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Nation Reloaded

晚上，趁空去聽了豆腐魚的演講：打一場深化民主的網路游擊戰。

（演講的實況報導，可見：schee，人在 YouthHub；也是公民記者的實驗之一？）

豆腐魚，用心做了個powerpoint簡報。略微遲到的我，進去時，聽到的，正是網路社群如何是知識經濟中的優勢者。

面對這樣的優勢社群，深化民主的網路游擊戰，如何進行到底？

豆腐魚，將一個難題擺在前面了。

網路互動的虛擬性，顯然讓豆腐魚也唏噓不已。如何讓網路互動轉化為網路外的集體實踐？豆腐魚一直焦急著。

從網路社區到社區網絡，這是豆腐魚對於網路媒體在深化民主上的作用所定下的功課。

（極端的cybersociety論者，大概會說：網路互動，已經改變了社會的定義，就如同電報與電話改變了資本積累的地理景觀。）

從豆腐魚的介紹裡，才想到，從1995到2005，南方電子報，已經創辦10年了。

從陳豐偉的40Mb的IBM Dos筆記型電腦開始，一個非營利的公共媒體平台，誕生了。

到今天，以「微弱核心、資源開放、串連社團」的組織策略，來打造不同意識型態都可以發聲的平台，來開拓種種NGO、NPO得以訊息交流與接觸大眾的開放空間，仍然是南方電子報的夢想，也是其他公民媒體的個體戶或社會創業團隊的夢想。

從對於社區微型產業的IT技術協助，南方團隊，似乎找到了網路與其外部環境的連結點，也讓優勢社群與弱勢社群，產生了有機的社會扭帶。這種實驗，在達觀部落廚房、溪底遙有機柳丁等案例中，輪廓已然清晰可見。

（這，會是政府落後於民間的另一個案例嗎？）

這場演說接近尾聲時，一個五十多歲的中年男人，駐足於落地窗外，看了一陣子，拿出筆記本，認真地將豆腐魚的powerpoint簡報上最後一個頁面的文字抄寫下來。

他抄寫的，是什麼呢？

做事有那麼難嗎？造成年輕世代障礙的，大部分是人脈、資源、排班論輩等非理性因素。我相信年輕世代，欠缺的只是機會與必要的磨練罷了。（roach，不過是九年前的往事）

這段話，以及那位不知名的中年男子不為人們所注意到的激動，也許為這場YouthHub的演講，做了最好的註腳。

朋友在mail list中寄來了范雲的新文章：《貢寮男人為「核」流淚》，並且希望我能為紀錄片《貢寮，你好嗎？》寫出推介的文字。

坦白說，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去看這部片子。雖然有朋友邀我去參加首映，我卻婉拒了。

理由？因為，不敢看。

對曾經參與反核四議題的我而言，貢寮，總是使我痛心疾首；在北海岸，有著我的傷心往事。

雖然如此，我還是要謝謝朋友的鼓勵。也許，過一陣子，我覺得可以坦然面對這個我難以面對的失敗時，我會去找來看看。

反核四的失敗，當然，如同范雲所觀察的，有其社會的脈絡。到今日，環保運動的弱質，台灣對於生態議題的反省的貧弱，仍然是一件讓我想來心驚的事情。

（前陣子，有人談到應該在兩岸談判中，拋出社會議題；生態問題，作為一個跨國界的共同治理問題，當然，也應該列入這樣的清單中。然而，我卻會想著，我們自己的環保運動，是不是成熟到能撐得起這樣的任務？）

某個意義，反核四的失敗，也有其歷史脈絡。這個歷史脈絡的特質，在鄭麗君最近一篇演說 （青年，在民主深化的轉轍點上）中，有著深入的解析。從台灣整體的民主化歷程來看，反核四的失敗，於我而言，不多不少，乃是政黨輪替、脫離威權統治後，台灣在摸索民主治理的道路上的一次嚴重失足。

反核四的失敗，之所以讓我痛心疾首，因為，它是一個雙重的失敗；其中，反映著社運並未成為有效的變革力量，也表露著政治運動的不足之處。

因為這個痛心疾首的經驗，反省，在我個人的層次上，是早已經在做的工作。同時，這也是我為何會認可林國明等推動審議民主的努力。

當然，在代議民主的層次，在倡議民主的層次，台灣都還有許多要努力的地方，審議民主，並不是當前在台灣深化民主的唯一道路。但前兩個層次，承繼著八零年代以來台灣民主化的軌跡，關心的人，總是比較多些。也因此，我個人會願意，將努力的重點，放在目前還更待推進的審議式公共參與上。

相對於朋友的來信殷切詢問，我目前的這篇文字，不是好的答覆。我唯一可以確信者：這個答覆，是真誠的。

最後，向所有曾經為反核四運動付出心血與青春的朋友，也問聲：您好嗎？願各位，終能放下悲痛，尋得自在的平安與喜樂。

---

延伸閱讀：

有些事情正在發生

roach

審議民主，在今年的社大研討會上，據說成了一個焦點議題。

當然，在台灣，人們對於審議民主的注目，這不是第一次。

曾經聽聞著，某社運界「大老」質疑著：二十幾個人，開個會，作出來的意見，有什麼代表性？

（朋友轉述這個故事時，浮現在我腦袋中的想法，是對某些社運人士帶有「菁英主義」氣質的浮誇與缺乏自覺，感到無奈；二十幾個人，在立法院群賢樓前演出行動劇，喊上一陣子聲嘶力竭的口號，就必然有「代表性」了？難道，「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是用媒體的「再現」，re-presentation，來表徵的？）

對於審議民主的質疑，當然，並非台灣的特產。某些美國版的質疑聲音，以及一位美國學者的回應，我已經整理在《Spring Retreat：公民審議與改革的財務學》伊文，此處不再重述。

但幾個月的時間，也讓我意識到了，對於傳統社運導向的「倡議民主」與「審議民主」之間的關係，必須做更進一步的處理了。

原本想等待反省更成熟時才發表的思考，就暫時先丟出來吧。看看，有沒有可能，我們對於審議民主的正當性與恰當運作模式，也能在審議民主的精神下，進行開放的討論。

這裡，就先把我與一些年輕朋友對話時所感受的問題與觀點，約略整理如下：

在通常的形式上，倡議民主與審議民主，都是建立在志願性的公共參與上；一個對公共參與具有敵意的政治文化，一個對公共議題與討論冷感的社會，於兩者，都是致命傷；相對地，兩著也都可以是看成試圖振興公共參與的社會倫理的行動方案。

倡議民主與審議民主，並非如同某些社運人士所想像的，是註定處於相互替代的關係。

審議民主存在的可能性，建立在相互爭議的多元觀點之上；換言之，正是由於種種倡議組織所打開的多元論述空間，使得審議民主成為可能。就此而言，沒有倡議民主，就沒有審議民主。但同時，在倡議組織無法透過組合主義之下的利益代表機制進行繁複的利益折衝與談判之時，在倡議組織無法成為有力的壓力團體而左右政府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審議民主提供一個管道，讓這些倡議主張可以經由開放的討論過程，重新進入公共議程。

可是，也的確，審議並非以特殊利益的表達為特點的「談判」，也不是以否定現存秩序之正當性為特點的「革命」。也因此，儘管人們對於審議民主的具體運作，設想著特質相異的種種模式，但這種種設想，大概都具備著一個共同的元素：強調以一般公民為基礎的參與形式。也正是如此，一般而言，公民審議的會議，如果成為各種「團體代表」各言爾志的座談會，或者角頭較勁的組織力量對決，多半而言，就會被判定成為是失敗的。

於是，綜合而言，倡議民主與審議民主之間，可能形成互補的關係，經由倡議與審議的良性循環，擴大一個社會的公共參與的範圍，提升公共討論的品質；然而，同樣地，倡議民主與審議民主之間，也可能形成對立的關係，這種對立，不僅可能源自於政府的行政或立法部門試圖工具化審議民主會議，來替既定政策「背書」，也有可能源於社運團體將審議民主會議工具化，把對話空間轉化為倡議攻防的功利計算中。

總是，倡議民主乃是使審議民主成為可能的「非審議」條件；而組織良好的審議民主運作，也是實現倡議民主的「非倡議」管道。從倡議到審議，從審議到倡議，如何達成這種良性循環？這個問題，讓我們對於審議民主可能的前進方向，有著「審議民主作為代議民主之補充或校正」之外的新思維角度。

這個週末，我參加了一個審議民主的培訓營活動。雖然活動已然結束了，但我心裡仍然滿是那些時而自信時而惶惑的年輕臉孔。

完成了模擬演練的「兵棋推演」之後，這些推動審議民主的年輕夥伴，歷經三次培訓營的講習，即將展開實作演練。我在台上，眼光望向他們，與其他參與培訓的講師與輔導員一樣，一方面有著難以壓抑的興奮，另方面，也不免憂心忡忡。

這些剛完成初步培訓的年輕夥伴，能不能在沒有隔離保護的實作演練中，完成最後階段的培訓？十二支推動審議民主的年輕隊伍，就要奔赴台灣各地了。他們會不會在條件嚴苛的「實兵演習」中，迷失在不知名的山谷，找不到出路？他們，會不會想要涉水而過，卻又無力到達對岸？

他們註定是先驅者了。

其中的許多團隊，在實作演練中，就要進行著台灣首波的「公民對話圈」審議民主會議。相較於已經逐漸被人熟悉的「公民共識會議」模式，這在台灣，還是沒有實證案例的創新之舉。

對於他們之中的許多人，要推動這個新生的事物，是困難的。他們原本是有堅強的倡議理念的熱血青年；對於公共參與的熱情，對於公共議題的奉獻，讓他們報名並投入了審議民主的培訓營。

不過，一旦身處審議民主的場域中，作為主辦團隊，作為主持人，他們卻又必須克制表達自我價值的衝動，學習如何維持一個開放而平等的對話情境，學習如何藉由讓每個公民的意見都得到適切的關注、聆聽，而重新從草根建構起我們這個社會的公民情誼與公民團結。

我原本憂心著，移植自西方公民社會傳統的審議民主精神，對於血氣方剛的青年夥伴們，會不會是太嚴苛的要求了。但完成模擬演練之後，聽著他們娓娓道來的心情故事，我想，所有的講師與輔導員，都會被他們激昂而又誠摯的心靈所深深打動。在艱苦的身體力行之後，突破一重又一重的困頓──與自我懷疑的障礙，他們，終是掌握了不可捉摸的審議民主精神。

他們的聲調，興高采烈；飛揚的情緒，溢於言表。可是，他們的擔子卻是沈重的。審議民主在台灣，仍然是個社會所不熟悉的觀念，任何一個失敗案例，如果被拿來放大，都可能毀壞了大眾對於審議民主的信心與支持。

但因為年輕，他們有犯錯的機會，更有從錯誤中學習的動機與意願。我深信，許多年後，研究台灣的審議民主發展歷程的學者，必定也會追蹤著他們的步伐，探詢在台灣審議民主的發妊期，人們是如何思考與實踐這個新生的民主深化理念。

回到家，我小心地整理著他們的會議規劃書與可閱讀資料。對這些青年夥伴的努力，我心存敬意。誠心祝願著，希望他們真摯的投入、勇敢的舉止，能夠個個開花結果。

當在會場看著他們離去的背影，我猜想，二十年後，歷史也許會忘記了這些曾經培育他們的講師與輔導員，但歷史將會記得：2005年，台灣展開了第一次的本土審議民主志工培訓，其中的第一批成員，有......

一年之前，在朋友組成的mail list上，大家討論到了錢永祥的一篇評論龍應台《面對大海的時候》的文字：《文化認同還是文化批判？》。

針對當時的討論，我留下了這樣的文字：

以我所見，多數論者不僅願意認真檢視在〔全球化〕（以及，與此相關的〔中國化〕）衝擊下台灣社會內部的不平等構造，也願意以種種在國家機器之內、之外摸索新治理模式的集體行動，與透過居於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介面組織而展開的正式、非正式協商與審議，推動有助於形成公民社會與促進社會團結的改革事項。過去80年代流行的簡單〔國家〕／〔社會〕二分邏輯，確實已經難以掌握這種新動力的方向與運作。

對於還在運用這種簡化的論述邏輯的人，我只能提醒：按照某種社會理論觀點，所謂〔政治體系〕，基本上就是由奠基於〔執政〕／〔反對〕區分的論述所反覆構成的。如此說來，以〔社會〕之名〔反對〕國家的人，已經身處於政治體系之內，並且透過這種〔反對〕，不斷地延伸著他們所〔反對〕的〔國家〕－－這個當代政治體系的別名。Where is the social？What is the societal？

如果〔賤民是無法說話的〕，答案，似乎不是如此自明的。以〔社會〕之名claim victimhood，我想該是許多後殖民派的女性主義者無法認同的。〔社會〕自身與〔社會〕的論述表象之間的認識論深淵，不斷地提醒我們某種以〔社會〕之名發言時潛在的倫理張力。在今天，一個夠格的〔進步〕知識份子，至少該是對於這種倫理張力有高度自覺的人。

Claim victimhood。當時我並沒有對於這個現象特別敏感，但是，最近影響中日關係的種種事件，卻讓我覺得這個題目，其實值得深入研究下去。

現在看來，由claim victimhood所引發的倫理問題，不僅存在於以「國家」、「社會」之對立為根本的社運典範中。在國與國的關係中，在權力關係的調節中，victimhood及其補償，也屢屢浮現為焦點議題。

要考察此種nationalized victimhood，似乎就不能不指向東亞十九世紀以來的「民族國家建國」(nation state-building）運動的歷史格局與意義變遷。一些網站上最近的留言，讓我感覺著，潛存著對於東亞這種現代化路徑的某種曖昧態度。一方面，對於他國的類似計畫，採取強烈的否定，一方面，在描述到本國的現代化歷程時，卻忽略了：自己的國家的現代化歷程，可能正是在同樣類型的現代化路徑下而前進著.。

看來缺乏著歷史自覺的victimised 民族意識論述，並且屢屢返回某種前現代的「文化傳承」以謀取自我定位和自我正當化──但弔詭地，其實這種種「文化傳承」，卻又是二十世紀前半葉東亞知識份子的「救亡圖存」的反西方帝國主義現代化運動所爬梳與重新發明的「文化傳統」。

在這個脈絡裡，在某處看到的日本學者古田博司的評論，就顯得頗讓人玩味：

　　

此前東亞地區的不諧和音，主要起因於日本對這個地域的侵略、掠奪和榨取。因而，只有日本不停的贖罪才是對這一區域的和解與協調的貢獻。這一結論，經某些「倫理派」人士的不斷誘導，被傳播至今……但是，細究其根源，不諧和音難道不是源自從東亞方向傳來的「頑固低音」（Basso Ostinato，執拗地在低音部分不斷重復的音素）嗎？

　　東亞諸國的民族主義，最內裏的一層以中華思想為原型，在它的基礎上，又由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疊床架屋而形成了新的層面。從內向外面向新層，以自己為「中華」，東亞的「霸主性」容易被「一氣呵成」，而新層卻是以對於「無法遺忘的他者」的日本的反動為動機，不斷地撩撥著內裏的對於夷狄日本的侮辱與憎惡。

　　古田認為，東亞思想的「共通性」就是把自己定位為「中華」而輕蔑周邊其他國家、民族的構造。因此，對於所謂「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他相信由於其內部缺乏內在的論理張力，其一旦離陸，便會「空中分解」。所以，他說，「在東亞諸國的民族主義依然生猛的時候，我國不易操之過急。」 〈東アジア諸国の『内側の論理』を読むー『中華思想』と『国家・民族主義』の二重構造〉（中央公論9月號）

東方的「民族國家建國」論述，是透過「無法遺忘的他者」的建構成立的。這樣的論斷，如果可信，那麼，一個要判斷的課題是：我們，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上，在多大程度上超脫了這種狀態？

最近一連串中國反日示威、靖國神社、日本教科書爭議的討論裡，引發我興趣的問題，其實是：

什麼是「沒有道歉的道歉」？什麼是「真正的道歉」？

道歉，然後才有寬恕。

這是一種「禮物交換」的邏輯；在這種等價交換的邏輯裡，「道歉」，是「沒有道歉的道歉」？還是「真正的道歉」？

寬恕，然後才有道歉。

這是另一種「禮物交換」的邏輯。這種不等價交換中所浮現的「道歉」，又是怎樣的事物？

何者是強者的邏輯？何者是弱者的邏輯？強與弱，又如何界定？靠拳頭？還是靠慈悲？

面對著南京事件的圖片，面對著廣島核爆的場景，有人在剝削政治利益，有人錐心刺骨。轉過身來，我想的，只是這樣的疑難：

面對「絕對的惡」，人，可以說些什麼？應該說些什麼？此時，此在，說的界限在哪裡？寬恕的界限，在哪裡？

解構主義，可以越過中國的國界；真正的解構倫理，卻仍然在中國的空中飄盪，又飄盪......

延伸閱讀：

世纪与宽恕
[法]德里达

宽恕及跨文化哲学实践－－德里达访谈
张宁/辑

昨天，朋友的聚會裡，昔日的夥伴們談起當年在學校的事情，然後，自然而然聊到了中國近來的情勢。

一位在媒體任職的朋友，提及中國政府與關注東亞情勢的外國使館，都忙著要搞清楚，到底所謂「自發的」的反日示威，是哪些人或組織發起的，有沒有串連行為。

看到今天媒體的各種報導，可以確認，示威規模，不但在增加，而且，正在東南各主要城市蔓延中。但由於日本外相到訪，中國政府在北京採取了壓制行動。六四受難者家屬與相關於法輪功的人士，被嚴厲監視，而幾個上個星期發起示威活動的組織，被請到了郊外，去做「健身運動」。看來，北京的國家安全部門，對反日組織的動態，並沒有完全失去掌握。

想起一位朋友說的：如果現在是中國的學生，想要爭取學生運動的正當性，利用這波反日示威，該是最好的機會了。朋友的這個想法，讓一群人對中國的反日示威，有了新的觀察角度。

的確，到了這個星期，特別以上海的十萬人示威為標誌，六四事件是還沒有平反，至少，「學生運動」算是平反了。

昨天，一群人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五四」。查一查，離五四還有兩個週末。如果反日示威持續每個週末增溫，到五四時，會是何種場景？「外抗強權」，當然已經有日本作為現成目標。「內除國賊」呢？

暫時看來，打著「愛國」的口號，學生與市民產生了連結。對中國政府來說，學生反日示威是一回事，但如果有民運組織將學生與工人與民工串連起來，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只要中國政府持續表明反對日本「入常」，也許還不怕火燒到自己，反而將會借力使力，在外交舞台上壓制日本（同時，台灣）。但聽到報導中說及「遊行教戰手冊」之類資料的出現，都會區域裡群眾運動的興起，隱隱浮動。這把星星之火，如果點燃，該就不是輕易可以解決的了。

於是乎，中國政府會如何處置這種局面？

...繼續閱讀

當聽起張說道：「看到近來韓國歷史劇如「明成皇后」、「大長今」的風靡全台，難道不是反映出觀眾對「藍血」的某種潛在想望？」我有點不可置信。

「明成皇后」我沒看，難以說什麼。但是，大長今自身的遭遇，以及劇中不斷浮現的「貴族出身 vs. 平民出身」的主題，難道張視而不見？難道台灣觀眾無從感覺？難道張不曉得，正是在南韓民主鞏固，保守的權貴政治勢力退潮之後，南韓媒體界才有了開拍「大長今」的動機與利基？

這，只能會是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不思議。

---

...繼續閱讀

我對之前文字的檢視，引發了一些朋友新的問號。

問號，我的感覺是好的。在一個鉅變的時代，如果總是服從思考的惰性，將新事物一股腦塞進舊框架，可能才是要真正讓人擔憂的事情。

只是，朋友的諸多問題，也非我目前能力與時間資源所及。先致歉了。盡量有空時會答覆。

而wobblies說道：

的確，諸多老輩台灣人對於日本殖民經驗的認識不同於外省人，然而，我們有無必要去承受台聯這招所帶來的後續效應：比如說，要不要選邊站，要不要支持杜正勝，要不要支持慰安婦等等問題，以及如何去判斷中國的反日情緒，中日緊張關係，乃至到東亞的地緣政治變遷等等。
......
如何理解與面對當代中國威脅，已經是讓思考所謂新台灣認同的朋友夠傷腦筋了，還要加上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包袱？台灣民族主義還真的比B. Anderson講的要複雜上千百倍....

除了司馬講的「站高山看馬相踢」之外，台灣的民間社會可以做些什麼？可以確定的是，involve在靖國神社議題絕對不是選項之一。

台灣民間社會可以作什麼？

我只能說我的一些「感覺」（因為思考不成熟，只能說是「感覺」了）。

首先，關於慰安婦問題，我覺得應該要持續抗議，這涉及具體的人權侵害與正義問題。

其次，關於靖國神社，我的感想是：如果將首要的戰犯排除，則東亞其他國家就不需要為日本右派民族主義製造藉口，反對日本首相入內祭祀亡靈。畢竟，將心比心，如果某個鄰國持續五十年以上反對我國總統進入忠烈祠進行祭拜之禮，我國的國民會作何感想？

依據某些後現代派必得解構一切民族國家意識的觀點，這樣的角度是要受批判的。我接受這樣的批判，但不認為這樣的批判，有絕對的、脫離具體歷史脈絡的意義。

至於日本「入常」，我覺得應該如同某些東南亞國家的聲音，表示贊同。總是，身處於一個崛起中的帝國的旁邊，讓另一個國家能夠有更多在國際舞台上抗衡的空間，不是壞事。

至於，這樣的「感覺」，可以衍生出怎樣的「民間社會作法」？我沒什麼樂觀的可靠事實依據，也沒有推薦這種「感覺」的堅強理由。如此這般分層次的應對態度，大概不是抬面上台灣「有頭有臉」的民間組織所能操作；此外，對日本的民間社會動態，我還是有隔膜的，因此，也不願意強作解人。

通常，講到社會團結，我們想到的，是健保制度與國民年金。

又或者，在這些國民一體的國家體制之外，也許會提及平衡地區發展、族群權益的產業、教育、文化政策等等。

但是，多少，這些建構社會團結的機制，都是經由政府機構，透過某種由上而下的公共治理而運作的。

相對於這些國家制度或政策，wobblies這裡所提到的實驗，雖然用著這個社會已經感覺陌生乃至怪異的政治語詞來表達，卻其實是「社會團結」理念的真實展現。

社會團結，不僅是國家政策與代議民主的產物，也可以是民間組織與直接民主的產物。在一個國家認同高度分歧的社會，在一個階級分化擴大的社會，還有哪些由下而上的社會團結方案與組織方式？wobblies從倫理消費運動裡，顯然找到了一個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