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ruary 28,2007

outside belongings





「可以原諒,不可以忘記」,是每年都要傳播一次的官式說詞,卻從來沒有說明究竟要原諒什麼,究竟要不忘什麼?

陳芳明,《在講稿上紀念歷史?》

"The Whatever ( quelconque ) here relates to singularity not in its indifference with respect to a common property ( to a concept, for example; being red, being French, being Muslin), but only in its being such as it is."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要原諒「什麼」?要記憶「什麼」?

其實,最常被遺忘的,也從未被寬恕的(或者說,最需要寬恕但也最不可能被寬恕的),也許就是一直被指涉,卻從未被提及的「什麼」。




有人說

這幾年二二八已被台灣社會消費成一齣煽情的肥皂劇

adam,則提出了這樣的觀察

整個九○年代的二二八論述頗有爭鳴風味,雖因沒個更高、更氣魄的宏旨,所以總讓人感不足,問題不在於追究元凶重犯,也不在具體的死亡人數,而是二二八瞬間就變為消費品(政治的、傳媒的、學院書寫的),從此更無縱深、廣袤的延展性,以迄於廿一世紀更是江河日下。

放緩思緒,仔細想想228。

它不是一個單獨的「事件」。它的「事件性」,也許是可以這樣解讀的:它標誌出了東亞第一階段的現代化歷程的內在創傷。

二次世界大戰後(1945-)有幾乎十年的時間東亞各國都在經歷相當激烈的內戰和國家政權獨立鞏固的過程,二二八事件就是在這樣的大歷史背景中發生的。
(sabinasun,【給個說法】先當「剖派」吧:用心瞭解「二二八事件」!

在二十世紀的東亞,在迎接歐洲現代性的文明挑戰的歷程中,一種「國家理性至上」的觀點,經常通行於各式左翼與右翼的國家主義式現代化計畫(statist project of modernity)而無礙。

按照這種「國家理性至上」的觀點,為著「國家的安全存續」,任何的政治手段,不論多殘暴乃至非人性,都是被允許的,甚且被歌頌的。

在國家機器建設(state-building)成為現代化計畫的唯一載具的情境裡,國家存在的理由,國家的理性根據,變成不容質疑與限制的絕對。當國家的絕對理性等同於國家的絕對統治,現代化的故事,也就變成了如何經由或硬性或柔性的「戒嚴體制」(在某些地方,更熟悉的字眼,是「民主專政」),如何透過整體化的國家機器,來單方面穿透、編組、控制「社會」的黑色悲劇。

從事後之見來說,我們大致已經知道這種國家主義式現代化計畫的驚人成就,以及同時,它沈重的社會代價。

屬於人的自由,根植於社會慣習且以豐厚的社會資本為運作前提的民主,在這種東方式的「國家理性」秩序裡,沒有其在歐洲現代性相應的地位,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滿城盡是黃金甲,但卻沒有「市民」(citizen)。

如果這個解讀角度有一定的可信度,可能,228事件與我們的歷史距離,沒有想像中來得遙遠。

元兇,其實還在現場。


Posted by poiesis at 樂多Roodo! │15:10 │回應(2)引用(0)Poiesis的私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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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來,如果沒有「市民」(citizen),公民民族主義又何以為繼?令人焦慮啊!
Posted by Torrent at March 1,2007 03:36
如果依循同一分析視野,邏輯的結論是:
是的,沒有「市民」,因而所謂「公民民族主義」,必然落空。

當然,這樣的單面向解讀,也有其限制。
但是要找出成立公民民族主義的可能條件以及存在方式,就必須對於前面的分析視野進行微調。

最容易的切入點,也許會落在這裡:

整體化國家機器穿透、編組、控制「社會」的政治計畫的不可能性,以及內在的策略兩難。
Posted by poiesis at March 1,2007 1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