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rose est sans pourquoi

「語言的音調決定著每個民族的旋律；這種音調使我們能邊唱邊說，並且說話的生動性取決於語言音調的強弱。最後表達音調的語言可以形成更生動、更富激情的旋律；音調很少或沒有音調的語言只能產生冷冰冰的、萎糜不振、沒有個性和表現力的旋律。這就是真正的原則。」

且讓我們先拋卻此書的成書年代爭議，直接進入此書要旨。

乍看之下，此書書名雖為《論語言起源》，但卻有個令人難以理解的副標：《兼論旋律與音樂的模仿》。而從結構上來看，全書一共二十章，我們可以分成三個部分視之：第一到六章討論了語言的發生、形成、發展以及語言的構成；第七章到第十一章論及語言起源的地域性差異；第十二章則討論起音樂的問題，從旋律到和聲，從繪畫色彩到音樂家的錯誤；最後，第二十章則以語言與統治關係作為結尾。從結構上的三個部分，我們可以得知，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82 ) 不止是以哲學人類學的角度談語言的起源，對人與動物之別作區辨；還以人類社會發展面向，討論語言南北之別；最後更涉及了語言內部的語調、發音，與人類文明中的詩、歌曲之間的親緣關係，以此說明語言與詩歌、旋律之間的同源性，並回過來支持第一部份的假設：言語 ( la parole，註一) 起源於自然，是人類社會發展才有了語言，而文字本身的「發明」則緣於偶然。

本書第一章，盧梭一開始先區分了人與動物之別：是言語 ( la parole )構成了其哲學人類學的底基。於盧梭而言，動物並非缺乏發聲的器官；剛好相反的是，動物的器官構造乃是與生俱來的 ( naturelle )，它們都能說，且無處不同。因此，問題在於動物無法學習，因此語言永恆不變、無法發展。人類特殊之處在於語言( le langage) 的發展是約定俗成的 ( la convention )，「這是為什麼人類能發展，而動物卻不能的原因。」（中譯本，頁8）盧梭於此處徹底將人與動物區別開來，用的並非是官能上的差異，而是社會性，這使得人類知識的積累，得到了有力的支持點。

回到語言的起源問題。一方面，盧梭認為人類一開始並沒有語言，人之所以能夠開口說話，一切皆因於「有交流感覺與思想上渴望與需要」（頁1），因此，盧梭對語言問題的討論是建基於社會因素上。這些交流上的需要，促使人類尋找交流方式，這交流方式「只能產生於感覺 ( des sens )」，是基於感覺，而不是理性的論證，才使得人類想要開口。於是，我們可以理解，在語言成形之前，人還沒有學會怎樣使用理性推論，因之，也就更談不上思想符號。基於與他人交流的慾望與前提，是激情 ( la passion ) 讓人發出了第一個聲音 ( la voix，註二；頁18 )，這使得人類開始說話之初，是帶著形象出現的話語，是象徵性的、生動的；而絕非能精確指出對象物的名詞。換言之，因為愛、憎、憐憫以及憤怒這些激情，讓人類開口而有言語；人類是先有了隱喻，後來才出現本義 ( le sens propre )、字面義 ( le sens littéral )。也就是說，在原始時代，人類可能因為於大自然中遭遇了一些狀況，想要傳達給其他人知道，比手劃腳，以音傳意，有了第一句話，而初見的景象又未必符合實在的對象物，一直要脫離了蒙昧狀況，真實認識到對象物之後，才有可能出現對事物的實在認識，由此，對事物的命名才有可能。

另一方面，社會結構在這裡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在盧梭的設想裡，原始時代（或更精確說來，是棚屋時代，頁54），只有家庭，還沒有社群形成，成員內部溝通，靠的是簡單的手勢 ( le geste ) ，而不是複雜的語言，便能瞭解家庭內的成員所要表達的一切。是遇見了陌生人、形成最基本的社群形態，才有了複雜表達的需求與可能，這也是為何盧梭將人類的野蠻時代看做是黃金時代；也就是說，在盧梭對文明分類裡，有三種生活形態，分別是：原始人是獵人；野蠻人是牧人；文明人則是農人。原始人（也就是棚屋時代）的生活形態始終是以家庭為單位，以打獵為生。唯有到了野蠻人的時代，過著放牧生活，人群分散，才有接觸陌生人的機會，那時才有彼此交流的需求，語言才進一步精緻地發展。至於，農耕生活，也就是文明人時代，生活居住逐漸固定，人類社會開始分工，維繫社會的基本規範才會出現，也才有了法律的需要、理性的計算與推論，由此人類知識才能成形與積累。

如前所述，文字的產生並非必然，而文字如何發生，盧梭在此書並未清楚解釋。但他以為，相應於上述的三種文明形態，文字的發展也可以按此考察出來：最初的原始社會，文字記號是以形象化為記事方式，如墨西哥人直接描繪對象自身，或如埃及人以象形方式描繪，這兩種都是以激情為基礎的社會生活。其次，「是以約定俗成的字來表示詞語與命題」，這種約定的前提是語言已經發展成熟，且整個民族有法律約束作基礎才有可能，「漢字就是這一個類型，它既真實的描繪了語音，又訴諸了人的眼睛」。最後一種文字型態則是「將語音切成一些元素，如元音、輔音等，由此，一切可以想到的詞與音節均能組合。」（頁26）這種字母的組合方式，應歸功於頻繁的商業活動，是商人為了穿梭於各民族之間，發明了字母以因應各種不同的語言，因此，嚴格說來，第三種文明的文字，「是分析而不是描繪語音的方式」；同時這也能說明，希臘字母雖然來自腓尼基人，但卻不能因此說希臘文明晚於腓尼基，僅僅是從事商業活動的腓尼基人，將發明的符號帶到希臘並為後者廣泛使用而已。

從語言內部的音調來看，盧梭認為，語言的音節越多，表達越清晰，觀念越清楚，語言本身也越失去它本身原有的活力。相反地，原始的語言，語音模糊、旋律優美，熱情且溫暖，這是激情社會生活的典型。這兩種形態，也可以說是北方語言與南方語言的形成差別。前者發音清楚卻生硬粗魯，是北方惡劣的生活形態下的產物，在他們生活形態下，最基礎的連結是彼此互相需要、幫助的生存，是因著死亡的威嚇而連結起來的生活需要，社會是基於勞動形成，所以「他們的第一句話不是『愛我』( aimez-moi )，而是『幫助我』( aidez-moi )」（頁79）。相反地，南方因氣候溫和，人們無需對抗惡劣氣候而連結，生活無慮，話語生動、悅耳、渾厚且抑揚頓挫，充滿激情雄辯，「這種聲音在迷惑心靈之前，已先迷惑了耳朵」（頁82）。在盧梭看來，北方語言，以英語、法語以及德語為代表，「喚起的不是情感，而是理解」（頁79）；南方語言則像是波斯語以及阿拉伯語，適用於講解神聖奧義的宗教集會，或者政治雄辯場合。然而，盧梭緊接著談到「人類說的第一個故事、第一次演說、第一部法律，都是詩。」因為「詩早於散文，這沒有疑義，因為激情先於理智。」（頁86）在這角度看起來，盧梭把言語、詩以及歌曲看成是同源也不意外了，因為「最初的音樂不過是旋律，旋律不過是言語的聲音變化，重音構成了歌曲，音長構成了節拍，音節和音量就是言語的節奏和響度。」（頁86）

不要忘記，盧梭思想的基礎，建築在對自然的謳歐上，因此他認為對於語言重音、元音等記號，連同音樂中的和聲，都是本末倒置的作法。一則，所謂和諧的和聲，不過是社會的產物，它的美來自於約定，領略這種美感需要經過長期的薰陶與訓練，不同社會的人，一時無法體會其中美感。再則，音符記號、或者語言的重音等符號，並不能真正幫助我們領略音樂中的旋律。是以，盧梭認為「所有這些語言都確證了如下原則：在自然發展中，一切字母語言必然變化其特徵，在獲得清晰性的同時，它們喪失了力量，亦即其發展越快，語法與邏輯越完善。要很快使一門語言變得索然無味、單調貧乏，只需要在講這種語言的民族中設立學習機構便可。」（頁44）音樂以及語言喪失了活力，是因為它們不再模仿自然。

隨著現代社會的建立，律法與規範的完備，統治力量牢牢地將人民納入組織。盧梭以為，過去靠著雄辯來說服公眾的力量已然消失，現在乃是「公眾力量取代了說服，雄辯還有什麼用？」（頁131）現在大眾語言與雄辯毫無二致，使社會變革的力量，無非是軍隊與金錢。過去靠大眾集會將公眾聚集起來，現在不需要雄辯術，僅需在街角貼上告示即可，因此「讓臣民分散，乃是現代政治的首要原理。」盧梭以為使語言中帶有自由的語言，是那些嘹亮的、和諧有節奏的語言，這些語言可以傳播得很遠（頁132）。最後， 他以為「一種語言，如果不能讓集會的民眾聽清楚，就是一種奴隸的語言；一個民族不可能既維持其自由，又能說著這種語言。」（頁133）

註一，法文裡，言語（la parole）指的是「說話」。

註二，la voix，指的是帶有意義的聲音；le son則單純指聲音。

後記：本文頁碼，均以中文譯本為主，洪濤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並佐以法文現代版，標出作者原使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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