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Nation Reloaded

一年之前，在朋友組成的mail list上，大家討論到了錢永祥的一篇評論龍應台《面對大海的時候》的文字：《文化認同還是文化批判？》。

針對當時的討論，我留下了這樣的文字：

以我所見，多數論者不僅願意認真檢視在〔全球化〕（以及，與此相關的〔中國化〕）衝擊下台灣社會內部的不平等構造，也願意以種種在國家機器之內、之外摸索新治理模式的集體行動，與透過居於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介面組織而展開的正式、非正式協商與審議，推動有助於形成公民社會與促進社會團結的改革事項。過去80年代流行的簡單〔國家〕／〔社會〕二分邏輯，確實已經難以掌握這種新動力的方向與運作。

對於還在運用這種簡化的論述邏輯的人，我只能提醒：按照某種社會理論觀點，所謂〔政治體系〕，基本上就是由奠基於〔執政〕／〔反對〕區分的論述所反覆構成的。如此說來，以〔社會〕之名〔反對〕國家的人，已經身處於政治體系之內，並且透過這種〔反對〕，不斷地延伸著他們所〔反對〕的〔國家〕－－這個當代政治體系的別名。Where is the social？What is the societal？

如果〔賤民是無法說話的〕，答案，似乎不是如此自明的。以〔社會〕之名claim victimhood，我想該是許多後殖民派的女性主義者無法認同的。〔社會〕自身與〔社會〕的論述表象之間的認識論深淵，不斷地提醒我們某種以〔社會〕之名發言時潛在的倫理張力。在今天，一個夠格的〔進步〕知識份子，至少該是對於這種倫理張力有高度自覺的人。

Claim victimhood。當時我並沒有對於這個現象特別敏感，但是，最近影響中日關係的種種事件，卻讓我覺得這個題目，其實值得深入研究下去。

現在看來，由claim victimhood所引發的倫理問題，不僅存在於以「國家」、「社會」之對立為根本的社運典範中。在國與國的關係中，在權力關係的調節中，victimhood及其補償，也屢屢浮現為焦點議題。

要考察此種nationalized victimhood，似乎就不能不指向東亞十九世紀以來的「民族國家建國」(nation state-building）運動的歷史格局與意義變遷。一些網站上最近的留言，讓我感覺著，潛存著對於東亞這種現代化路徑的某種曖昧態度。一方面，對於他國的類似計畫，採取強烈的否定，一方面，在描述到本國的現代化歷程時，卻忽略了：自己的國家的現代化歷程，可能正是在同樣類型的現代化路徑下而前進著.。

看來缺乏著歷史自覺的victimised 民族意識論述，並且屢屢返回某種前現代的「文化傳承」以謀取自我定位和自我正當化──但弔詭地，其實這種種「文化傳承」，卻又是二十世紀前半葉東亞知識份子的「救亡圖存」的反西方帝國主義現代化運動所爬梳與重新發明的「文化傳統」。

在這個脈絡裡，在某處看到的日本學者古田博司的評論，就顯得頗讓人玩味：

　　

此前東亞地區的不諧和音，主要起因於日本對這個地域的侵略、掠奪和榨取。因而，只有日本不停的贖罪才是對這一區域的和解與協調的貢獻。這一結論，經某些「倫理派」人士的不斷誘導，被傳播至今……但是，細究其根源，不諧和音難道不是源自從東亞方向傳來的「頑固低音」（Basso Ostinato，執拗地在低音部分不斷重復的音素）嗎？

　　東亞諸國的民族主義，最內裏的一層以中華思想為原型，在它的基礎上，又由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疊床架屋而形成了新的層面。從內向外面向新層，以自己為「中華」，東亞的「霸主性」容易被「一氣呵成」，而新層卻是以對於「無法遺忘的他者」的日本的反動為動機，不斷地撩撥著內裏的對於夷狄日本的侮辱與憎惡。

　　古田認為，東亞思想的「共通性」就是把自己定位為「中華」而輕蔑周邊其他國家、民族的構造。因此，對於所謂「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他相信由於其內部缺乏內在的論理張力，其一旦離陸，便會「空中分解」。所以，他說，「在東亞諸國的民族主義依然生猛的時候，我國不易操之過急。」 〈東アジア諸国の『内側の論理』を読むー『中華思想』と『国家・民族主義』の二重構造〉（中央公論9月號）

東方的「民族國家建國」論述，是透過「無法遺忘的他者」的建構成立的。這樣的論斷，如果可信，那麼，一個要判斷的課題是：我們，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上，在多大程度上超脫了這種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