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度日她的如年

(圖：Diane Arbus “A Jewish Giant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In The Bronx”)


在暗房打滾一整天之後，昨晚，去一家中國餐廳參加台灣同學會的新年飯局。
三十來個人，好不熱鬧。
吃飽飯足，大家紛紛端著數位相機拍照，我偷偷拿出從漪貝標來的二十五年老單眼，就拍了起來。雖然相形之下，不免有些突兀，不過，那清脆響亮的快門聲，一記一記地敲在我的心上，十分悅耳。
我好愛這神秘的每一瞬間。感覺像是幫自己出了三十六道謎題，等著回到黑暗裡，用一些燈光、一些藥水，來解謎。

後來，搭藍線去轉那班二十四小時行駛的公車。
上車之後，看見一個女人咧著嘴淅瀝淅瀝地笑著，笑聲像雨滴。
究竟，有什麼事如此好笑呢？我邊經過她邊想。
一分鐘之後，女人還在笑，沒有人陪的那種。
於是我知道她是停不了了。
我和坐在身旁的美目男子對視，他說，她已經笑十分鐘了。
那笑聲有點歇斯底里，整台車陷入某種詭譎的氣氛裡。
你從哪裡來？男子問我。
台灣。我說。
他說他是比利時人，拿了一筆獎學金來美國唸書，博士班畢業之後，到M牌的手機公司研發手機程式。目前已經離職。下個月就要到英國某大學教書去了。
我說我好喜歡布魯日，那些老建築們。
他說他知道台灣，知道國民黨和蔣介石。
然後，我想起過去在旅行途中，搭車時攀談的鄰座陌生人。
從最短十五分鐘到最長一個半小時的車程，我可以閱讀到不同的人生目錄。

其實，我常常是帶著自己的世界行走的。
每次搭車，都處在封閉的狀態裡，像是螢幕保護程式。不常與人交會。
可是因為某些特別的原因，有的人會主動來觸碰我指尖的滑鼠，於是我們有了對話。

比如，去年七月在法國，從巴黎搭子彈列車到里昂，坐在我隔壁的年輕男孩。他看見我掏出印著「巴黎」字樣的中文書，就立刻摘下耳機，跟我說起中文來了。他說他已經學了兩年中文，準備申請到上海實習。看著他認真地吐出每一個字，把它們安插到句子裡最貼切的位置，我覺得好玩極了。
然後是從法國南方小漁港回尼姆的火車上。那個瑞士人。他說他爸爸是傳教士，三十年前來過台灣。很純樸的一個人，在高中宿舍裡擔任學生輔導員之類的工作。
一個多月前，在紐澤西的火車站，遇見一個來自菲律賓的華裔阿姨。因為第一次在那個車站裡看見華人，所以她跟我說話。我們一起搭車到紐約。她跟丈夫在菲律賓的一個小島上，開設一家製冰廠，專賣冰塊給漁夫。她不停地說著她那個歌手兒子的事，甚至還打開一台輕巧的筆記型電腦，把兒子唱的歌播放給我聽。她是一個超級驕傲的母親。

我覺得這樣的偶遇很好。
可以一邊向前移動，一邊聽人家說故事。
目的地到了，就握手解散。也許永遠不再相見。

回到那個嘻笑女人。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深夜搭公車，都會碰見這類戲劇性的人物。
他們或許都有不幸的遭遇，都在社會邊緣翻滾，可是身為一個創作者，我必須殘忍地說，他們都是極動聽的故事。
如果那個喜歡拍攝畸零人的攝影師戴安‧阿布在場，她會怎麼樣衝動地按下相機快門呢？
之所以這麼問，是因為每一次，我都在想，要如何邀請他們到我的相機裡，而不讓他們覺得受到冒犯……。
他們就像是一朵朵奇花異草，散發出特異的芬芳。我極想極想蒐集那樣的芬芳，卻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方法以及安全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