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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啟蒙

「我們應該做什麼？」，是個在「公民對話圈」常出現的關鍵語句。但是對於這個問題，在審議民主的理論中，可以如何理解它的基本意義？

追尋著歐洲的─特別是丹麥的──討論脈絡，也許可以說：「我們應該做什麼？」，是一個公共啟蒙的問題。

當公民坐在一起，彼此詢問著：「我們應該做什麼？」，這裡，展現著一種有關集體目標的追尋，這裡，產生了一種對於共同生活進行規範性調節的倫理─政治要 求。

我們何時會問「我們應該做什麼」？通常，這發生在一個群體中，其成員遭遇了必須通過合作來處理的問題，或者，一個群體出現了必須通過共識來解決的行動衝 突。

在具有健全理性能力的主體之間，協助這些公民社會的成員對其共同生活建立合理的規範，這是審議民主的（終極？）理想。以理性的共識形成與願景形成過程，來 解決公共生活的規範性調節問題，這則是審議民主方法論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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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共識

在審議民主的實踐上，一個常常碰到的實務疑難是：該重審議的過程？還是共識結論？

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端視實務者心中的審議倫理為何。

我個人的偏好，是兩者應該同樣重要，也可以同樣重要，只要實務操作者能恰當地明瞭、掌握「共識」與「「妥協」的區別。

在審議民主的脈絡中，「共識」一詞，大致而言指涉著一種具有合理動機的同意；在此，審議參與者擺脫了偶然的利益與價值取向，在中立化社會權力關係的情形 下，自由地對可批評的主張表示態度，以便相互使對方確信他們的理據的正確性。

共識的基礎，因而是建立在以相同的方式使各方確信的理由之上；相對於此，妥協的基礎，僅是一種讓不同的參與者以各自不同的理由而接受的協定。

妥協，還停留在霍布斯式的「暫時協議」上（因此，威權統治的社會裡，也不乏妥協），卻還不是一個憲政民主的社會裡奠定社會團結的真實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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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和解

「開放空間」，一時之間，在審議民主的實務工作者之間，成了流行語詞。

強調感性交流、公民和解的「開放空間」，相對於著重理性對話、公民共識的丹麥式公民共識會議，突出了一個問題：太強調「理性」，有時可能會反而降低了審議過程的民主性質。

但是，反過來，「開放空間」的倡議者，也許也該承認：和解，可能意味著高貴的犧牲；但是，和解也可能僅僅是苟且犬儒，與權勢者站在一塊，反對弱勢者對正義 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