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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對於民主體制的自信與堅持，在中國政府連續至少十年「以商圍政」（中國版的「和平演變」？）策略作為下，特別在近來中國國民黨所謂「經貿之旅」的攻勢下，正在流失當中。尤其，如果台灣自身對於何者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生活方式，也無法超脫於之前在經濟追趕期中社會所共許的「一切以經濟發展優先」的新重商主義觀念，兩岸談判的人權路線或社會路線，雖陳義良善，又如何不至於被「肚皮勝過尊嚴」的短線投機思維所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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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條款 化解以商圍政
王曉明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05.04.10

我們必須以民主與人權為基礎進行「反統戰」。二○○二年十二月，筆者親自聽到馬英九說：「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這種「統一條件論」，事實上也可以放在化解「以商圍政」的思考中。

例如我們可以在任何大大小小的議題上都加入「人權條款」，包括經濟上的勞工保障條款、生態環保條款、保障法輪功等信仰自由條款、少數民族的人權保障條款等等，都可以作為直航、三通、開放產業登陸等的附帶條件，甚至如釋放張林、杜導斌等大陸正義人士，也可以作為條件 - 中共敢說台灣干涉「內」政嗎？

blasts所談到的「兩岸談判的社會議程」，今天在自由時報的言論版，又看到不同版本的想法。看來，在中國政府頒佈反分裂法之後，對我之前的一點粗淺的評議，應該重新檢視一下了。

以人權條款作為擴大兩岸交流的條件，是不是能舒緩中國政府「以商圍政」的壓力，換言之，減少中國政府以資本主義的市場力量來壓制台灣的民主自決機制的政治運作空間？

也許可以，也許也未必。

如果不在論述上挑戰「經濟全球化」趨勢如宿命般的虛假必然性，如果台灣社會自身無法經由深化民主而建立調節市場運作的社會規範與制度，那麼，面對台北當前以經濟全球化馬首是瞻的媒體與文化圈，即便能夠將人權條款放進兩岸談判的議程，也極有可能，在未曾反撥資本「自由」移動的「權利」的情形下，徒然成為具文的擺飾妝點。

更進一步說，台灣民眾對於民主體制的自信與堅持，在中國政府連續至少十年「以商圍政」（中國版的「和平演變」？）策略作為下，特別在近來中國國民黨所謂「經貿之旅」的攻勢下，正在流失當中。尤其，如果台灣自身對於何者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生活方式，也無法超脫於之前在經濟追趕期中社會所共許的「一切以經濟發展優先」的新重商主義觀念，兩岸談判的人權路線或社會路線，雖陳義良善，又如何不至於被「肚皮勝過尊嚴」的短線投機思維所壓垮？

在建立調節市場力量的民主社會機制上，在兩岸交流事項的談判上，台灣政府游刃轉圜的空間，無不大受壓縮。這裡關於兩岸談判的人權或社會路線的簡單探索，似乎暗示著：這種國家能力的弱化，對於台灣自身是不利的，對於中國長遠的發展，其實也是不利的。更可能，對爭取東亞和平的遠景，也是不利的。

但無論如何，在兩岸談判中提出社會與人權議程，至少應該可以有一些短期煞車的作用，也可能可以是扭轉社會氛圍與認知的一個起點。如果台灣的民間NGO與NPO，能藉此累積介入國際議題的信心與能力，也許有一天，對於如何在東亞經濟整合的進程中，注入更多的社會人文關懷的問題，台灣才能更好地與東亞其他的民間力量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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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控管資本外移沒效用　政府政策早該檢討
苦勞評論，2005.04.10

遠傳員工的抗爭算是年輕一代工人，為求工作權而抗爭的難得案例。1980年代因為台幣升值、工資上升，台灣的製造業開始大批大批的關廠外移，造成許多的中高齡失業者。這幾年，速度不只變本加厲，外移的現象甚至擴散到理應留在本國服務國民的服務業。
......
面對這種資本跨國流動的現象，除了勞工得想想是不是可以為了高一點基數的資遣費而放棄爭取工作權，讓老闆扮演得了便宜又賣乖的大善人。政府各部門更早就該檢討，不論是主動的獎勵投資，還是被動式的投資審議，到底有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