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能在這裡發現修辭學的三個重要的辭格:提喻法 ( synecdoque )、換喻法 ( métonymie )、詞的誤用 ( catachrèse )。正是遵照這些辭格所規定的骨架,那些作為象徵性書寫的複製品的語言才能發展。那些語言逐步具有詩歌的力量;它們的原始命名成了久遠的隱喻的出發點:這些隱喻逐漸變得複雜,並且不久是如此遠離它們的發源地,以致於難以重新發現它們。這就是種種迷信是如何產生的,人們憑藉這些迷信以為太陽是鱷魚,或者上帝是監視這世界的大眼睛;這也是秘傳知識如何在哪些人(牧師)中間產生,那些人一代接一代地把隱喻傳遞給他們的後代;這也是(在最古老的文學中頻頻亮相的)話語的諷喻 ( les allégories du discours )如何產生出來,以及以下的幻想是如何產生出來的:知識在於知識的相似性 ( Cette illusion que le savoir consiste à connaître les ressemblances )。」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127. 《詞與物》,中譯本頁152。
很簡單地說說我對傅科這段文的看法:
傅科指出,提喻法(以部分比喻全體、以材料比喻成品、以單數比喻複數等等)、換喻法以及詞的誤用,是人類文明中最早的轉義(trope)。在我的看法裡,前二者較屬於廣義的類比,可以理解其中的比喻關係;但第三者,則純粹屬於個別社會文化底下的沈積物,裡面沒有什麼邏輯可言。也因此,只有「詞的誤用」(也有人翻成「強喻」)才是傅科所言的「這些隱喻逐漸變得複雜,以致於遠離它們的發源地,難以重新找到源頭」。
既然源頭不可尋,也就沒有清楚的「本義」( le sens propre,對不起,我不知道英文是什麼 ) 可言。在這情形下,哲學語言如果想要保持它內部的純然本義,以便維持語詞的單義性,一如胡賽爾所致力,也就不甚可能。至於德希達談到的「每種修辭學內部,都有它自己的哲學」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總之,哲學話語的內部並非總是透明並且保證絕對的支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