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20,2007
同性戀與知識經濟
亞洲時報在一篇報導裡寫著:
同性戀問題如何解決,顯然已成為檢測新加坡政府是否有誠意走向開放,打造其活力、包容的大都市形象的試金石。
在備受推崇的《創意新貴》(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書中,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教授弗羅里達(Richard Florida)宣揚了這樣的理論,即一個城市越是包容與開放,越可以吸引高素質的人力(例如:工程師或科學家)前來居住,進而吸引高科技產業前來聚集,最後帶動當地經濟發展。新加坡的部長們紛紛引述此書,呼籲推動國家朝著作者所說的"革新型知識經濟"方向發展。
不過,作者在書中提到以"同性戀指數"衡量社會的包容性,這一點卻遭到了官員們的一致批判。
「高生活品質是建立知識經濟的基礎條件」,這是當年陳博志訂定台灣的知識經濟發展綱領時的基本信念。
社會包容性,是否是「高生活品質」的一個層面?陳博志,大概是不會反對的。
但是,對同性戀的寬容,是否是「社會包容性」的一個層面?我就不確定陳博志是否會接受了。
無論如何,對同性戀的寬容,更廣義地說,對各種「異端」的寬容,是建立知識經濟的非經濟條件,這個觀點(或者說,教訓),該是不能被遺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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