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Nation Reloaded

文字的主旨，很單純而明確：

那些在GDP遊戲中成長的官員，如今就像陷入魔咒般，常把成長數字掛在嘴邊，從消費券到CEPA，都要拿GDP成長率來換算。彷彿，只有GDP是衡量政策重要性的唯一指標，彷彿，只要GDP有增加，老百姓就會高興地買單。

該擺脫這樣的思考方式了。GDP，固然是理解國家經濟實力、衡量政府效能的重要工具，但絕不是今天人民最關切的指標。

確實，如他所言，「GDP的問題很多，早就不是新聞。」可能，真的該存疑的是：為何它可以持續成為衡量經濟決策的神聖標準，飽受質疑而卻歷久不衰？

沈雲驄的批評本身，也許就提供了部分的答案。

按照他的說法，經濟學家在統計GDP時，只需看經濟活動的結果，不需問一個經濟活動的社會環境代價。因此，伐木業不管是否濫墾，都對GDP有幫助；石化業不管汙染再嚴重，都讓經濟數據好看。

此外，GDP作為一種國民經濟會計制度，也與許多傳統的會計制度一樣，只看財務數字，不問財務數字下的活動所可能蘊含的社會環境內容。

所以，當一個人從金融機構取得九成貸款，買了一棟超過財力負荷的房子，GDP增加了，但是這個金融決策可能為這個家庭帶來的財務壓力卻沒有顯示在GDP上。如他所言：「是的，不管背後的問題有多少，GDP都會因此而增加。」

問題還不止於此。「GDP也只看量，不看質，不會分辨經濟活動的附帶效果。」於是，如果是在荷蘭，買賣大麻的業績，也算是GDP的一部分；如果是在美國， 買賣槍枝的收入也會被計算入GDP裡。最後，一如預期的，「GDP只管總體，不問個體，經濟成長的好處是被少數人賺走，還是讓更多人均享，抱歉，GDP不 管公平，不管貧富差距。」

換言之，GDP提供了一個高度化約的成果度量架構，讓政府財經官員可以正當化其其經濟政策優先的決策理性，也可以輕鬆卸除經濟政策的社會環境面向考量。在這個簡化的脈絡之下，財經官員如何「保衛GDP」？方法常常很簡單：私人投資XXX金額，等於這個數字的GDP增長；加入多少政府投資，按照過去的係數，然後可以增加幾個百分點的GDP增長。如是的簡便計算，跟行政院長或總統說明時，連試算表都用不上，只要擺個計算機，按幾個按鍵，一切清楚而明瞭。至於社會環境代價？那就幾個冷門部會「自行吸收」了。

拉回企業社會責任的脈絡來看，這裡對於GDP的批評，除了最後一點，幾乎都可以適用於企業社會責任倡議社群對傳統企業財務報表的批評。倒過來說，GDP的缺陷，也可以說是傳統會計形式的缺失在宏觀層次的複製與放大。在企業的層次，針對傳統財務報表的缺失，因而產生了以企業活動的社會環境影響為主要內容的非財務資訊揭露格式，其中最通行的方式，就是相當於企業財務年報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這些非財務資訊揭露格式的逐漸主流化，也確實開始影響了企業高階經理人以及金融市場投資者的決策視野，開始把企業的社會環境責任議題納入企業決策或投資決策的範圍內。

但針對宏觀層次的GDP，有沒有相應於企業非財務資訊揭露的改革運動呢？

根據沈雲驄的介紹，過去顯然已經有幾次的嘗試：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啟發的「永續經濟福祉指數」；劍橋大學的「國民福祉會計」；聯合國的「環境經濟綜合帳」。甚至，一個多月後，另外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史蒂格列茲與沈恩所帶領的委員會，也將提出他們的構想。在政府組織方面，法國總統薩科奇之前已經表示要認真評估採用GDP以外的指標。

從企業社會責任倡議的角度來地說，微觀層次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需要著相應的宏觀經濟會計制度變革；當我們改變評量總體經濟的分析架構，自然有利於引導同時重視企業活動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應的「三重底線」觀點。

同時，從整體社會的角度來看，在這次經濟大衰退所激發的改革潮流中，以GDP為準的國民經濟會計制度的變革，確實也該是東亞公民社會團體共同關注的課題。如果要激勵政府採取對社會環境負責的經濟政策，我們不可能不改變政府機構用以衡量政績的度量架構，也不可能不要求政府揭露每項經濟政策的社會環境代價。

寫到這裡時，正好看到mauxu為保護老樹運動寫下的推文：

我們保護的不是一顆樹，而是程序與環境的正義。台北市政府跨過環評、都審，以及還在行政法院訴訟的假處分，只為了遠雄的利益就踐踏程序、糟蹋老樹。

如何讓社會環境代價對政府來說是「可見的」，是衡量政府治理績效的基本尺度，這正是改革國民經濟會計制度所要面對的主要課題。但問題是：我們，如何能開始邁出走向這個方向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