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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歐巴馬批不負責任 華爾街反駁：不分紅企業會倒閉

鉅亨網新聞中心 (來源：中國評論新聞網)
2009 / 01 / 31 星期六 11:58

金融海嘯下，華爾街大行得到美國財政部巨額援助，安渡難關，但貪婪本色未減，去年合共大派184億美元花紅，金額是史上第六高，氣得總統奧巴馬大發雷霆，公開譴責華爾街高層"極度不負責任"和"可恥"。奧巴馬政府正為新救市資金籌謀，今次爭議可能使金融機構的薪酬福利受到更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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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前日與財長蓋特納會見記者，就此事猛烈發炮："這是不負責任的極至，這是可恥的，我們需要那些求助的華爾街人士，表現出一點克制，一點紀律和一點責任感。"他強調，華爾街高層總會有賺得利潤的時候，"但不是現在"。

按照報導，2008年華爾街員工的的年終獎金總和預計達184億美元，較2007年減少少了44%，但卻和2004年相若。情況如此，但據說新就任總統的歐巴馬卻是讀報後才知悉此事的；甚而，公佈此事的，也不是聯邦政府機構。而是紐約州的審計處。

於是，歐巴馬表示，「新政府將與華爾街高層直接對話，表達關注」。副總統拜登接受CNBC訪問時說：「很想把這些人扔進禁閉室裡。」議會也不惶多讓；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多德聲言，將採取「一切合法手段」追討有關款項，並要傳召接受財政部挹注資金的金融機構高層，到國會作證解釋分紅的安排。在報導中，美國企業法律學教授哈默梅什表示，「根據相關法例」，財政部有權發出監管規則，追討過量薪酬開支。

雖然不曉得「根據相關法例」美國政府所可以採取的「一切合法手段」是什麼，但無疑的，這裡是把公司視為私人產權，以契約理論為本的「股東價值論」的戰場。既使在財政部透過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挹注私營金融機構2,000億美元資金後，它們依然是私人財產；政府不能無端侵害私人企業的自主性。

但「股東價值論」會贊同金融機構員工在此時的分紅行為嗎？未必。金融機構高層與其他經理人，做為股東的代理人，在公司虧損的情形下領取鉅額分紅，未必會受到「股東價值論」的肯定。也許，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問：如果不能肯定，為何這種事情會發生？「股東價值論」的標準答案，當然是：缺乏良善的公司治理──不過，這次，發生這事的，不是台灣，不是中國，而是美國。

據說，自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各金融機構已經總共裁減了近26.5萬個職位；這26.5萬人，當然，多數該是沒領到分紅的。在大量裁員之後，剩餘的管理階層和經理人員來分配更高額度的分紅，自然，是社會正當性不足的。在這裡，「利害相關者論」跑入舞台了。

歐巴馬的一句話，吐露了他之所以憤怒的「公共性理由」：「華爾街派發巨額花紅，會削弱公眾對於政府救市計劃的支持。」原來，在美國眾議院日前通過8,190億美元的刺激經濟方案後，還有著類似法案將提交參議院辯論。按照「利害相關者論」，美國政府自然是美國金融機構的重要利害相關者，他們不僅可提供資金，可以制約金融機構的決策和行動（華爾街的分析師已經說了，財政部可設下條件，限制金融機構交還部分花紅，以換取新一批資金；他們預料，國會也將會限制華爾街高層甚至其員工的新酬上限），更重要的，他們有自己的政治利益（或者說，公共利益的考量）。從「利害相關者論」的角度來說，對員工發放鉅額分紅而在政府眼中失去社會正當性，似乎談不上是「明智的利害相關者關係管理」。

但「利害相關者論」必然會反對鉅額年終獎金嗎？也未必。

按造新聞報導，Avalon Partners首席市場經濟師卡迪略說：「我們必須明白，很多花紅具有合約基礎，很多人都是根據百分比打工支薪。」此外，特拉華州大學約翰溫伯格企業管理中心的總監埃爾森表示，「金融從業員是按照一條方程式計算分紅，除非誠信有問題，違反專業操守，否則花紅將如常發放。」紐約薪酬顧問公司Johnson Associates行政總監約翰遜，則甚至於說：「假如你說，我不向任何人派花紅了，你可能導致數家公司倒閉，這比激怒民眾還要糟。」

我不是美國金融機構的專家，無從判斷這些評估的真實性如何。但如果他們所說為實，「利害相關者論」要在這裡說一聲反對，是有些為難的理由。員工，在金融機構，當然是重要的「無形資產」，也是重要的利害相關者。對於這個重要的利害相關群體的利益，公司能夠忽略嗎？

乍看之下，「利害相關者論」似乎陷入了一個悖論。忽略員工利益的公司，能稱得上是一個有社會責任的公司嗎？但倒過來說，在這時，重視員工權益的公司，說得上是有社會責任擔當的公司嗎？如此看來。「股東價值論」的批評沒錯，「利害相關者論」並無法為公司管理者提供明確的判準，來決定如何權衡各種利害相關者不同的利益而形成明智的決策。

不過，「利害相關者論」，會因為這個批評就完全失去了立足點嗎？也不盡然。故事絕不會這麼簡單。老練的「利害相關者論」主張者，馬上可以指出來：金融機構的管理者之所以陷入這種的利害相關者關係管理上的「兩害相權」困境，就是因為之前他們僅採取了「股東價值極大化」的觀點來進行公司決策，而沒有考慮到金融商業機構的各種利害相關者的利益，並且將這些不同的利益整合成一個邏輯一致的公司願景和使命。金融機構在當前的社會責任兩難，只更凸顯了「利害相關者論」的基本規範性命題：經濟與倫理，始終是不可分離的。

「利害相關者論」的這種答覆方式，會使人滿意嗎？於我來說，還是有所保留的。

舉例來說，在次級房貸轉化為「掠奪性借貸」（predatory lending）的過程裡，美國金融機構的這種員工新酬結構，產生了什麼推波助瀾的作用？假如金融機構要成為有社會責任的信貸服務提供者，這種員工新酬結構，有沒有修正的必要？又要如何修正？

「利害相關者論」，對這些具體的「經濟與倫理的整合」的問題，不論在評估和解決上，是否提供了足夠的概念工具？這些，還是有待考察的題目。但現實的世界，世界的現實，已經正大步走向著未知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