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Nation Reloaded

去年你種在你花園裡的屍首，
它發芽了嗎？
今年會開花嗎？

洪磊，1996

很久沒有更新這個部落格了。忙碌，以及親密關係中的紛紛擾擾，加上一些「義務性」的志工工作，使我沒有精神來書寫滿意的主題和文字。

在祝福舊戀人的新戀情之後，對自己的生活，也不得不著手新的安排。文字書寫，依舊還是我這個出生1960年代的人，最好的慰藉，與面對世界的支柱。

此後，應該會繼續在這裡寫些東西吧。但，可能會比較偏重個人性的省思，一些我一直感到興趣卻沒時間深究的倫理學議題。如果時間許可，可能會再間雜些對於「台灣公民社會改革前景」（吳乃德語）的玄想。但我的個人省思，與「台灣公民社會改革前景」，可以有多少是分離的？無關的部分，大概會很少吧。在曾經認為是「真愛」的感性追尋宣告終結後，大概沒有多少新的空間。

當然，這不會是我全部的書寫。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投資、社會企業，這幾個跟我目前的工作直接有關的題目，應該都會擺在與工作同仁合力的共筆部落格：CSR Taiwan。對這幾個題目特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那裡看看。

這個上午，瀰漫著一股難得的清新氣氛。特別寫下這些文字，在自己的腳跟後面，劃下一道起跑線。

在SS的邀約下，幾個老朋友，來到西門町紅樓後的廣場。

在我而言，在台北，這樣的氛圍，是個稀有的歧異。在台北盆地的中央，在洋溢著年輕肌肉美感的侍者環繞下，在廣場的開放空間暢飲啤酒，同時感受著輕鬆而又熱切的慾望交換，是很特別的情景；沒有壓迫與反壓迫的高張力戲碼，只感覺著自在，非常的自在，絲毫不需費力即自動滑入的自在，一種完全脫離束縛後的自在。這種大氣的自在，是東區 pub 的中產階級美學所試圖模擬和拷貝，卻始終無法得其靈氣（aura）的。  

HW，是今天最健談的人。HW談到了20幾年前的台大大新社，談到了當時的幾個學運人物，乃至一些甚而我也不曾知曉的小城故事。

在這個時刻，談到這些二十幾年前的事情時，幾個老朋友，眼裡還是閃爍著光芒。白頭宮女話當年？也許有幾分味道，卻不盡然。那個時代裡我們所經歷、所創造的律動，有些未曾經歷的人所難以意會的真誠與深沈。在記憶中重現那些真誠與深沈的片刻，不止於救贖，也不會輕易地淪為廉價的話語救贖──如同那些以批評「廉價的話語救贖」來自我救贖的犬儒主義者所相信的。

回到現在，HW談到了建立新論述的必要。是啊，必要。漫長的二十世紀結束了，而這個島嶼，要如何前進？面對的課題，是新穎的；這次，不像二十年前，台灣的改革者，可以隨意採摘二十世紀裡其他國家的改革論述來建立改革議程。再也沒有這樣容易的工作了。這次，台灣與世界一同，同步面對著未知的二十一世紀。在這個脈絡裡，吳乃德所提及的「台灣公民社會改革的前景」，有了新的歷史意義與重量。

緬甸風災後，緬甸難民醫院－梅道診所（Mae Tao Clinic）立即發起救災募款活動，將透過長期合作的緬甸境內草根性組織，在當地購買物質和藥品，派遣在地救助人員前往災區協助受難家庭。

對於長期工作量龐大和經費已短缺的梅道診所等草根團體來說，這絕對不是個容易的任務，卻是眾人視為最緊急且迫切的使命，只因，民眾永遠比軍政府更關切著自己同胞們的疾苦和幸福！ ...繼續閱讀

早上看到這樣的觀點，有點訝異：


我看不出來，以數萬生民的「犧牲」（原作者的用語），果真換來了什麼「國際社會的尊敬」？更不用說，什麼關於「二次大戰」的聯想。

（中國從達佛撤資了嗎？中國政府對西藏問題，有了新的理解和對待了嗎？）

誰可以為亡者，定義他們的「死亡」為「犧牲」？「誰」可以有這種命名的權力？「誰」命令著他們履行「犧牲」？他們，如果還能回答，會認可這些使得他們的亡逝成為「犧牲」的理由嗎？會願意為這些「偉大的召喚」而履行「犧牲」？

這位我的朋友的朋友，有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話語裡面，潛藏著威權的陰影？知識份子的傲慢？

對亡者，對於超越數量計測的悲戚，我們如果還有一點人文主義者的素養，就不要以民族主義的論述視野去自以為是地「昇華」這些大眾的死亡。

以 他人的悲戚，成就民族的「曙光」；這等高雅的「同情的理解」，是何等的粗暴。相對於此，我更欣賞的，是部落格裡，許多的年輕朋友，嘗試找到緬甸的NGO， 來為援助打開通路的動人努力，是整理台灣921之後進行災區社區重建的經驗，以供四川地方政府與NGO參考的默默功夫。

是在這些年輕朋友點滴而踏實的世界公民行動裡，我看到了真正的人文主義的曙光。

總統候選人X：

「對於當前的綠卡爭議，我想特別指出，我們在進行相關的討論時，應該不要忘了，在我們這個年輕的國家，持有綠卡之所以成為一個民眾關切的問題，其實有它的歷史脈絡。

綠卡問題，是一個台灣歷史上的傷痛，一個不分族群的傷痛。從台灣成為國共內戰的「復興基地」開始，台灣的國際處境，台灣的國家認同，一直處於飄搖動盪的情勢中。到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到美國與台灣斷絕正式外交關係，更是如此。這種情勢，讓許多人覺得，他們無法在台灣安居樂業，而不得不選擇離開。

此外，當年在白色恐怖與戒嚴統治之下，還有許多台灣人民，因為政治的理由，也無法回到台灣。

如今我們回顧歷史，在探討綠卡問題時，重要的不是追究誰有沒有綠卡，而是：我們要如何建設這個國家，使我們的子子孫孫，不論他們的父母和祖先來自何方，不論是台灣土著的原住民族，還是來自中國、越南、泰國或印尼的移民，都能在這塊自由開放的土地上，盡心去追求他們的夢想？

這才是台灣的總統選舉所要面對的真正議題：在這個島嶼，我們要如何攜手協力，來讓台灣在國際社會取得應有的地位，來讓綠卡問題，真正成為過去的歷史，而不再會是台灣社會的傷痛？」

總統候選人M：

「對於最近所謂的「抓耙子」議題，社會上有許多的討論。對這些討論，我想從政黨的總統候選人的身份，與各位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國家的情治單位，經由吸收線民，來收集攸關國家安全的資訊，這是各國都有的作法。不過，在一個常態的民主社會，這樣的事情，一直有一個明確的界限，那就是，不能侵犯憲法所賦予人民的自由權利。

以這個普世的人權標準來說，今天，我在此必須指出：過去所存在的所謂「抓耙子」的現象，其實，在許多時候，乃是政府侵害人權的表現。

對於過去在戒嚴時期，因為政治高壓，而在人權上受到情治單位騷擾或侵害的民眾，我謹代表我個人所屬的政黨，向各位致上最深的道歉之意。個人在此，也深切期盼，國人都能從歷史的錯誤中汲取教訓，讓我們的國家，永遠都不要再發生類似的侵害人權的事件。

人權的定義，不是固定不變的；隨著時代的演進，當今的世界，對於人權的理解，有著許多新的觀點與看法。在我們今天享受著過去政治改革的果實的時候，國人更應該體認到，台灣要保持進步的動力，政府內部與社會各界，對於如何實現人權的理念，對於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能被世人認可的人權國家，依然還有許多地方需要彼此對話，尋求共識的。個人也願意承諾，將來無論在什麼職位上，都會與關心人權議題的各界朋友，一起為提高台灣的人權標準而努力。」

看到這段影片，不免有些感慨。
美國的教育改革者，在想的問題是如此，
而台灣呢？
一個「一綱多本」的問題，
糾結於意識型態中，讓教育改革失去了動能。

台灣，將會繼續沈淪，
如果，我們把改革的希望寄託於政黨，不管哪一個。
今天，聽到吳乃德談起「台灣公民社會的遠景和改革藍圖」，
我想，答案，大約就在這裡了。

偶而看到這樣的報導：

London is the best location to offer the softer factors such a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best practice - 46 per cent of Europe-based respondents identify London as an ideal location for best practice in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業社會責任觀念的主流化，並沒有使得倫敦就因此淪為國際企業的拒絕往來戶，反而成為他對於國際企業的吸引力之一。這個關於倫敦的故事，雖然有著簡化，但是作為「責任競爭力」的註腳，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什麼是「責任競爭力」，簡單地說，就是在一個社會裡，在非市場機制的引導下，市場機制的運作能有效地鼓勵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良好的企業，而淘汰那些表現不好的企業。從這個角度來看，似乎倫敦已經形成某種「企業社會責任經濟」的群聚效應。

在傳統的經濟學觀點中，「市場」僅僅是一個依賴價格訊號來匯聚供需的地方，不多也不少。「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種要求企業將「外部成本」內部化的非市場調節機制，因而常常被認為代表著「市場失敗」。在這種觀點裡，有企業社會責任，就沒有競爭力（＝「完美的市場」）。

但「社會責任」與「競爭力」必然衝突嗎？其實看你如何理解「競爭力」。「紅海策略」下的競爭力概念與「藍海策略」下的競爭力概念，是有差異的。倫敦的例子，則有可能已經演示著一種結合社會責任與競爭力的可能路徑、一個台灣不熟悉的路徑。

「苦勞網」榮獲卓越新聞獎基金會頒發的第二屆「社會公器獎」。讀到了幕後感言，其中一段，甚是有趣：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本來搞不大清楚卓新獎是個什麼樣的東西，在現場，看到入圍、得獎名單、聽到詹宏志的致詞，又和執行長家宜聊了回兒，才知道了這裡的兩難：卓新獎若想要吸引商業媒體的青睞、得先去肯定商業媒體，如果搞來搞去，得獎的都是公廣集團、中央社這些單位，它很難做得大。

在這個缺乏基礎信任的社會裡，並不存在在權力之外的榮譽。

（隱藏版得獎感言-給我們一座「社會凶器獎」吧，謝謝）

卓越新聞獎，也許是可以理解為某種媒體產業的自律機制的一環。如果這樣看法是可以接受的，卓越新聞獎在運作上的困境，可就不是一個小問題了。

看看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官網上的介紹：

由官方頒發媒體新聞獎，過去在台灣社會被視為常態，但新聞媒體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監督政府，由政府頒獎鼓勵新聞媒體，實非恰當。前新聞局長蘇正平任內遂決定廢除官方所頒發金鐘獎、金鼎獎中之新聞獎項，並奔走號召企業界共同捐助成立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期待能以符合第四權邏輯的民間新聞獎新風貌，取代過去難免威權政治殘餘的官方新聞獎舊格局。

原來，是個民進黨政府還保有民主改革氣息時的產物。只是，不曉得在當時，人們對於在市場經濟主導的商業格局裡佈置產業自律機制所會遭遇的難題，有沒有切實的評估。

產業自律機制，不是個簡單的事情。這是個該謹記於心的經驗教訓。對於如何讓產業自律機制發揮它本身的「社會公器」性質，我們還需要有深入的探索。

聯合國新發佈的研究報告，證實氣候變遷速度超乎預期。

而這個星期，我們看到企業界在環境責任上的表現，也出乎預期。Wal-Mart自2005年10月宣示要降低它的營運和產品的環境影響，而終於在本週發佈了它的的首份企業永續報告書。相對地，一向被認為較重視環保的德國與日本汽車業者，都分別在企業社會責任上出現負面訊息。

中國政府將企業環保資訊納入企業信用資訊徵信系統的「綠色信貸」政策，又有了相關報導。報導中，還引用了適用於金融機構專案貸款機制的企業社會責任規範──「赤道原則」。


联合国：公布气候变化报告 发出最有力警告声

沃尔玛发布首份环境报告

環保表現不夠綠 德國新車輸給法義

丰田本田不达社会责任标准 被英国“富时”除名

12家重污染企业被银行拒绝贷款

在深圳，環保成為“硬約束”

跨國界污染 兩岸環保NGO齊關心

想像一下一個情景：2008年的某月，在美國與歐洲的許多地方，當人們回到家裡，舒適地享用晚餐，客廳的電視不經意地出現了一則廣告。《哈利波特》的作者 J. K.羅琳和電影中三位可愛的主角，與一位不知名的東方臉孔長者一起，呼籲世人共同關心發展中國家學童的數位落差問題，畫面中，還看得到一些東方臉孔的大學 生，在非洲的某個偏遠村落，忙碌地與村民一同搭設ICT設施與電腦教室。

這廣告是誰作的呢？看廣告的人疑惑著。

是某個美國還是歐洲公司嗎？美國與歐洲的大型企業參與、贊助，甚至發起這類與發展議題有關的公益廣告，來樹立「社會品牌」（social brand）和企業公民的形象，在企業社會責任觀念已經相對成熟並且主流化的歐美地區，並不會讓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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