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Nation Reloaded

一位朋友問到《中國農民調查》此書的文筆與內容如何？內容的部分，我還沒有看完，不敢論斷。至於文筆，習慣於台灣現代文學語言的朋友，可能會覺得粗糙。然而，如果熟悉八零年代台灣黨外雜誌文風的朋友，可能又會覺得似曾相識。

那種文風是具有大眾性的。某些段落，甚至明顯地採用民間說書者的表現手法。這種求取大眾閱讀性的努力，在商業化的現代寫作流行的台灣，直覺上該是不討好的。可是，對中國的讀者，可能感覺就不同了。

在一位中國網友的blog上，看到許多留言，其中之一，這麼說著：

看《中国农民调查》，越往下看，越看不下去，因为气愤，因为无奈。有点不可置信的是，我竟然象是在看一本关于旧社会农民被压迫的历史书，他们向中央上访，仿佛是向以前的皇帝伸冤，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

我想，許多看完的人，該都會有同樣的感覺。

記得，當年讀完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時，曾經跟一位朋友笑著說：國民黨從來沒有真正統治過中國，也因此，所謂「失去大陸」，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神話（這個冷笑話，大概只有讀過費孝通那本書的朋友能夠體會。）而《中國農民調查》呢？還沒看完，但卻讓我也想做出類似的結論：中國共產黨，其實並沒有真正統治中國。

該把冷笑話收起來了。我的意思是說：中國的「國家（政權）建設」（state-building），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還在非常表象、浮面的層次。儘管城市裡政治運動來了又去，去了又來，翻轉折騰了一百多年，費孝通筆下的天高皇帝遠的「鄉土中國」，卻依然如故（難怪，中國的異議知識份子如何清漣等，會羨慕日本的明治維新與天皇體制。）

《中國農民調查》所揭露的經驗素材，讓我對張靜（一位中國社會學者）的分析觀點，更覺得信服了。張靜在一篇訪談裡，這樣反駁種種用國家權力深入基層的角度來解釋中國農村變化的觀點：

国家政权是不是真的（在管治权的意义上）深入下去了？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基层的毁坏确实存在的话，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国家政治得到解释？在《基层政权》里，我的结论是，国家政权的深入的假设只是一个虚构的分析工具，因为材料证实，虽然它部分地服务于国家目标，但基层政权具有相当的独立利益和自主地位，它的实践规则同国家目标并不一致，同农民的目标也不一致。因此在政治上，它的作用并不是使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而是分离它们。（政治社会学研究——访北大社会学系张静）

這種政治社會學的觀察，在政治上有何種意義？張靜接著的談話，透露了部分的訊息：

国家角色的现代性转变十分重要。如果它只是来收钱，收了钱后什么也不管，这不能说有什么变化，因为传统上、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没有发生的时期也是如此。当一个农民有某一件事需要国家保护的时候，国家并不能保护他，这说明国家没有能力使他确保公民身份，农民不是国民或公民，他的权利界定和保护都不由国家提供，这证明国家力量并没有深入下去。

這段談話，其實是讓人震撼的政治裁斷。迄今為此，中國的農民，其實還不是中國的「國民」或「公民」。在歐洲經典性的民族國家構成史的研究中所津津樂道的「農民變成國民」的政治現代化過程，在中國，還沒有發生。我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談的「兩個中國」，在此，似乎更必須翻譯成一種政治社會學上的「兩個中國」：一個有國民身份的中國與一個沒有國民身份的中國，在同一個土地上並存著。

（我們在談的，難道是農奴解放之前的美國嗎？平權運動之前的美國嗎？）

中國在二十世紀歷經了兩次大規模的政治革命之後，居然還是一個農民尚未成為國民的前現代國家？

這樣的結論，讓人為中國，為東亞的前景，感到憂心。然則，是不是，也只有從這樣的觀察角度，我們才能充分理解在同一個blog裡的另一篇留言：

看《中国农民调查》，是这学期初的事情了，在报刊杂志看到很多关于农村问题的报道，自己在这方面也思考的比较多，于是很想深究问题的根源，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这本书，于是…download，saving….reading…看着看着就心酸了，想不到中国农村改革这么多年了，很多农民还是过的比旧社会还辛酸的日子......我们确实该做点事情了....

當現代意義下的國家治理權力，在農村是「缺席的」，也就無怪乎所謂「農村改革」，造就的只是一個「更辛酸」的農村社會。

但是，這種帶有長期歷史意味的觀察，不應該讓我們忽略了中國政府晚近的經濟策略所帶來的負面社會作用。如同那個blog上的另一篇留言所點出的：

怪谁呢？江泽民主政的十三年间，繁荣发展了沿海城市，他全心依靠工人阶级但忽视了广大农业人口。。。。。。
长期以来城市富裕人口享受极其廉价的农产品价格，并认为这是一种福利待遇，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城市高收入阶层应为他们每天所食付出更高代价。。。。。。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的確，江澤民所代表的「上海幫」勢力，是以犧牲農民利益來換取城市的相對政治穩定的。這種在經濟上惡化的「兩個中國」的趨勢，正也是胡錦濤與溫家寶的「開發大西部與老東北」政策所要矯正的。在此，鞏固「胡溫領導中心」的政治利益，與調節江澤民時代不平衡發展策略所產生的社會緊張與壓力，是相呼應的。

不過，如果政治上的「兩個中國」沒有得到解決，經濟上的「一個中國」，有可能嗎？以矯正不平衡發展為策略核心的「胡溫體制」，如果以不觸動基層政權為前提，在塑造一個共享經濟繁榮的中國的道路上，可能走得多遠？

就讓我們繼續仔細觀察吧。看看「胡溫體制」能從管理「危機管理」中，摸索出什麼東西來。

同一個blog的留言，讓我注意到了，「兩個中國」的趨勢，還會持續惡化的兩個面向。

其一，是在老年福利上。一位中國網友的留言提到：

同样是国家的主人，城市工人好赖还可以60退休，可我们的爷爷奶奶到了70岁也要种地，公平吗。同样要为国家交税。

這種「老年福利」的「一國兩制」，在中國逐步邁向「老年社會」的路途上，當然必然導致日益嚴重的社會異議。

其次，是教育機會上的階級分化。中國從1999年開始的高學費政策，已經開始產生了阻礙階級流動的社會效應：

本人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本科生班主任，以下结论根本实际工作体会得出。

　　本人发现，大概从99年开始的大学高收费的效应已经初步显现出来，其结果不只是带来片面的社会问题，而是带来了整一代大学生阶层结构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影响到未来30年间中国中坚力量的构成，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走向。

　　一个明显的感觉是，现在大学生中城镇生的比例越来越大，中国现在的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0%，三成左右，四五年前——在大学高收费之前，学生中基本农村学生占了一大半，——本来应该是七成，但由于城镇子女少、教育资源占有多，所以农村生的比例大概占五六成，由于农村尤其是贫困学生相对更为勤奋，所以在名牌顶尖学校中，农村生源的比例更大。

　　而现在不同了，根据我的调查和感受，现在学生中城镇生源居多，已经占到大半以上，有些地方占到七八成，和国家总体人口结构恰恰相反。

　　笔者认为，这显然和高收费的市场调节能力密切相关，由于高收费，使更多的农村学生上不了大学或上不了名牌大学，大学生的阶层结构正在慢慢起深刻变化

......

高收费，是国家为了“刺激内需”的蝇头小利，却扼杀了社会分层的流动，扼杀了穷人的动力和梦想，改变了未来社会的阶层结构，加速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加速社会的两极分化，加速社会矛盾的恶化，改变了社会权力精英的结构，进一步漠视了弱者的利益和出路，阻塞社会活力的焕发，阻塞社会血液的更新，阻塞社会阶层利益的沟通和理解，阻塞中华民族未来创新力再造的可能，使中国重新陷入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垄断专制的国家，陷入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变动分裂的恶性循环。民族的复兴遥遥无期，深为国家所不取。

這種教育機會不均等持續惡化的現象，當然是會讓中國發生「利益集團壟斷專制」的可能性向上升高，而非向下縮減。

（台灣去年抗議高學費政策的學生運動，一路串連到了歐洲，卻好像忘了聲援中國的大學生？也忘了中國存在著高學費問題？）

沿伸閱讀：

地方权威的授权来源

張靜

後記（02/08/05）

沿伸閱讀：

[社會] 中國的不平衡發展

blasts

關注底層窮苦人民的中國人，才是我們該結盟的對象，跑到中國儘找些黨政高官吃飯喝酒是要幹啥？破冰之旅是要破什麼？兩岸談判的社會議程在哪裡？台灣人跑去中國跟腐敗高層聯手剝削底層民眾，是自招禍害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