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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對抗沃爾瑪
iron
http://blog.roodo.com/SoundsandFury/archives/13474.html

沃爾瑪的勞動力有七成是女性，但是各地區的主管只有百分之十是女性。女性和男性普遍同工不同酬，而職位越高，差別越大。

之前寫完這個故事時，有讀者問說後來如何，當時也沒消息，前天才在報紙上看到你寫的這個新聞。現在只是確定可以及體訴訟，看來還不知道要多少年。

是啊，從2005到2007，這看來是艱困的長期抗戰。法律訴訟的漫長過程，一向是過去台灣倡議型的NGO所不願涉入的戰場。

造成這種趨勢的原因很複雜，但此刻，我因為你的留言，而想起了我前幾年讀過，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篇論文。

論文題目是：
『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

作者是：李猛（中國年輕的社會學者，目前據稱在芝加哥大學進修博士學位。）

我引個結論中的段落：

『自由的技术对于我们的国度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韦伯当年曾经非常关注“尾随者”（epigone）的问题。对于处于“尾随者”的一代人来说，他们可以不费任何代价，享用并非斗争获得的自由。而丧失了争取自由的过程，“尾随者”的一代也不再具有足够的尊严和真正的个性，最终也不再可能有自由可言。[cdvi][406]也许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韦伯预言的真正意涵：当自由的制度条件，脱离了个性与自由的技术，变成单纯的工具和形式的时候，这种理性化就从“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沉重的铁笼”。

　　发展中国家往往迷信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所谓“落后的优势”。在这些国家中，制度的引进，程序技术的形式化挪用，往往是通过国家权威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度移植。由于这种制度移植的力量，往往是一元性的权威，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家长制和“凯撒制”色彩浓厚的“伪法理型”权威，所以不仅不能建立多元的社会秩序，往往还妨碍这种秩序的发展。更为危险的是，这些社会理性化的制度化移植，完全脱离了任何推动伦理理性化的努力[cdvii][407]，没有任何实践权利的技术，作为这种理性化的行动支撑，最终导致理性化与自由的分离，理性化成为一个“仪式化”的“空壳”。我们只能象无所适从的学生一样，听见梅菲斯特在我们的耳边，半带怜悯半带嘲讽地说道，“法律和权利可以遗传，就象永久的疾病一样；它们从一代拖向另一代，从一个地方慢慢移到另一个地方。理性变成了荒谬，善行变成了灾殃；你作为尾随者，真是不幸！” 在一个“尾随者的国度”中，幸福论驱动下的富强话语使那些思想或行动中形形色色的“立法者”忘记了，对于普通人来说，一旦那些社会理性化的纪律，没有任何伦理的意涵，更不用说与自由的关联，它就只不过是死板的条文、印在书页上的规章或者象机器一样空空转动的轰鸣，普通人的选择就是要么成为机器中的螺丝钉，要么躲在机器背后，唱一些怀旧的哀歌。理性化仅仅是例行化和事务化，而没有任何自由的意涵。即使有自由，也只是少数制度设计者的“自由”。 当然，在这样的国度中，自上而下的“创造”并未摆脱所有的观念和情绪，成为单纯的就事论事，恰恰相反，诚如韦伯所指出的，正是由于脱离了个人担当责任的伦理理性化，它才往往会在反动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极端之间摇摆。[cdviii][408]思想的迟钝与情绪的亢奋，使每个人都相信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最终在彼岸；而披着堂皇外衣的众人的神，就是他们的守护神。』

我想聰明的iron應該已經意識到了：李猛針對中國的現代化經驗對於韋柏「英國法」問題的重新爬梳，與你日前在「古巴問題」中遭遇的問題，是有某種相關性的。

以上，週末的隨想，聊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