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Nation Reloaded

（圖片來源：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 & Bjorn Lomborg）

經濟學人的這篇《拯救環保主義》（2005.04.21），大致內容，在倡議著環保主義與市場機制的結合。從經濟活動的社會調節而言，如果能讓環保成本「再也不是純粹的成本支出，而是企業評估後的損益」，當然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方向。

不過，市場機制的限制的老問題，也是終究無法迴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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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產官學界將共商大計 為台灣稻米找出路
中央社，2005.04.06
農政單位指出，國產稻米需要努力的課題包括落實品種、品質與品牌的三品策略；從「重量」蛻變為「重質」；以及從育種、栽培技術、加工技術、開發米食多樣化、建立品牌與經營行銷等面向作整體的提升。

因應稻米產業的體質改變，農糧署決定邀請產官學界共商大計，十三日將在台灣大學特別舉辦一場大型的「台灣米產銷及經營技術研討會」，研討主題包括全球稻米產銷現況及未來趨勢；稻米生產、育種及生物科技；稻米品質檢驗及管理；以及稻米產業經營行銷策略。

農糧署說，這項研討會將探討我國稻米生產技術層面及品管經營層面所遭遇的國內、外問題，並研商未來因應措施，且就相關產銷議題凝聚共識，進而開創國產稻米產業發展的新局面。

大型研討會結束了，然而，結論呢？至少，網路上沒找到。

參加紀錄片《無米樂》的院線首映後，聽朋友說，院線上映情況還不錯。這讓關心的朋友，感覺鬆了一口氣。這個社會，似乎已經慢慢能夠接受並支持一種脫離簡單的控訴的紀錄片創作類型。

脫離簡單的控訴之後，《無米樂》呈現了更複雜的農民生活的現象學：

動人的質素很多：稻田四季景觀之美、幾位農人的生命態度、導演謙卑記錄不做議論的心意......。聽說從三百五十幾個小時的片子中，剪出了兩小時的電影，讓人不但敬佩導演們的拍攝功力，更欽佩他們取捨的能力。

片中呈現的，除了加入WTO、市場自由化的穀賤傷農問題外，也觸及在台灣發展近四百年的稻作農業文化的沒落，而這文化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judie35，輓歌‧諍言──無米樂觀後記）

另一個觀察，則從「農民現身說法」所呈現的非常識性視野，折射出了以blog為主的業餘性公民新聞學在社會學習上的優位性：

當知識份子只能在座談會中夸夸其談時，我們還需要知識份子來充當代言人嗎？這讓我更堅定了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的想法：「在第一線的工作者一定最了解問題出在哪裡？哪個環節最需要幫助？」。

很期待各個領域的第一線工作者來寫blog，總比看到一堆學者專家成天blah blah來得好。從日復一日的真實生活中提煉出來的知識論述，得由當事人自己來表達，這才是「草根」的含義吧！ （blasts，草根論述）

同時，從致力於「公益行銷」觀念的roach那裡，也知道了林木材近日推銷《無米樂》而引發的一些爭議（《無米樂》，哇哈哈！）。roach對這些爭議，下了一個註腳：

我們幫忙做公益行銷時，並不是當NPO的傳聲筒，而是同時要在網路上一起扮演監督的角色。如果沒有適當的監督，哪天社會資源被誤用的訊息被踢爆了，反而會對NPO造成更大的傷害。

相對於八零年代公益媒體面對倫理兩難時的應對立場，這樣的態度，似乎，反映著民主治理時代的台灣，當政治壓制不再是NPO成長的主要障礙之後，整個社會對NPO團體與組織更成熟──同時，也更友善──的態度。

監督NPO，與監督政府，一樣該是民主治理時代公共媒體或媒介重要的議題。

（而誰最能監督NPO？引伸前面的看法，除了NPO的參與者本身，其實，就該是對協助NPO發展具備高度關心或投入意願的個人或團體。）

這樣的態度，或許也該是一種民主審議的公民新聞學的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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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運動傳播轉向社區傳播的小眾傳播路線—紀錄片工作者與社會運動者的互動與轉向
江冠明

當時綠色小組的報導風格採取控訴類型，傾向以運動團體或弱勢者語調批評政局與國民黨政權。第三也是傾向反國民黨霸權角度，不過第三映象的新聞觀點採取第三人稱報導事件起落與背景，第三的旁白口吻比較中立緩和，綠色的旁白偏向當事人第一人稱的批判語調。綠色小組經常為運動團體製作募款晚會宣傳帶，純粹是義務性質甚至還出錢租三槍投影機螢幕放映，第三有時候也如此製作以運動團體為第一人稱的敘述觀點記錄宣傳片，小眾媒體幾乎與運動團體站在同一條線。502事件後，第三出版一支現場記錄的紀錄片，將雙方扭打的畫面放進去，該錄影帶引起運動團體與民眾的批評，不該把民眾反擊的畫面放進去，最後第三回收該影片。該影片引起第三內部討論，紀錄片工作者應該靠邊站，還是站在獨立客觀的紀錄角度呢？這樣的問題，也發生在綠色，曾經與綠色工作者聊天，我們結論是目前處在對立狀態，應該協助弱勢者與運動團體。但是，我們也經常看到一些運動內部爭執與分裂的問題，像農民聯盟與農權總會的分裂等等。

「等等」幾個字裡，埋藏了多少人的青春歲月。

但有人能將當時的倫理兩難記錄下來，總是一個參照點，讓我們重新反省，2005年，離開八０年代，有多遠？

6月5日「台灣環境日」，台灣環保聯盟等團體發起了「605我要活下去──為環境而走大遊行」。

活動宣言中，再度提起了核四爭議。

十五年了，核四爭議，仍是台灣民主體制的傷痕。

在地反核的堅持，讓反核更豐富，甚至已經超越反核的藩籬，去展現更多市民社會中更多公民行動的豐富與可能（賴偉傑，他們還在，他們選擇堅持走下去）

十五年了，直接行動的召喚，依然如昔，飄盪在台灣的北海岸。某些在2000年呼喊著「不聽從專家建議，意識型態治國」的人，卻已經趕赴上海，唯恐包不到新興的學術工程。

期待著，哪一天，這個社會的公民，可以不必要再因為核電政策議題，而進行集體的直接行動。

審議民主，有助於這個社會，早日達到這情境嗎？不敢悲觀，也不敢樂觀。

"China is booming now," said Wang Ruina, a young peasant woman on the outskirts of town. "Give us a few decades and we'll catch up with the U.S., even pass it."

She's right. The U.S. has had the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but most projections show that China will surpass us in about 15 years, as measured by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China, the World's Capital
NICHOLAS D. KRISTOF
New York Times, 2005.05.22

看著紐約時報知名的評論家也議論起中國的崛起，與美國國際經濟地位可見的沈淪，不禁想起昨天碰見的一位老朋友。

從閒聊中，知道忙於教職的他，居然在年初中風了。

看著他已經顯得滄桑的臉龐，我原本想問的問題，吞了下去。

面對這位始終堅持著反美帝觀點的現代毛派，我會想問：也許，在您有生之年，美國帝國主義，可能，真得會失勢了；但是，您準備好面對可能即將誕生的中國帝國主義了嗎？

「沙灘上小石子碰撞的聲音悉索
作響在汐退的潮水裡」

聯合國媒體中心人員知道本報團記者是從台灣來的媒體，就把派遣信函與申請單拿到辦公室審核，記者一再詢問原因，辦事人員僅表示需要等﹁上面﹂的意見，並說﹁不願意介入這樣麻煩的事﹂。

結果記者枯坐超過二個小時，眼看蒙古、非洲國家的記者都一一拿到通行證，當記者再度詢問結果時，得到的回答是：﹁我們不承認你們的國家﹂。經記者一再的爭取，最後得到的回應是，﹁只要是台灣，就不可以通過申請﹂。

本報團記者向聯合國媒體中心表達抗議，結果遭致漠視。本報團英文台北時報記者邱育慈運用其國際媒體的管道，將此消息透露給法國、日本媒體友人瞭解，希望透過國際媒體，將台灣遭到不公平待遇的情況，報導讓全球知道。

日本讀賣新聞相當為台灣打抱不平，立刻打電話到紐約聯合國總部，查證相關消息，沒想到聯合國的回應是約堡媒體中心的電腦壞了，無法立即正式答覆，而讀賣新聞也訪問我國官員與媒體記者，計畫大篇幅報導，為台灣伸張正義。

讀賣新聞記者並批評聯合國屈服於中國的壓力，此舉﹁實在很可笑，因為全球永續發展與政治無關，聯合國應該廣納媒體報導，而討論環境議題時，不應將台灣排除在外﹂。（重點為此處附加。）

台灣記者獲准採訪聯合國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始末，綠灣巡守員，綠灣Club

環境生態議題，一向是「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倡議的試金石。從這裡引述的案例來看，讓人懷疑著：聯合國，一旦成為大國俱樂部，還有希望成為一個促進全球民主治理的有效場域嗎？

聯合國的「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在其1995年的報告，是這樣定義「全球治理」的：

治理是各種或公或私的個人和機構，在處理他們的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被調和並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它包括了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機構和規章制度，也包含了非正式的各種安排；而前述這些機制，均基於人民和機構的同意或符合他們的利益而被設置。

在全球這一層級而言，治理過去一直被視為是政府間的關係，如今則必須被加以瞭解，它同時也與非政府組織、各種公民運動、多國籍公司，以及全球資本市場相關聯；甚且，這些全球治理過程的行動者，也都與具有廣泛影響作用的全球傳媒互動。

按照這個聯合國機構對於「全球治理」的定義來看，聯合國有何正當理由拒絕來自台灣的個人或機構參與環境議題的全球治理過程？

面對這個情境，台灣，可以做什麼？

怨天尤人？無語問天？

或者，也許台灣應該找找對於聯合國在全球環境治理的角色有不同意見的各國、各地民間組織，大家共同以民主審議的方式，來討論一下，聯合國，該是大國支配的俱樂部？還是全球環境治理的民主協調機制？

要保護台灣的民主體制，我們應該如何面對中國的政治變遷？除了靜觀其變，台灣可還有什麼積極的介入空間與策略？

這些由姚人多設想所引發的關連問題，blasts在《新一輪的統獨大辯論：中國的民主化》有著費心的整理。關心的朋友，可以參考。

關於姚人多設想，我曾經詢問著：中國是蘇維埃？威權國家？是帝國？還是法西斯？我如是認為：不同的觀察角度與判斷，也意味著台灣面對中國政治情勢的不同介入方式。

在我粗淺（且可能帶點學究氣）的想法中，對於台灣的民主主義者，不論傾向於兩岸統合或者台灣獨立，這樣的詢問，是認真、完整地思考台灣的應對方案的必要家庭作業。

但中國的民主化，終究必須依靠著中國內部的社會力量與政治組織。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關於中國民主化的問題，我想blasts是搔到癢處了：

重點在於，中國的改革派會援引哪些社會力量？城市的中產階級？城市中的民工？農村中的廣大農民？還是這三者的某種結盟形式？援引不同的社會力量，民主化的路徑與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

台灣可能的介入方式，當然也絕非從歷史與社會真空出發的。台灣本身的民主化軌跡，也會制約著台灣可能的有效介入策略。

更複雜的問題，也許在於：兩岸不同的國內改革策略聯盟，會在兩岸關係的議題上，各自投射出怎樣的「國際連線計畫」？

問題的複雜，在Torrent關於台灣農業前景的詢問中（農民西進大陸有何不可？），可以一窺端倪。

詢問中國如何可以民主化，是好的，因為，這個問題時刻提醒著我們：台灣的民主體制，如何可能更進一步深化？我們對於後面一個問題思考得越深，我們對於前一個問題，就或許會思考得更完整。

延伸閱讀：

[書籤] 中國的民主化與兩岸議程
革命少女

一個國民黨，一個親民黨，兩個黨主席，到了北京，卻對於中國政府的「反分裂法」，都保持了沈默。

中國共產黨，就一如戒嚴時期聲稱「戒嚴只影響到少數人」的國民黨，一再苦口婆心：「反分裂法」，只是針對「台獨勢力」。

這樣的威權說法，當然是存在著嚴重問題的。作為一種「紅色恐怖」的統治術，國家暴力的打擊對象，必須盡量縮小，但卻又不能明確化，否則，就喪失了「以法治國」的保守權威。於是，我們就看到了這樣的質疑：

其實我越來越不了解中共所謂的台獨勢力是指什麼；是指泛綠政黨要員，如民進黨台聯黨？還是民間支持團體，如長老教會？抑或是一般支持台灣獨立的民眾，如我的許多朋友們？

不管是哪個層級，或是甚至每個層級都包括在中共指稱的語意範圍裡，都隱含了中共領導人分化台灣的惡意，不過只要看透這層惡意，其實中共是很幼稚的。

怎麼說呢？我彷彿看到中共對著台灣人民說：「那個拿蔥的大嬸，出來！」，明明就有一大群人站在後面，卻硬是想單挑。所以中共的問題是刻意想要把台灣分的清清楚楚，實際上卻是不能分割的。（portnoy，分不清楚？）

「反分裂法」，雖然在中國的國家統治論述上，是要將「台獨勢力」（敵）與「台灣人民」（友）劃分開來，但是，在一個民主化的台灣，論述層次上的「敵友劃分」，卻總是無法實際上成立的。

（去年與馬英九一同批評台灣的「政治神學」的「民主行動聯盟」，面對著中國「反分裂法」的「敵友區別的政治神學」，好像還沒聽到什麼批評之語。是贊同乎？還是，不願給中國共產黨難堪？──參見：馬英九五四撰文談台灣民主，BBC中文網，2004.05.04）

例證之一，就是所謂的「民主行動聯盟」，在國代投票的幾天前，跑到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面，嚴詞指責，同意修憲就是「扁馬同盟，共同走向法理台獨」（民盟：同意修憲 就是走向法理台獨，聯合新聞網，2005.05.12）。

中國共產黨看到這情勢，該笑？抑或該哭？

如果同意修憲，就是「走向法理台獨」，換言之，所有贊成修憲的台灣人民，都成了「台獨勢力」。但是，中國共產黨，能說「台灣修憲＝法理台獨」嗎？中國國民黨，這次是站在贊成修憲的這一邊的，不過，能說才剛從中國朝貢回來的中國國民黨也是「台獨勢力」嗎？

一個「民主行動聯盟」，聚集了台灣民間統左與統右的知識與社會菁英，卻成績有限。如果，台灣期待新的勞工政黨的朋友，繼續走的，還是一樣的路，有希望嗎？

也許有些「左派」會認為不是問題。可是，否認「左派」與「統派」的結合，反而造成左翼文化的社會孤立，在現實上，並不容易。

「民主行動聯盟」早被公認是泛藍的外圍組織，假「替弱勢代言」的偽裝作打手，只會「反台獨」和指責泛綠是「民粹」而已。（totororo，[東森] 民主行動聯盟：人民是最大輸家）

「民主行動聯盟」，是聚集著一些「左派」的。看看選舉名單，有顏坤泉、藍博洲、范振國、蘇偉碩、羅美文、孫善豪、黃秋香、王武郎、黃志翔、劉芳萍、林深靖、汪立峽。這些名字，都曾是「左派論述」、「左派工運」的常客，乃至先行者。這次，卻被一位青年批評著：假「替弱勢代言」的偽裝作打手。

可以想像，他們的答覆會是：這年輕人受「資產階級台獨思想」迷惑了；這也是為何他們要反「民粹政治」的原因。

但其實，更迷惑的，該是受到這些「統左」影響的青年吧。

去年，在一個座談會上，聽到一位年輕女孩問著范雲：「我們的反戰運動，總是被看成是泛藍政黨的運動。要如何突破呢？」

要如何突破呢？相對於這位年輕女性對和平運動真摯的想望，源生於「統左」意識型態的實踐困惑，只會讓人覺得莫須有。

突破社會的冷漠以對，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台灣的左派，如果沒辦法同時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以及反對中國武力威脅台灣，這左派的名號是白掛了，同時也無法在台灣成為有意義的政治力量，這種矛盾立場，怎麼讓台灣人民信任？（blasts，台獨勢力不是台灣人？）

一個台灣本土的反戰運動，如果只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卻對中國的帝國主義，保持沈默，對這個亞洲少數的核子武器大國，不敢要求它裁減軍備，其實，也可能只是某種歷史幽靈附身的「尾巴主義」。

如果真得認為在美國帝國興起階段產生的「第三世界反帝運動」，仍然有值得沈思的地方，一個台灣的「左派」，如何可能不反對正成形中的中國帝國主義？

埋葬台灣「左派」的事物，也許不是這個社會的冷漠或者無知。在這一波中國導向的「全球化」潮流中，台灣社會不平等的擴大，是眾所周知的。台灣「左派」的失足，也許，毋寧是來自於自身的政治選擇。

而且顯然，這種帶有自戀或自虐味道的失足，仍然在某些地方傳承著。林正修年輕時自我期許的「健康的左派」，一直還沒來到。

延伸閱讀：

亞洲華爾街日報：宋胡會　中國讓步極少
中央社，2005.05.13

宋胡會共同聲明對中國在接受一個中國的詮釋上提供了全新且適切的迴旋餘地，但展現的新彈性有限。一些分析家認為，共識雖然代表中國的些許讓步，承認兩岸對於一九九二年會談所提出的「一個中國」存在著定義上的歧異，但中方提出詮釋兩岸關係的新公式，意即「兩岸一中」，大致說來這樣的讓步並不顯著。

反分裂法與兩岸關係：國際面向的分析
郝培芝

進入後伊拉克時代的美國，回到過去傳統戰略格局，透過反分裂法美國確立以中國威脅論為核心，以強化美日安保為管理架構的東亞格局，但是美國必須面臨許多新的挑戰：美國必須爭取傳統盟友對於圍堵中國大戰略的認同、中國的反制與挑戰、中／美兩強權在全球層次戰略伙伴的相互爭奪與較勁。因此，在後反分裂法時期，形成美國與中國近來「圍堵V.S.反圍堵」的新互動主軸，而中國與美國在處理全球格局時，台海問題都是其中關鍵的環節，兩岸關係的適度和緩發展都符合當前美、中兩大強權在國際戰略佈局的立即利益。

從「民間哲學」到「民間社會理論」的確立
─迎向一個人民民主實踐的年代
木魚

（回頭看這篇八零年代台灣學運的經典性文獻，當時的木魚，大概想不到，打開「自主社運」空間的「人民民主論」，有一天，可以被化約成反對制憲，反對公民民族主義、全盤否定台灣代議民主正當性的「新民主主義」；「自主社運」的批判文化與實踐，在這個層面，說得客氣點，進步似乎有限，說得難聽些，也許是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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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22 後記

延伸閱讀：

民主論與民主行動聯盟
ecopol

從政黨主導的政治，轉向公民主導的政治，某個意義下，應該是沒有共識的台灣社會的「共識」。如果這個判斷可以被接受，那麼，媒體在其中可能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阿孝，是這麼看的（政治和解、民主審議與公共新聞學）：

大眾媒體的政治角色，本應是促進民主審議，也就是引導公民針對共同關切的議題，進行自由、理性、平等地對話，尋求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然後根據共識或多數決行事。然而，今日的媒體大多為了競逐新聞賣點而背棄社會責任，偏愛炒作緋聞、迷信等非關國計民生的八卦話題，即使報導政治議題也是非藍即綠、黨同伐異，偏愛激情的口水戰、輕忽論理的政策討論。（重點為此處所附加）

這個「本應是」，說得沈重，宛然奏起了大眾媒體的末日輓歌。

一向喜歡將台灣的民主政治貶抑成「民粹政治」的主流媒體主編們，其實，暗地裡，卻是「市場民粹主義」（market populism）致死不悔的信徒。看著每況愈下的閱聽率調查，趕忙向媒體集團老闆們祭出一帖又一帖的「面向市場的」的內容與編輯改革方案；結果呢？好像繞著自己的尾巴打轉的狗兒，累垮了，被烹成了火鍋料，卻還搞不清楚自己究竟追尋的目的物件為何。這樣的大眾媒體，比起他們一貫高姿態嘲弄的政黨，實在談不上任何批評或評論的「道德立足點」。

如果要認真詢問審議民主運作的外部社會條件，媒體，其實是不可或缺的環節。

如同iorn引用的美國老牌政論雜誌《The Nation》的發行人──Victor Navasky──的一段話所精彩描述的：

in Europe, especially, where papers like Die Zeit and others deal in a very dense way with serious issues, you get a chance to absorb it all at breakfast, and then you can go out and argue about it. You don't stay in at night, you go to coffee houses and to the bars and deliberate about it.（iron，評論性雜誌與公共論述的價值）

確實，良好的大眾媒體，在其最美好的形式上，乃是審議民主的「基礎設施」，原可以為每日在各地隨機發生的民主審議提供及時的「可閱讀資料」：

如果要從「小團體／面對面民主」的審議論壇進展到整個社會都能在日常生活中進入「審議民主--審議討論」的氛圍與習慣，公共新聞學等於在整個社會中扮演審議論壇中「可閱讀資料／審議手冊」的角色。（mclio，公共新聞中的審議民主精神）

現代大眾媒體，其實是與現代大眾民主一起誕生於歐洲的啟蒙與現代化運動的。說得決斷些，現代大眾媒體，除了做為（相關於股市等金融投資‧投機的）市場訊息提供者的功能外，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其實是倚靠著其做為全社會範圍的民主審議的資訊基礎設施的地位而取得社會正當性──以及，私人利潤。

當代的大眾媒體，相信著自己可以拋棄了做為民主審議的資訊基礎設施的社會責任而繼續取得市場利基。從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也許有一天，史家將會記載下：正是這種「市場民粹主義」的迷思，使得二十世紀的大眾媒體，終而走向滅亡。

當民主審議的政治文化走向成熟，人們將會期待著怎樣的公共媒體？

媒體必須在報導事件的同時傳遞知識、探索解決問題的策略，同時努力讓所有受一個問題影響的人都能在報導中表達自己的聲音（而不僅是正反併陳的兩極報導），並且鼓勵記者和公民之間建立一種有來有往的對話。更重要的，它既報導衝突，也報導共識，從強調輸贏，轉向探索一個更基於共識、對各方都有利的解決問題途徑。（阿孝，政治和解、民主審議與公共新聞學）

這樣的公共媒體，會在何處出現？

拒看電視新聞的Orpheus，大概不會認為當前的大眾媒體會是可能的答案。另方面，又正如iron所意識到的：

網路的討論與新聞呈現可以說比傳統媒體的變異性更大吧。缺乏一套規範與標準，固然讓很多劣幣出現在網路上，尤其是匿名特質常常出現許多不負責任的言論；但是那一套傳統的標準卻可能只是形式主義，或者扼殺很多創新甚至對話的可能。一則部落格上的文章，可能可以引發更多立即、深刻的辯論。不像雜誌或新聞媒體，一來記者可能是單向的、獨斷的提供資訊，而即使讀者有不同意見，可能也只有一篇投書機會，而這還得被該媒體先審查是否合格。所以這個「理性」的辯論其實也是被扭曲的。（iron，評論性雜誌與公共論述的價值）

一個以公民主導的新聞學，一種更適應審議民主精神的公共媒體，也許正在或粗俗或高雅的七嘴八舌中，在沒有一刻不喧嘩擾人的blog市集中，悄然誕生。

延伸閱讀：

部落格作為「我們的媒體」
阿孝

公民新聞：分散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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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與公民新聞：悲觀論對樂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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