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Nation Reloaded

看到革命少女嚴肅地提出了一個問題：

我們到底有沒有變窮？

文章引發的討論，內容可說是精彩。主要的討論方向，似乎集中於《Cheers》雜誌的調查報導，其中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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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微整理一下討論中幾個有趣的論點：

• CHEERS的文章是扭曲，比較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卻未曾分析到台灣大學畢業生人數與十年前比大幅增加；自1997年之後，大學急速擴充，造成大專人力供給大幅增加。
• 這十年來台灣人的購買力是增加的，以台幣計價的收入也由30萬提高到42萬，與韓國相比。去年韓國以美元計價的國民所得雖然首度超越台灣，但是主要原因在於韓幣升值；如果以購買力相比較，台灣的平均購買力還是高出韓國。
• 台灣的問題不是所得成長不足，而是其他因素（匯率變動），造成成長不足的假象。於是要考察的問題轉化成：為何台灣會出現向下調整的匯率變動？
• 此外，在確認平均所得成長的輪廓與樣貌後，接著的另一個問題：所得分配惡化的實情，以及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變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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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層面的基本面釐清先放在一邊，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我關心的，則是這個問句所透顯的社會焦慮：台灣社會的二極分化。

其實，在東亞，關於全球化下的社會二極分化，台灣並非特別的個案（如同坊間媒體所明示與暗示的）。

在jerry哪裡，看到了對此種社會分化趨勢的日本論述：「希望格差社會」的誕生。

從jerry的《希望格差社會》與數位時代的《無法更上層樓只好沈淪下流社會》（vol.126, Wed, 15 Mar, 2006）等文字提供的資訊來看，日本的「希望格差社會」論述，對於全球化下的日本社會走向，認為有著下列的基本特質與成因：

• 二次大戰後的日本，曾經是「一億總中流」的中產階級社會，國民分享著相似的成長經驗和就業模式。大部分的家庭都有房貸、車貸，卻也有穩定而可靠的工作和收入以支持家庭支出。
• 但如今，日本正面臨著社會「去中間化」以及兩極分化的壓力。由於「職業不安定化」、「家族不安定化」、「教育不安定化」三個面向的結構變化，日本從1998年前後，就進入了「希望格差」的兩極化社會。《每日新聞》2005年底的民意調查更顯示，日本民眾高達七成認為今後日本貧富差距會更加擴大。
• 以 靠打零工維生的兩百一十七萬「弗力特」族 （Freeter）、無所事事的八十五萬「尼特族」（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 NEET）為首，缺乏家庭支持、專業技能、教育背景的年輕人，構成了一個看不到希望的新興社會階層。山田昌弘在《希望格差社會》中表示著：「失敗組的絕望 感即將撕裂日本！」
• 日本媒體指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構造改革」，是加速日本社會「去中間化」的原因。「構造改革」強調市場競爭機制、提高市場效率，提倡自由化，而社會邊緣人在缺乏「社會安全網」的情形下，卻陷入了「風險社會」的生命情境。

這種觀察，與我對於台灣社會變遷的猜測，是約略相當的。台灣，也是約在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之後，一度給予社會大眾普及的就業機會，以及維繫「社會希望」的「追趕型工業化」，開始漸漸崩解。社會分化，於焉隨同「中國熱」，而逐步上升。

從這個觀察與猜測來說，「兩個台灣」，並非台灣所獨有的社會變化。對照於「兩個日本」的現象，必須說：社會兩極分化，已經是東亞周邊國家的共同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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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說，如何回應這種「希望格差社會」的局面？

在利害關係者所構成的可能行動網絡中，fengyi22凸顯出了「工會」在此可能的角色：


面對全球化之下的「希望格差社會」趨勢，民主化的集體審議與行動機制，仍然是社會保護的反趨勢的主要支柱。工會，更是此種主要支柱的關鍵環節：


這是不是工會在一個全球化的知識經濟時代裡，在一個成形 中的「希望格差社會」裡的唯一角色？如果把工會當成是一種民主性的「社會調節」（social regulation ，或者更正確地說， social normalization），應該不是；但毫無疑問地，fengyi22指出了：工會的普及化，乃是一項基本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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