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Nation Reloaded

關於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的關係，引起了一些關切與辯論。

故事，似乎起源於姚人多的一個主張：

如果我是民進黨的高層，我會鼓勵我的政黨去積極投入並改變中國的政治情勢，比如說，鼓吹中國的民主改革。我會訴諸國際媒體告訴世人：如果十年之內中國能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全面民選，那麼台灣與中國這兩個民主政體願意坐下來談判。什麼都能談，包括與中國統一。這種說法便把壓力拋回給中國大陸，如果要台灣這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那就給中國人民民主自由，其餘免談。

　這樣一來，國際間很清楚台灣的立場，民主的價值超越民族主義的堅持，人權在台灣擺在國家權之上。這就有別於現在的兩岸情勢，民主懼怕專制，人權懼怕拳頭。民進黨絕對有能力經營這種論述，只看它們肯不肯，只看它們要不要得罪台獨基本教義派。事實上，如果民進黨夠聰明，它應該知道整個大趨勢已經走到不得不這麼做的地步了。（革命少女，[轉載] 連戰的「霧月十八日」／姚人多）

台灣應該試圖去改變中國的政治情勢；這個主張，獲得許多朋友的迴響。

但一個問題潛藏在這積極轉型的政治主張下：當今的中國政治情勢，該如何準確地界定？換言之，台灣所要改變的物件，其確切的性質為何？

中國仍然是一個列寧主義的蘇維埃政體？或者，中國只是我們習以為常的第三世界威權政體？或者，不過是一個一個披上現代紅旗的傳統帝國？

有人說：不，不，這些都無法說明當今中國的政治情勢。中國，不多不少，是一個成熟中的法西斯政體（Michael A. Ledeen, From Communism to Fascism? ）。

如果中國法西斯論可以逃脫「右派冷戰修辭學」的批評，當然，也就帶來了一些必須被正視的難題。

面對著一種「將文明扮裝成民族」（a civilization masquerading as a nation）的認同政治（Bruce， Chinese Identity Politics），我們很難不聯想到「大中國情懷」與「大德意志情懷」的某種親和性。

中國何時能解除這種法西斯魅影？

Bruce的答案，也許值得參考：

The People's Republic must stop pretending to speak for all ethnic Chinese, as that frightens foreign nations that have large numbers of high-profile ethnic Chinese citizens (largely in Southeast Asia), and as it has never come to the aid of any of those ethnic Chinese at any rate. The People's Repbulic was decided on by a large band of revolutionaries, not true delegates of the people. Nor has it ever extended the franchise beyond the Party, so its claims to speak on behalf of its subjects, much less its claims to the affection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are thoroughly risible.

When China can stop making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notions of ethnic and political "Chineseness", it will be better able to move forward, not just in its relations with Taiwan, but with all other nations..

法西斯的問題，就先放在一邊了。但，中國究竟是蘇維埃？威權國家？帝國？還是法西斯？

總是，不同的觀察角度與判斷，也意味著台灣面對中國政治情勢的不同介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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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花絮报道之三：试答哈贝马斯问题 （边缘人）

当代的中国不同于西方，现代性问题几乎是与后现代性问题一同进入思想界，相对于80年代以啓蒙思想爲己任的呼唤现代性的那一代知识份子，90年代市场化中的知识份子更多地是以反思的角度来探讨现代性问题，这一反思的结果之一便是世纪之交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大论战。反思现代性的一大理论资源很自然地来自于尼采、晚期海德格尔和当代法国思想家们（那些中国的所谓"后主"们不计在内）。

我们以前一直疑惑爲什麽在中国"罗尔斯主义者"和"哈贝马斯主义者"会那麽少，关键原因还是在于一个语境。罗尔斯与哈贝马斯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现代化、人权与自由信念高度普及的社会，他们反思与面对的"现代性问题"确实与我们这里很不相同。

比如这一次哈贝马斯被问到如果广大民衆通过他所设计的程式民主而得出了侵害自由的共识（例如按照严格的民主程序而选举出法西斯政权），在哈老看来"这问题" 是不成问题的，因爲他不相信自由的民衆通过公共领域的交往理性会得出共同放弃自由的共识。但是按照我们上个世纪的"本土记忆"，这恰恰是最值得忧思的。所以90年代中国知识份子会接受哈耶克或者那些形形色色的当代西方左翼思想，但却没有接受夹在中间的罗哈二氏（秦晖先生以及黄平先生的"第三条道路"探索也不在这一层面，而是在吉登斯的层面上），这一局面确实其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