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度日她的如年

　　那天下午，我跟一位剛認識的女孩W談配樂的事，之後在師大夜市點了一盤滷味。吃沒幾口就接到電話了，是台北影業。「你的底片有漏光的情形喔，影響到畫面──」什麼？漏光？那這三個禮拜以來辛苦拍攝的一千五百呎十六釐米底片豈不全數報銷了？畢竟漏光這種事，通常和攝影機脫離不了關係。可是怎麼會？這台編號43的Bolex攝影機是我的愛機，我還是特地指名要它，把它遠從芝加哥扛回來的欸……。
　　於是我再也吃不下，走到附近的文具店東繞西繞，想讓自己冷靜下來，可是越繞越暈。最後我又再打電話給台北影業，把晚上過數位帶的時間提前一小時。我知道在沒有看到片子之前，我什麼事都沒辦法做。漏光光，壞了了，這六個字不斷從我心裡彈跳，我甚至已經開始思考重拍的可能性……。心裡的焦急程度大概跟聖誕節當天從芝加哥飛抵東京成田機場時，有得拼。

　　那次是行李失蹤。愚笨如我，把從學校借來的攝影機、錄音機、麥克風、各式鏡頭與腳架全部塞到大行李箱和大背包裡托運，以為會沒事，不過在行李轉盤前枯等半小時、看著別人未領的行李重覆兜圈子之後，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偏偏美國航空的日本櫃檯排滿了人，我找到一位小姐跟她哭訴也沒有用，因為她不是美國航空的人。等了許久，好不容易有位小姐前來詢問，我苦著臉告訴她行李不見了，她查了一下，才發現原來我的行李被運到日本航空去了，他們以為我只是在日本轉機，要搭下一班飛機回台。
　　「可是，可是，我要在東京玩一下，四天後才會回台灣啊──」我的話語在冒寒煙，眼前不斷浮現美航那位恐嚇我腳架是武器，不能帶上機的冰冷小姐的臉。哼，是她搞的鬼。
　　於是親切的日本小姐扔下對講機，扣扣扣踩著高跟鞋跑去日航的貨艙，又扣扣扣跑回來，拖回我的兩件貴重大行李，我高興得對她四十五度鞠躬。
　　要知道我這人看起來雖然是小孩樣，但是一向很沉穩。情緒總是包裹得極好。不過，遇到這種倒楣事，再堅硬的石頭也是會壓出蛋蜜汁來的啊。
　　還好，之後一個人在東京愉快地玩了四天，住在淺草橋一家溫馨可愛的青年旅社，去了上野、澀谷、巢鴨、吉祥寺、原宿、下北澤、築地市場……還在淺草寺抽到大吉的籤：「一信向天飛，秦川舟自歸，前途成好事，應得貴人推。」我問的是回台灣拍畢業作品的事。其實我並非迷信之人，求籤常常只是好玩，怪的是沒有一次不是抽到大吉。果真後來這三個禮拜的環台拍片行程，一路遇到不少貴人相助（家人的親情支援自不在話下），尤其在綠島，因為和綠島國中的地緣關係，不但食宿全免、有機車可騎、有專人接送，還有一位電力公司的鄭廠長全力相挺。連搭火車到台東，下車時還有陌生的阿伯自願幫我扛腳架呢。

　　當然，身為主角之一的姊姊，也非常貴人。
　　就在我絕望地前往台北影業看片子調光的時候，姊姊帶著她廣告界的友人出現了。「我朋友認識一些廣告攝影師，如果片子真的拍壞了，說不定可以幫你借攝影機重拍──」
　　還好，當電視小螢幕出現姊姊穿著一身綠在太魯閣白楊步道漫步的畫面時，我就回魂了。原來事情根本沒有想像中可怕。所謂漏光，也只有在每捲底片的片頭和片尾部分出現一些紅顏色，那在我的經驗範疇裡，是十分正常的啊。換句話說，就是，虛驚一場。
　　七捲彩色底片的光，都十分乖巧。即使是淡水河的美麗夕照，都賣力配合演出。
　　我偷偷笑了，因為總算還能繼續保持曝光零失敗率，荷包裡的錢也守住了。
　　三天之後，我帶著另外八捲尚未沖洗的黑白底片還有一大堆攝影器材，頂著姊姊新剪的「我要飛了之三角飯糰頭」，安心飛回芝加哥，然後我打開電腦，開始寫現在的字。

　　離開台灣一年半之後再回來，覺得這座寶島真新奇。只要一推門出去，就有看不完和聽不完的新鮮事。我去拍了剝龍眼乾的老人、在菜市場擀春捲皮的台客大哥、雕刻神像的師傅、媽祖和鸚鵡、清晨打太極扇的人們、提鳥籠的人、抱著哈囉Kitty時鐘的外婆……。
　　我請一位出家的學妹用日曆摺紙蓮花、請綠島的小一學童看手錶、國中生們則負責在氣球上畫鐘傳遞然後踩破、我還把一百零三歲的人瑞爺爺跟四歲的小女孩擺放在一起……。
　　主題是時間。在拍攝的過程當中，我寫了一首詩。
　　還不知道怎麼剪在一起。可是我知道一旦開始剪了，那條關連的細線就會慢慢浮出。
　　我一直都想要處理時間。（就比如剛飛過換日線的我，現在正受著時間的罪，必須努力把黑夜轉回白天。）
　　想要用一種合宜的方式來傳達時間的無限可能。
　　於是我把自己設定為，用攝影機蒐集時間的人。
　　我蒐集，有時候毀壞，無論時間以什麼樣的形式存在。
　　賽斯說，過去、現在和未來是同時發生的，現在甚至可以改變過去，這一點，我一直都無法參透，可是，經過這三個禮拜的辛勤拍攝，我對於賽斯的時間說，又有了不一樣的體悟。
　　我新寫的那首關於時間的詩裡，有一段是這樣的：

　　我的右眼在今天　可是左眼還留在昨天
　　我的左膝在後天　右膝卻已經來到明年
　　難道這是一張四十七年前的唇吻過的四十七年前的唇嗎？
　　難道這是一片五百年前的手摸過的五百年前的海嗎？
　　還是五百年前的海摸過的五百年前的手？

　　不打算告訴誰為什麼這樣寫。
　　這些句子是自然流進來的。我感覺它們躺在某個地方很久了，剛好在這個時候流進來，作為我拍攝影像時的間接暗示。
　　因為詩和影像用如此詭異的方式交互作用，所以我很難跟旁人解釋──為什麼我可以一個人扛著腳架和攝影機就去拍電影？為什麼我沒有一個team？為什麼我像在拍紀錄片又不像紀錄片？這些沒有劇情可言的影像，意義何在？
　　對我而言，從最初的概念發想、人物的選擇安排（特別是即興演出）、實際的拍攝......到後製剪輯，其實都是一體成形的。每個階段，我都必須親身投入參與，我沒有辦法指揮別人怎麼做，因為只有自己最明白。
　　就好像成套的餐具或茶具，把其中一隻叉子或杯子抽換掉，都會大大改變它們原本的面目。
　　這就是這個階段的我。還在處理自己和攝影機的關係，以及攝影機和被攝者的關係。用很精簡的影像，來傳達一些悶在裡面很久的話。
　　不管格局多麼狹小或者多麼封閉，我都從中感受到莫大的創作的快樂。
　　不管別人如何質疑追問，「好玩。」依然會是我唯一的答案。

　　說不定有一天，我也會想拍一個動聽的故事。但那要等到我老一點、圓滑一點和有錢很多點吧？

　　補記一個無關的插曲。
　　當我從芝加哥O' Hare國際機場順利出關之後，我搭車到第三航廈試著尋找地鐵藍線的所在。個子嬌小的我，背著登山包，右手推著紫色小行李箱，左手推著綠色大行李箱（箱上還掛了一個棕色包），活像是從外星球飄來的難民，我感覺許多高大的目光正好奇地打量我。後來我闖進一座停車場裡的電梯，直接上了六樓，一踏出電梯，我逕自往左邊走，自言自語地說著：「這裡是哪裡啊？」這時，有個小女孩的聲音忽然從我的背後傳來：「你要去哪裡呀？」我嚇了一跳，趕緊回過頭，發現一個黑眼金髮的小女孩和一個美國男人就站在我身後，因為驚嚇的關係，我沒跟女孩說話，直接用英文向男人問路，過了好一會兒，我才問：「她會講中文啊？」「對啊，很會講呢，我們剛從台北回來──」「啊，我也是耶──」
　　「新年快樂。」小女孩甜甜地對我說。
　　經過十五個小時的漫長飛行（以及鄰座前往美國尋夢的韓國男子的絮絮叨叨），我本以為已經切回芝加哥狀態裡，沒想到小女孩的一句話，又立刻把我打回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