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度日她的如年

星期二，莫名其妙的critique一結束（這學期的運氣比較差，遇到非常奇怪的來自其他系所的評審團……），我就直奔那家有二十一廳的好萊塢重點戲院去看王家衛的藍苺夜。大概是下午的關係，整廳裡只有我和兩個美國老杯杯。
隔天，去離家不遠的藝術電影院「音樂盒子」看侯孝賢的紅氣球。這次，有五個老杯杯和一個老阿姨跟我一起看。
雖然諾拉小姐講英文，茱莉葉小姐講法文，可是，能在異國看到華人導演的新片，真是一件值得興奮的事啊。

就比如，昨晚搭車遇到的那位香港阿姨。
她非常非常慌，先是問我會不會說廣東話，我說我從台灣來，會說中文。
她立刻著急地告訴我她搭錯車了，想要搭紅線回中國城，卻搭了棕線。她問我怎麼轉搭紅線，我告訴她應該在某站下車，然後往地下的方向走，到站的時候，看她還是很緊張、慌亂的模樣，於是我便陪她下了車。她推著一個大菜籃，偏偏芝加哥地鐵的無障礙空間做得非常之糟，沒有電梯可搭。於是她就咚咚咚一把扛著菜籃和裡面的雜物沿樓梯往下走，我真怕她摔著了。
這位阿姨一句英文都不會說，平常的生活圈就是中國城，職業是保姆，完全在安全的範圍裡。一下子搭錯車到了陌生的英語世界，不但看不懂標示，也碰不上半個可以交談的人，整個人焦慮極了。
一起過馬路的時候，她握住我的手，說：「哎呀，我剛才真的怕死了，這麼晚了，我怕回不了家──」
我要她放心，紅線就在對街。只要到了紅線，往95那個方向坐就行了。
於是她又扛起菜籃咚咚咚下了樓梯。
我用學生通行票幫她刷了卡。隔著刷卡機，她感激涕零地看著我，直說謝謝。
我微笑，要她保重。

於是我又走回棕線等車。
我仔仔細細回想阿姨的處境，著實替她捏了一把冷汗。若不是剛好遇見我，她大概就得推著菜籃，在這座陌生城市裡，跌跌撞撞地兜轉吧。也許最後還是會碰上可以幫助她的人，不過，這種夜間迷路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折磨。
在詢問過幾個黑頭髮、黃皮膚的亞洲人都碰壁後，她聽見我開口說中文，那種油然而生的欣喜，我完全可以體會。觀賞侯導的紅氣球時，那個唱著好聽的台語唱詞的布袋戲偶師，就帶給我類似的親密感受。
母語這玩意兒真是太奇妙了。
記得四年前到阿拉斯加打工旅行，離開的前一晚，我在安克拉治的街頭閒晃，等著搭那班凌晨一點飛回台灣的飛機。後來，我找到一家韓國餐廳，盯著菜單上的英文和韓文，不知道要點什麼吃才好。老闆娘要鄰座的兩個說中文的男人來幫我，聊了一下，才知道他們也是台灣人，是華航的機師。他們說飛來安克拉治很多趟了，我是他們遇見的第一個台灣人，於是，他們請我吃了那頓晚餐。吃完飯後，他們說，我一個東方小女孩在街頭閒晃太危險了，計程車也不可靠，所以帶我回他們的飯店搭乘專屬的shuttle bus到機場去。記得當時我的情緒一直很雀躍，不只是因為第一次認識開飛機的人，而是那種溫暖的同胞之情，在遙遠的異鄉顯得彌足珍貴。

我從來就是隨遇而安，少有水土不服的問題。而且其實很喜歡把自己丟進陌生的環境裡，觀察自己的變化。小時候，很喜歡玩一種裡面放著水銀珠珠的迷宮盒子，我很愛把盒子東搖西晃，看水銀珠珠能變出幾個分身。我覺得現在的我，就像水銀一樣，不管把自己分割成幾等份、發放到哪些世界的角落，都還能維持某些原本的俱足性。可是，偶爾還是會想要找人說說台語，還是會打開新東陽海苔肉鬆來拌稀飯吃，煎煎義美蛋餅皮，或者去喝一杯三塊美金的珍珠奶茶。偶爾還是會想到海，想到木瓜溪和奇萊山脈、鯉魚潭的螢火蟲、太魯閣、綠島牛頭山，想到那些從台灣的山光水色裡長出來的自己們，偶爾看見人家穿著印著漢字的襯衫，覺得很驚喜。

其實，越是把自己陌生化，越是能提煉出某些意想不到的自我認同感吧。
這是我搬來芝加哥九個月之後，最大的體悟。
雖然我還是認為創作無國界，不喜歡貼一堆台灣的標籤窄化自己的創作，可是那些字、那些影像、那些韻腳，都是被台灣的星空和山水養出來的，表面上看起來沒什麼台味，骨子裡倒是很台。
所以，我非常害怕被詢問：「你的電影對台灣有什麼貢獻？」或者，「你的小說跟台灣社會的關聯？」這類的問題。
那樣的問法太粗暴。
（當然，更粗暴的還有：賣不賣？多少人有興趣看？）
我寧可錯失留學獎學金或出版補助的機會，也不願編造那些違背自己創作理念的說詞。

我就是沒有辦法趕別人的潮流。
永遠只趕得起自己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