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3月7日 14:08
空間與正義：傾聽被遮蔽的聲音
sabinasun說道：
從這個批判性地理學的反省角度，她認為諸如中正紀念堂等的象徵空間，具有「歷史證據和檔案」的意義。問題於是乎變成：針對「中正紀念堂」此類「歷史場景」的空間意義的翻轉，我們該做什麼？能做什麼？我們可以有怎樣的翻轉方式和翻轉的方向？
空間就是歷史場景，也是社會關係，民主時代的象徵空間更是民主精神的肉身化地景。
從這個批判性地理學的反省角度，她認為諸如中正紀念堂等的象徵空間，具有「歷史證據和檔案」的意義。問題於是乎變成：針對「中正紀念堂」此類「歷史場景」的空間意義的翻轉，我們該做什麼？能做什麼？我們可以有怎樣的翻轉方式和翻轉的方向？
是讓它成為重新銘印21世紀第一個十年台灣政黨政治競爭邏輯的標記？如果只是如此，又一個30年後，我們的子孫，會如何看待這個被簡化的政黨政治所重新銘印的空間？
sabinasun從公民參與的角度，對如何翻轉空間意義的問題，點出了脫離速成的政黨政治邏輯的軌道：我們是否可能擁有一種比較高的位置，從公共的以及歷史的教育層次上，來保留和檢討這些「歷史場景」呢？
一 如空間的佈置，每一次空間意義的翻轉，都是當時社會關係的某種展現。要讓一個威權時代的「歷史場景」翻轉成為「民主時代的象徵空間」，這個空間意義的更新 過程本身，就必須是 ─ 也只能是 ─ 非威權性的公民參與過程。只有如此 ─ 也非如此不可 ─ 空間意義的翻轉，才能具備建構「民主精神的肉身化地景」的機能。
豬小草提 到了「兩次都市空間現代化的退縮」，並且指出正是這兩次的退縮，造成「帝王陵寢、歐式公園」的中正紀念堂園。其實，不論是原本完全技術官僚導向的「都市空 間現代化」計畫，還是而後經過政治官僚所折衷，以「中國威權主義」為核心、以「歐美現代主義」為附麗的「東方現代性」崇高美學，都一致地欠缺著威權時代所 壓抑的事物：公民參與。
在這種空間設計裡面，我們聽到了工程師讚美「效率」的榮耀，聽到了詩人歌頌「領袖」的神聖，但其實我們如果仔細傾聽，我們也同時聽到了被遮蔽掉了的公民的聲音。
幸 運的是，被遮蔽的聲音，終是以始所未料的方式，重新佔據了權力意志所精心佈置的紀念空間。於是，在今日的中正紀念堂，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青少年在兩廳院的角 落練習街舞，老年人在做運動，以及其他許多市民活動；公民對於這個「紀念空間」的日常使用習慣，不待政治人物的口令，每一天、每一刻都在解構著這個失敗的 崇高美學。
拆掉高牆，還是保留它？這個簡化的二元對立，這個單純的意志對抗，本身並無法把我們帶離由過去的歷史惡行所打造的囚籠；卻是讓過去不堪的歷史依舊可以嘲笑我們：直到今日，我們還是歷史限制所統轄的囚犯。
一 個「歷史場景」，毫無疑義地，對於這個空間的使用者，提出了一些難以迴避的「歷史問題」：我們以前是誰？我們曾經是什麼？原來我們是在哪裡？我們又要趕著 去哪裡？我們是從一個怎樣的世界被孕育出來的？我們如何能夠一起坦然面對歷史中存在的「惡」與「惡行」？我們又要如何在共存的空間裡，來建立可使得正義得 以實現的「善」與「善因」？
一些特別的空間使用者，喜歡以「遺忘」這些「歷史問題」、喜歡以經由瞻仰儀式所不斷複製的崇高美學，來證明他 們血統純正的「歷史正統性」。相對於此，一個「民主時代的象徵空間」，不該被化約為僅僅指涉著某種不容質疑的、擬似法律的封閉性「宣示」 （announcement），一個永不腐化的、似乎存在於歷史之外的的神話空間（弔詭地是：正是這種非歷史的神學語彙，構作著我們之所以成為「我們」的 歷史。）
一個「民主時代的象徵空間」，應該就是以空間化的象徵所建立的開放性空間，一個對所有與這個象徵台灣歷史的空間有關的利害關係人 敞開機會的對話裝置，一個可以讓民主的精神在當下進入我們之間，介入我們之間，充滿我們之間，一個讓我們可以傾聽被遮蔽的聲音，共同反省我們之所以 為「我們」的歷史與理由的所在。
sabinasun所提及的「猶太受難紀念館」，乃是國際間幾年來在「空間與正義」的議題上被不斷熱烈討論的著名案例。而這個案例之所以迷人，正如sabinasun所言，乃是由於它試圖「製造進入歷史空間的不同入口和路徑（multiple entry spaces and different routes to history），提供民眾......多元路徑選擇，以象徵民主時代中尊重不同族群和立場的人們與他們共有的（威權）歷史之間多元的接合關係，也可以展 現不同社群之間不見得相互同意但卻可以相互共存的涵容民主地景。」
假如這個案例可以當成是「空間與正義」議題的國際標竿，也許，我們就可以與一向反對台灣的「鎖國主義」的朋友來一起看看，我們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離國際標竿有多遠？
在生命與死亡之間，在幸福與詛咒之間，我們要選擇前者？抑或後者？機會，在台灣公民的手上，莫再錯過。
sabinasun從公民參與的角度，對如何翻轉空間意義的問題，點出了脫離速成的政黨政治邏輯的軌道：我們是否可能擁有一種比較高的位置，從公共的以及歷史的教育層次上，來保留和檢討這些「歷史場景」呢？
一 如空間的佈置，每一次空間意義的翻轉，都是當時社會關係的某種展現。要讓一個威權時代的「歷史場景」翻轉成為「民主時代的象徵空間」，這個空間意義的更新 過程本身，就必須是 ─ 也只能是 ─ 非威權性的公民參與過程。只有如此 ─ 也非如此不可 ─ 空間意義的翻轉，才能具備建構「民主精神的肉身化地景」的機能。
豬小草提 到了「兩次都市空間現代化的退縮」，並且指出正是這兩次的退縮，造成「帝王陵寢、歐式公園」的中正紀念堂園。其實，不論是原本完全技術官僚導向的「都市空 間現代化」計畫，還是而後經過政治官僚所折衷，以「中國威權主義」為核心、以「歐美現代主義」為附麗的「東方現代性」崇高美學，都一致地欠缺著威權時代所 壓抑的事物：公民參與。
在這種空間設計裡面，我們聽到了工程師讚美「效率」的榮耀，聽到了詩人歌頌「領袖」的神聖，但其實我們如果仔細傾聽，我們也同時聽到了被遮蔽掉了的公民的聲音。
幸 運的是，被遮蔽的聲音，終是以始所未料的方式，重新佔據了權力意志所精心佈置的紀念空間。於是，在今日的中正紀念堂，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青少年在兩廳院的角 落練習街舞，老年人在做運動，以及其他許多市民活動；公民對於這個「紀念空間」的日常使用習慣，不待政治人物的口令，每一天、每一刻都在解構著這個失敗的 崇高美學。
拆掉高牆，還是保留它？這個簡化的二元對立，這個單純的意志對抗，本身並無法把我們帶離由過去的歷史惡行所打造的囚籠；卻是讓過去不堪的歷史依舊可以嘲笑我們：直到今日，我們還是歷史限制所統轄的囚犯。
一 個「歷史場景」，毫無疑義地，對於這個空間的使用者，提出了一些難以迴避的「歷史問題」：我們以前是誰？我們曾經是什麼？原來我們是在哪裡？我們又要趕著 去哪裡？我們是從一個怎樣的世界被孕育出來的？我們如何能夠一起坦然面對歷史中存在的「惡」與「惡行」？我們又要如何在共存的空間裡，來建立可使得正義得 以實現的「善」與「善因」？
一些特別的空間使用者，喜歡以「遺忘」這些「歷史問題」、喜歡以經由瞻仰儀式所不斷複製的崇高美學，來證明他 們血統純正的「歷史正統性」。相對於此，一個「民主時代的象徵空間」，不該被化約為僅僅指涉著某種不容質疑的、擬似法律的封閉性「宣示」 （announcement），一個永不腐化的、似乎存在於歷史之外的的神話空間（弔詭地是：正是這種非歷史的神學語彙，構作著我們之所以成為「我們」的 歷史。）
一個「民主時代的象徵空間」，應該就是以空間化的象徵所建立的開放性空間，一個對所有與這個象徵台灣歷史的空間有關的利害關係人 敞開機會的對話裝置，一個可以讓民主的精神在當下進入我們之間，介入我們之間，充滿我們之間，一個讓我們可以傾聽被遮蔽的聲音，共同反省我們之所以 為「我們」的歷史與理由的所在。
sabinasun所提及的「猶太受難紀念館」，乃是國際間幾年來在「空間與正義」的議題上被不斷熱烈討論的著名案例。而這個案例之所以迷人，正如sabinasun所言，乃是由於它試圖「製造進入歷史空間的不同入口和路徑（multiple entry spaces and different routes to history），提供民眾......多元路徑選擇，以象徵民主時代中尊重不同族群和立場的人們與他們共有的（威權）歷史之間多元的接合關係，也可以展 現不同社群之間不見得相互同意但卻可以相互共存的涵容民主地景。」
假如這個案例可以當成是「空間與正義」議題的國際標竿，也許，我們就可以與一向反對台灣的「鎖國主義」的朋友來一起看看，我們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離國際標竿有多遠？
在生命與死亡之間，在幸福與詛咒之間，我們要選擇前者？抑或後者？機會，在台灣公民的手上，莫再錯過。
延伸閱讀：
12/16 樂生保存有90%新方案 捷運局莫一錯再錯_樂生保留自救會、青年樂生聯盟聲明稿
兩廳院公共空間改善計畫 設計參與系列活動
Renovation of public space in National Theater and Concert Hall Design and Particip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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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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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列表:
讓樂生人權決定我們的總統【ancorena】
at 2007年03月7日 18:43
回應文章
在國外，或許SS的做法說得通、做得到，但在台灣，真的有點懷疑，但總希望這是一條路。
台灣的公共空間的存在意義，很少以反省為前提，多以建構某種政治正確為存在。二二八紀念碑的設計本來有這種格局，但二二八本身都被淘空後，意義也不大了。之前一直在想，二二八紀念碑前的水池及跳石，本來設計的功能是要讓訪客必須「低頭」慢慢踱步前進，象徵反省和謙卑，但對這些政客來說，會對他們有任何的作用嗎？
喔，對了，摧毀某個公共空間，也常是政治正確。
台灣的公共空間的存在意義，很少以反省為前提，多以建構某種政治正確為存在。二二八紀念碑的設計本來有這種格局，但二二八本身都被淘空後，意義也不大了。之前一直在想，二二八紀念碑前的水池及跳石，本來設計的功能是要讓訪客必須「低頭」慢慢踱步前進，象徵反省和謙卑，但對這些政客來說，會對他們有任何的作用嗎？
喔，對了，摧毀某個公共空間，也常是政治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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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紀念碑前的水池及跳石，本來設計的功能是要讓訪客必須「低頭」慢慢踱步前進，象徵反省和謙卑，但對這些政客來說，會對他們有任何的作用嗎？』
設計所建構的技術裝置和所佈置的空間，本身並無法直接達成你在這裡所描述的作用，否則我們就要落入一種簡單的技術決定論了。空間的使用，本身也是以社會關係為中介的過程。
所以，我們必須面對前面你的質疑：在台灣有用嗎？只要我們不會天真地認為把設計圖畫出來事情就結束了，我覺得在象徵空間層次的努力，對於為一個強公民社會啟動另一個好的起點，仍然是重要的。
近日來，思考一些相關的改革議題，我發覺，在許多議題上，公民社會的弱質，都是改革的瓶頸。
如何突破呢？一向致力於NGO的你，可能會比我有更深的感受與思維。很顯然的，台灣是無法再蹺課了。
至於許多宣示要為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而努力的人，大概都遺忘了一個基本課題：台灣有可能在公民社會持續弱質的情形下，成為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嗎？
強化公民社會，不可能不是「國家體制正常化」的不可或缺元素。
『二二八紀念碑前的水池及跳石，本來設計的功能是要讓訪客必須「低頭」慢慢踱步前進，象徵反省和謙卑，但對這些政客來說，會對他們有任何的作用嗎？』
設計所建構的技術裝置和所佈置的空間，本身並無法直接達成你在這裡所描述的作用，否則我們就要落入一種簡單的技術決定論了。空間的使用，本身也是以社會關係為中介的過程。
所以，我們必須面對前面你的質疑：在台灣有用嗎？只要我們不會天真地認為把設計圖畫出來事情就結束了，我覺得在象徵空間層次的努力，對於為一個強公民社會啟動另一個好的起點，仍然是重要的。
近日來，思考一些相關的改革議題，我發覺，在許多議題上，公民社會的弱質，都是改革的瓶頸。
如何突破呢？一向致力於NGO的你，可能會比我有更深的感受與思維。很顯然的，台灣是無法再蹺課了。
至於許多宣示要為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而努力的人，大概都遺忘了一個基本課題：台灣有可能在公民社會持續弱質的情形下，成為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嗎？
強化公民社會，不可能不是「國家體制正常化」的不可或缺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