的時代脈絡下，以族群動員與國家認同對峙為典範特質的族群民族主義方案，已缺乏推進民主改革議程的動能。

如果這個判斷可以成立，則此次三合一選舉的結果就隱然意味著某種政治典範轉移的效應。一旦高度激化的政黨敵我對抗被推擠至政治舞台的邊緣，某種事實上的（de facto）「和解共生」政治路線勢必趁隙登場，並為下一個階段公民民族主義的發展開拓可能空間。

某些媒體雖也開始以此種事實上的「和解共生」路線為論述主軸，用樂觀激昂的音調鋪陳起「馬英九的十年」，但由馬英九所領導的新國民黨可否順利化身為「和解共生」路線的主要代表者，實際上仍存在重大的不確定因素。

首先，馬英九所領導的黨機器，是否可在中國導向的「祖國民族主義」（homeland nationalism）與台灣導向的公民民族主義之間，取得適當的定位，仍是未知之數；其次，新國民黨可否透過反黑金改革建立起正當公義的理性權力，克制舊國民黨暗室交易的權力理性，仍有待具體行動證明；最後，國民黨偏向促進兩岸經濟整合的政策綱領，在面對全球化與本土化的辯證時，如何能提升保護經濟社會弱勢的政府效能，尚未真正得到考驗。

八、雪白明月照大地

總結而言，無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當把下一階段的政黨「和解共生」當作一個政治目標加以肯定，其實都無從忽略「和解共生」是一個包含內在衝突的政治策略；不如實考慮自身的政治文化在實行「和解共生」時所會面臨的內在緊張，企圖以投機折衷來擁抱「和解共生」，對轉型正義、民主深化喪失起碼的反省能力，也許反而會在「和解共生」路線裡埋葬了自己。

顯然，新國民黨也罷，新民進黨也罷，都該各自從過去的失敗中學到教訓：誰可躍身為下一個十年國家利益、社會共識的護衛者，不是呼喊「回到過去」，祭起傳統的基本價值來「振興黨魂」就可交差。為台灣爭取未來的每一步，都必是熱情與理性的較量；誰能取得歷史的權柄，猶要看誰能堅持回應新民主時代要求的公共治理願景和策略，勇敢回答上一階段的政治變遷所交付的歷史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