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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的黃詩凱所做的報導，「會計師：政治獻金 主管機關修法強制公開」，因為跟我最近思考的問題相關，成了我這幾天覺得最有意思的新聞。

防杜企業賄賂行為，乃是貪腐治理的基本面向。此刻，要求陽光法案從速、從嚴立法的民間呼聲再度高揚。這些努力成功與否，仍是未定之數；要訂定有實際效能的陽光法案，其實還是障礙重重。

不過，目前的努力方向，既使成功，也存在著盲點。推動陽光政治改革來防堵權錢交易，當然是解決貪腐問題的不二途徑，不過，一個巴掌拍不響；行賄的企業，與收賄的政客一樣，都是破壞社會信任與市場公平的超級病毒。政治腐化，絕非依靠政治部門自我立法規範即可妥善解決，我們須從受賄與行賄兩個方面同時著力，把 杜絕企業賄賂也放進貪腐治理的議程中。

從杜絕企業賄賂的角度來說，要求企業揭露政治獻金與政策遊說行動，使得企業政治獻金與企業政策遊說變成是透明的，是可稽核的，可監督的，是一個重要的制度機制。簡單說，我們應該把陽光照射向企業部門，從源頭減少政治獻金與政策調整對價交易的可能。

按照報導，安侯建業的會計師游萬淵建議，要企業主動揭露政治獻金相關資訊，有兩條路，一個是「從公司治理角度出發」，要求董事會或獨立審計委員會進行，第二條路，是主管機關修正法規，強制要求企業揭露。

如果我的理解沒錯，大體上第一條路是採取鼓勵自願揭露的方式，而第二條路則是選擇採取強制揭露的方式。

企業自願揭露政治獻金，在台灣，實務上是否可行？對此，我是抱持悲觀態度的。在此，牽涉到所謂的「囚犯困境」。如果，所有的企業，大家都揭露政治獻金的資 訊，從而減少行賄的可能，對於各企業來說，是有利於建立一個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的，也有利於減少「交易成本」，但採取自願揭露的方式時，如果公民社會的監 督力量不夠強，則可能使得願意揭露的公司，相對於不願意揭露的公司，在市場競爭中處於不利的位置。如果沒有倚靠政府的強制規定來解決這個集體行動的難題， 大概自願揭露是會成效有限的。

如果走強制揭露這條路在理論上大致是可以成立的，接著的問題是：誰來推動這個「陽光企業」的改革？誰來推動企業政治獻金與政策遊說的強制資訊揭露？

從目前的社會認知來看，恐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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