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6,2005
在诗意与残忍之间

【内容提要】1993年中国诗坛的最大事件莫过于顾城之死。每一个朦胧诗的爱好者都感到分到的震惊,谁也难以将一个写下了大量优美诗篇的童话诗人与一个残忍地用利斧劈死爱妻的杀人犯联系在一起。 ...繼續閱讀
October 25,2005
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二)
五,一种从特殊到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理想类型
讨论至此,我们似乎陷入了陷入了某种困境:在专业化和后现代时代中,普遍知识分子日益暴露出其虚妄性,而特殊知识分子又无法扮演重建公共性的角色。那么,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我们承认:在一个后现代社会中,假使我们依然需要公共生活,那么,普遍的公共价值依然是不可缺少的;而仅仅从特殊领域进行反抗无法形成整体的力量,也无从重建社会的公共性。另一方面,知识的高度专业化使得知识分子如果仅仅凭借普遍的价值诉诸批判,又会显得空洞乏力,缺乏有效的力度---在这样的普遍与特殊的两难之中,我们有无可能走出困境,建构一种从特殊到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理想类型? ...繼續閱讀
讨论至此,我们似乎陷入了陷入了某种困境:在专业化和后现代时代中,普遍知识分子日益暴露出其虚妄性,而特殊知识分子又无法扮演重建公共性的角色。那么,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我们承认:在一个后现代社会中,假使我们依然需要公共生活,那么,普遍的公共价值依然是不可缺少的;而仅仅从特殊领域进行反抗无法形成整体的力量,也无从重建社会的公共性。另一方面,知识的高度专业化使得知识分子如果仅仅凭借普遍的价值诉诸批判,又会显得空洞乏力,缺乏有效的力度---在这样的普遍与特殊的两难之中,我们有无可能走出困境,建构一种从特殊到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理想类型? ...繼續閱讀
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一)
作者: 许纪霖
公共知识分子(pubic Intellectual)是近一、二十年国际知识界讨论得很热的一个话题,但在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是近几年出现的新主题。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般认为,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最早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他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们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然而,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身的一代,却成为了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替代,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1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只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学院化、专业化时代的出现直接有关。当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再是自由身份的作家、艺术家,而是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时,他们的公共性就发生了问题。 ...繼續閱讀
公共知识分子(pubic Intellectual)是近一、二十年国际知识界讨论得很热的一个话题,但在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是近几年出现的新主题。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般认为,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最早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他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们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然而,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身的一代,却成为了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替代,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1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只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学院化、专业化时代的出现直接有关。当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再是自由身份的作家、艺术家,而是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时,他们的公共性就发生了问题。 ...繼續閱讀
重建知识与人格的立足点——徐复观的知识分子论
作者 许纪霖
徐复观被公认为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他与新儒家的其他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不同,其思想要比他们更复杂一些。徐复观既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介乎于二者之间,用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的话说:他是“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1而且其一生著作等身,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儒家学说研究、中国人性论思想、中国艺术精神以及大量的时评。本文所讨论的,将是徐复观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论述。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领域,海外最出色的学者当属余英时先生,徐复观对这一问题虽然缺乏像余英时那样系统的研究,他同梁漱溟一样,只是一个“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但在他的问题论域之中,却处处直接或间接地与知识分子问题相关。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需要通过对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理解,重新反思自身在新时代中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复观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又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在他的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双重框架之中,他是如何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并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加以新的阐释的呢?---这是本文讨论的中心所在。 ...繼續閱讀
徐复观被公认为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他与新儒家的其他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不同,其思想要比他们更复杂一些。徐复观既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介乎于二者之间,用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的话说:他是“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1而且其一生著作等身,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儒家学说研究、中国人性论思想、中国艺术精神以及大量的时评。本文所讨论的,将是徐复观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论述。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领域,海外最出色的学者当属余英时先生,徐复观对这一问题虽然缺乏像余英时那样系统的研究,他同梁漱溟一样,只是一个“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但在他的问题论域之中,却处处直接或间接地与知识分子问题相关。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需要通过对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理解,重新反思自身在新时代中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复观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又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在他的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双重框架之中,他是如何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并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加以新的阐释的呢?---这是本文讨论的中心所在。 ...繼續閱讀
终极关怀与现代化
读托克维尔著作述感
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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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许多人文学科工作者来说,至今仍是相当陌生的,然而当代法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却将他视作十八世纪与孟德斯鸠同样重要的社会学大师。年前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托氏洋洋七十万余言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细细拜读,果然是一座庞大的思想库。托氏撰写此书时不过三十岁上下,但其年轻头脑中所迸发出的精彩思想,两个世纪以后读来仍是很有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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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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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许多人文学科工作者来说,至今仍是相当陌生的,然而当代法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却将他视作十八世纪与孟德斯鸠同样重要的社会学大师。年前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托氏洋洋七十万余言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细细拜读,果然是一座庞大的思想库。托氏撰写此书时不过三十岁上下,但其年轻头脑中所迸发出的精彩思想,两个世纪以后读来仍是很有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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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
● 许纪霖
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反西方主义有三波发展。第一波是90年代初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虽然当时其具有暖昧的官方或准官方背景,但在社会上基本是孤家寡人,应者寥寥。第二波是一九九四年以来,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从各种不同的学科和角度,对西方主流文化提出了批评,并且在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广泛的注意和争论。而《中国可以说不》可以说是反西方主义的第三波,它直接迎合一部分社会群体的非理性心态,以一种极端化的话语方式表达了社会意识中潜在的、非主流的西方情绪。 ...繼續閱讀
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反西方主义有三波发展。第一波是90年代初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虽然当时其具有暖昧的官方或准官方背景,但在社会上基本是孤家寡人,应者寥寥。第二波是一九九四年以来,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从各种不同的学科和角度,对西方主流文化提出了批评,并且在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广泛的注意和争论。而《中国可以说不》可以说是反西方主义的第三波,它直接迎合一部分社会群体的非理性心态,以一种极端化的话语方式表达了社会意识中潜在的、非主流的西方情绪。 ...繼續閱讀
知识精英被权力放逐的二十世纪
许纪霖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最起伏动荡的岁月。短短的100年,中国从政治、军事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诚如鲁迅先生说,这是一个大时代。在这样的大时代里,作为知识人,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地说,他们面临着从古代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大转型。这一大转型,既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也是一次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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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最起伏动荡的岁月。短短的100年,中国从政治、军事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诚如鲁迅先生说,这是一个大时代。在这样的大时代里,作为知识人,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地说,他们面临着从古代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大转型。这一大转型,既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也是一次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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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作者 许纪霖
从80年代文化热开始,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成为中国知识界经久不息的热烈话题。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在中国市场社会的全面建立、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一部分学者宣称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了。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显然需要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规范和经验意义上的性质以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作一个全面的回顾。 ...繼續閱讀
从80年代文化热开始,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成为中国知识界经久不息的热烈话题。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在中国市场社会的全面建立、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一部分学者宣称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了。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显然需要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规范和经验意义上的性质以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作一个全面的回顾。 ...繼續閱讀
在自由与公正之间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1915-1949年)
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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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要得以维持,必须要有一套为社会所有成员普遍接受的合理性规则。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儒家的礼治提供了符合那个时代正义标准的规则秩序。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秩序全面解体,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如何建立一个符合自由与平等理想的新的正义秩序,成为社会重建的首要目标,也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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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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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要得以维持,必须要有一套为社会所有成员普遍接受的合理性规则。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儒家的礼治提供了符合那个时代正义标准的规则秩序。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秩序全面解体,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如何建立一个符合自由与平等理想的新的正义秩序,成为社会重建的首要目标,也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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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狐狸与刺猬之间——《中国知识分子十论》自序
作者: 许纪霖
很多学者的学术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但对我来说,从事知识分子的研究却纯属偶然,不是我选择了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了我。我中学毕业后就下乡,在上海城郊的农场一呆就是三年。乡下的生活虽然枯燥,却给我一个很好的读书机会。在乡下的三年里,我负责管理单位的图书室,看了不少书。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我高兴死了,赶快报名参加。复习的时候也是从从容容的,后来接到华东师范大学的通知书,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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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的学术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但对我来说,从事知识分子的研究却纯属偶然,不是我选择了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了我。我中学毕业后就下乡,在上海城郊的农场一呆就是三年。乡下的生活虽然枯燥,却给我一个很好的读书机会。在乡下的三年里,我负责管理单位的图书室,看了不少书。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我高兴死了,赶快报名参加。复习的时候也是从从容容的,后来接到华东师范大学的通知书,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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