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Nation Reloaded

麥克傳來的訊息，希望大家寫寫「我的31歲」。

可是我一直沒動筆。

31歲時，我正在英國。表面上，那是一段悠閒的日子。每天早上，在廚房吃早餐時，我一邊聽著 BBC 4 的時事評論，一邊看著窗外，那個總是一片翠綠的草原，偶而有幾隻牧羊低頭吃草。蘭開夏郡，19世紀時，整個埃及有三分之二的農地在為此地的紡織業種植棉花；如今，度過了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的繁華或虛華，蘭開夏重返寧靜。

但在平靜的表面下，我卻是過著知識反省上匆忙的日子。每日，從星期一到星期天，無休無止，心情略帶激昂地在圖書館，在講堂，在與教授和其他國家學生的對話中，繼續探索，繼續思考那個日夜折磨我的生命命題。

是的，那個屬於時代，但可能更屬於我自己的生命命題；關於80年代晚期社運的失敗。

這些內在的生命經驗，我不知道如何與人分享，也不知道誰會有興趣。所以，我一直沒寫。抱歉了，麥克。

但，說實在，我有沒有想說的話？似乎有，也似乎沒有。

「如果連大人都不相信有美好的未來，卻要孩子們相信明天會更好，這也許是不負責任的；為了下一代，我們大人應該要提起勇氣，替下一代找尋新的思想之路。」大江健三郎，曾經這麼說過。

已經走到了這樣的年紀，開始想的，是能留給後人什麼？

人的個性，是的確難改變的。其實，這個問題，不是現在才浮上心頭。

這樣的念頭，在當年朋友們支持我刊出訓導處審稿未過的文章實是如此，在我批評教官介入選舉而留校察看時也是如此。

這些，不過是歷史的長河中微不足道的奉獻，但同時，我的朋友，它們也是我深埋心底的疤痕。那疤痕是如此之深，以致於我很少願意對別人談它。

（永遠不能忘記，那個雨天，我走出系辦公室時，班導師要我遠離陪我前來學校的朋友。我的導師，一位一向對我很和善的修女，看著我一起留校察看的朋友，狠狠地說，要我離他遠一點；曾經是一起奮戰的兄弟，在那一刻，我們卻只能彼此各自撐著一支傘，獨自走在雨中，宛如不相識的陌生人。從沒有想過，通向校門的路，會是這麼遙遠而漫長，每一步，都沈重。）

（但其實，也直到現在，我才明白，這些經驗，是如何改變了我。）

我的青年歲月，是以解嚴為標記的。在解嚴前，我們只能是在言論審查的夾縫下搖筆弄文的慘綠青年，頂多有時帶著一瓶酒，幾個人坐在校園的大禮堂廣場前，想像著有一天，學生會聚集在這裡，咆哮出、呼喊著他們所期待的正義與新秩序。

更刺激的事情，當然也是有的。曾經，我的一位原住民籍的密友，有一晚神神秘秘地把幾個好友聚集在系圖，一邊述說著原住民部落社會崩解的悲哀，一邊在我們耳邊說：讓我們一起「幹一票大的」，刺殺蔣經國。

實際行動呢？當時，朋友沒人願意當面拒絕他，但事後，也沒人真正想付諸實行；我的密友看著無趣，從此不再提這件事，只跟我談他想組一個搖滾樂團。直到幾年後，我才知道，同樣的聲音，同樣的衝動，在我的同輩中，居然曾經在各個角落不斷上演過。

是的，那樣的歲月，就像某人說的，未來遙遠而沒有形狀，夢想不知道該叫什麼名字。當高幸疆主編的人間副刊登出「1984」的專題時（是的，村上春樹的 1Q84 所投射的時代），朋友都明白，其實大家想談的，是台灣的黨國體制；我們都聽到了那森嚴的國家建築正在傾圮的聲音，但是，我們不知道要多久，更不知道轉型之後的巨獸，會長成什麼樣子。

之後，是1985年，廣場協議使得日圓升值，然後接著台幣。當時，人們開始談起亞洲四小龍，神情一如今日談到 BRIC；熱錢淹沒了台灣，島嶼的子民，第一次嚐到金融資本主義的甜美果實，而它的惡果，我們要到20年後才完全體會。

正是在這個資產開始泡沫化的時點，1986年，台大學運從參與鹿港反杜邦開始，轉化為「自由之愛」的校園民主運動。我們在輔大，則忙著準備迎接即將來臨的大眾學運時代。

從黨外雜誌中，我們知道了所謂的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論述，但這些，對於年輕的我，都顯得無法真正碰觸到我所關切的社會改革議題和道路。當時的所謂右派，只關心國會改選議題，新國家的旗號下，我看不清人民的身影，而當時的所謂左派，則只會印一印一些簡體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或者比賽背誦毛選或毛詩。

另一方面，我們看著新生的民進黨，心裡知道，自由民主、獨立台灣的運動，在進行著有計畫、有步驟而意志高昂的正面攻擊；那個舊體制解體最驚心動魄的一面，正在我們眼前展開。

但我不滿足於此。我不斷問著：我們要怎樣一個新的台灣？一個平等、正義、自由的台灣？

金聖嘆評論《水滸傳》時，這麼描繪那些異於常軌的「水滸好漢」的共通性格或命運：「一副才調無處擺劃，一副氣力無處出脫。」我們知道舊威權主導的社會正在解體。經由民主學生聯盟，好不容易把一些游離於社會主流保守思維外的學生集結了起來，用地下學生刊物，正式打出了叛逆的旗幟。一群人，宛如梁山落草；造反、革命、打天下，這是超越所有的政治立場辯論之外，大夥同聲一氣的政治感性。

從1986到1988年，走過農村，走過工廠，走過許多不曾知道名字的偏鄉和部落。把喧騰的「台灣意識、中國意識」論戰留在台北的咖啡廳，我相信在田野中，可以找尋到我所認可的前進方向。

然而，520遊行演出街頭衝突而使農運潰散，接著，遠東紡織工運罷工失敗；惡浪一波又一波，把正在探索新路的我，打入了深淵。大夥辛辛苦苦串連出南北學生的連線，但我卻已經不知道前進的道路在那裡。

暫時無解的我，一度頹廢。最後，我帶著女友離異的傷痛，和滿懷的問號，去服兵役了。

軍隊生活的苦悶，讓我遠離了頹廢；只要有空，我終日埋首於海耶克的著作。原因之一是我閱讀的書籍受到檢查，於是，為免得麻煩，乾脆選擇相對安全的新自由主義哲學，另方面，也是希望藉此瞭解那個正在進行中的新自由主義「革命」，到底政治經濟哲學的底蘊為何。其實，真該感謝了海耶克；他試圖全面批判歐美左翼思維的著作，反而提供了我一面鏡子，折射出這個島嶼當時所忽略的20世紀左翼圖譜。

服完兵役，我決定了，我要去英國留學，看看歐洲左翼如何思考新的改革策略。

大體而言，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在英國的日子，我會為著澄清關於市場經濟的道德限制的基本問題而與教授們一起重新解讀亞當‧斯密，也會為著思考左翼的產業政策而閱讀熊彼得，乃至當代哈佛與 MIT 管理學者的論文。透過那段相處的日子，我明白了英國左派知識分子對於新自由主義的評價、反省和批判，也參與了一些改革策略的討論。其中的部分討論成果，後來滲入了「新工黨」的政治構想中，成為了所謂「第三條路」或「新中間路線」。

回來台灣後，因緣際會，我進入了陳水扁的2000年選舉辦公室。由於胡忠信等人向陳水扁推銷「新中間路線」作為大選的文宣主軸，我於是有了機會混水摸魚，把在英國留學時思考的改革圖像，放進總統候選人的文稿中。

那是一段相對快樂的日子。幾年的思考，化成了可能影響國家政策的政治修辭。

接著的混亂，大概是大家所熟知的，我就不贅述了。歷史的轉折，永遠難以猜測。年輕時的我，從未想過台灣可能在2000年實現政黨輪替，更從未想過，新的執政黨，會徹底成為改革理想與思維的掘墓者。

於是，從1988到2008年，20年的時間，我又站回了類似的位置。

不過，如同老黑格爾警告的，歷史必會重複，如此歷史才不會重複。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終結了新自由主義「革命」。但重新抉擇21世紀人類命運的巨大爭鬥，也於焉正式開演。

「如果連大人都不相信有美好的未來，卻要孩子們相信明天會更好，這也許是不負責任的；為了下一代，我們大人應該要提起勇氣，替下一代找尋新的思想之路。」大江健三郎的話語，再度在耳邊響起。

收拾起心情，我開始寫著，「關於我的31歲」......

（特別說明：修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