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冼岩

康晓光先生“儒化”宣言一出，举世哗然，骂声四起。康晓光是我对之认同最多的当世学者，眼见众口滔滔，自然想起而为之一辩。但还未开口，就已有人斩钉截铁地断言：“冼岩（闲言）就是康晓光”，然后附和者众。为避嫌疑，我本不想再趟此浑水。但这一回樊百华先生在其长篇鸿论《“替代阳谋”、“仁政”和其他》中，一再提到“冼岩（闲言写作组）”，这倒使我有了一个理直气壮与之理论的理由。 ...繼續閱讀

政统论

那么，在仁政里，由谁来执掌政权呢？儒家主张贤人治国。这一点任谁也无法反对。你总不能说应该由坏人治国、庸人治国吧！那么，谁是贤人呢？贤与不贤的标准是什么呢？贤人就是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的人。贤与不贤的标准就是是否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这是因为，仁政是最好的政治，而儒士是实践仁政的人。说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体专政。无须讳言，仁政属于权威主义的范畴，但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权威主义，其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 ...繼續閱讀

——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

康晓光

按语：今年，康晓光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巴黎政治大学、贵阳阳明精舍、北京广播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多个场合

，围绕中国政治发展问题发表了看法。11月24日，康晓光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的演讲。根据康晓光教授的要求，我们以这次演讲为基础，综合历次演讲的内容，整理出这份“演讲稿”。该演讲稿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近年来康晓光教授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见解。现经康晓光教授本人同意，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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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 年以来的变化与今后的选择

康晓光

　　政府的合法性，一般指政府凭借非暴力手段使被统治者自觉或自愿地接受政府统治的能力。古往今来，任何政府的有效统治都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不同的政府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当代世界各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差异极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把合法性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则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或社会发展的“业绩”之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把合法性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则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主权学说”的基础上。 ...繼續閱讀

·康晓光·

一、"法轮功问题"的涵义

　　20世纪的最后10年，在中国发生的最具启示意义的事件也许就是法轮功组织的兴起以及政府与之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可以有把握地预见，这一事件不会在本世纪终结，其生命和影响将延续到下个世纪。这一事件也提出了下个世纪中国无法回避的、至关重要的社会发展问题。何谓"法轮功问题"？所谓"法轮功问题"具有明确的、特定的内涵，它是指与法轮功事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法轮功组织与政府的对抗，对抗的性质，对抗的渊源，对抗的社会及政治后果，以及如何缓解、化解乃至消除这种对抗。但是，"法轮功问题"不包括"法轮功是不是邪教"、"政府对法轮功组织采取的各种措施是否得当"之类的"短期问题"。 ...繼續閱讀

康晓光：

一、“合作主义国家”的定位

可称得上是“思想”的东西，不是零散的议论，也不是灵机一动的所得，而是系统思考的产物。我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真正的思考始于“八九风波”之后，而独立的思考则始于90年代中期。这些思考不是单纯的好奇心的产物，而是出于对现实的强烈关怀，不是出于偏见的人云亦云，而是立足现实的独立思考。 ...繼續閱讀

持续百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生死较量是二十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场百年竞争显示，市场比计划更有能力创造经济繁荣。如今市场正在征服全球。但是，市场的全面胜利并不意味着困扰人类的基本问题从此得到完满解决。在市场社会中，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既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财富的不平等必然带来全面的不平等。如何在一个不平等的市场社会里追求平等，这是人类面对的基本问题。 ...繼續閱讀

康晓光：

　　中国精英群体的社会责任感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相比而言，中国的精英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价值和理念。

　　分析

　　二十多年变化彻底而剧烈

　　南方周末：中国改革已经二十几年，和20年前相比，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什么？

　　康晓光：和改革刚刚起步时相比，中国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社会群体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繼續閱讀

康晓光

　　中国 20年的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实际上也涉及到了政治领域。率先启动的政治领域的变革为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变革开辟了通道，而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变革又反过来推动了政治领域的进一步变革。尽管政治领域的变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变革，但是变革确实是发生了，而且变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20年的经验显示，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个“僵化”的体制，而是一个富于“弹性”的体制，它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因势利导地改变自己的形态。 ...繼續閱讀

从1979年到2002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增加了7.5倍，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3%。市场化改革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的实际生活。可以说，25年前，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预见到自己今天的生活状况。但是，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不平等也在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0.25上升到目前的0.45左右。而且这种不平等反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呈缩小趋势，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扩大。2002年，城镇家庭实际收入是农村家庭的3.1倍。这一比值在1997年至2002年之间平均每年扩大4.4%。地区差别同样令人瞩目。2002年，最富裕的省级行政区（上海）的人均GDP是最穷的省份（贵州）的12.9倍。即使剔除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2002年，最富裕的广东省的人均GDP也是贵州的4.8倍。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地区差距逐步缩小，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地区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介于0.16至0.18之间，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则介于0.21至0.31之间。但是，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农村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估算，2001年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33，比1978年提高了1倍。根据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数据估测，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与1978年相比大致翻了一番。在如此之大的国家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不平等程度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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