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作者： 温铁军

　　温铁军在安徽某县的演讲

　　刚才给了我这么多的评介，不太敢当，到基层来，我会牢牢记住一句话，就是当学生，好好向基层干部群众学习，这些年来，我一直努力争取做到这个要求，一直好好向大家学习。所以，应该说对基层情况多多少少来了解一些吧，长期是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 ...繼續閱讀

作者： 温铁军

【内容提要】所有不同意见的背后其实都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化的制约，如果你完全超脱意识形态，你根本就不再受那套东西的制约了……。我是已经撞得头破血流了，才不得不坐下来思考，慢慢想才想通的，这是教训。 ...繼續閱讀

经济学家温铁军-中国资本严重过剩

2003年7月26日18:17 　 来源：[ 搜狐财经 ]

　　2003年7月25日，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弥勒论坛在云南弥勒举行，今日进入第二天，下午论坛的形式为大型圆桌论坛，内容包括：

　　1、SARS对中国产业、企业的影响
　　2、民营企业家的成长与民有经济的发展
　　3、信息化社会对中国企业管理与经营的挑战
　　4、海归与本土创业 ...繼續閱讀

　一、 入世对“三农”、而非单独对农业构成影响

　　人们既然已经比较普遍地接受了“三农”问题这个提法，就先得弄清楚中国入世到底是对农业有影响还是对三农有影响。
　　在这几年的讨论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无论有没有WTO的挑战，无论入不入世，中国已经面临比较严重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而且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单纯讲中国农业问题似乎不太合乎时宜。人们已经越来越多的开始把研究中国的所谓农业问题，转变为研究 “三农”问题。尽管“三农”问题的提法在中国官方的文件和报纸里排序，还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但是对于做农村政策研究的人而言，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讲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这个排序的差别是明显的。因为我们首先认为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大国，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尽管在说法上，学界还有不同意见。但新闻界的朋友问到我的时候，我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并不是我提出的，是20世纪两个最伟大的中国人：孙中山和毛泽东，他们都曾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说，是他们把农民放在三农问题之首，我只不过按他们的提法延续下来做点研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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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村税费制度与土地制度高度相关。以土地占有关系为主的财产关系变迁是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依据。

　　中国农村税费问题与农民负担高度相关。农民负担现象上看是征收多少的问题，本质上是政府既不可能对农村提供公共品，也无法与高度分散的9亿农民进行交易。亦即：政府为了维持农村现行管理体制而支付的制度成本太高了。这当然不是通过立法或加强教育能够解决的。 ...繼續閱讀

凤凰卫视12月16日消息 据报道，思考中国的农民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也就是说应该在什麽样的层面来把握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还是一个战术问题。惟其如是，才能对问题本身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具有一种清醒的自省和反思。我认为，农民问题，或者用时下流行的说法"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问题，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问题根本上就是农民问题。 ...繼續閱讀

　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6次粮食供求波动。改革前的30年有2次，改革20年来有4次；而且有3次集中发生在90年代。可以说，没有哪一次完全是由于粮食生产下降造成的。

　　6次粮食供求波动中，尽管1959-1961年那次被称作“3年自然灾害”的供给短缺，表面看是生产下降，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仍然是错误政策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由于其他5次都并不是生 产下降，而且这也关系到中国是否属于长期粮食短缺的讨论，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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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巨变，无论在哪儿，你都会感到变化非常显著。昨天晚上很长时间在思考着我们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不能忽视的问题：这十年的时间，中国经历的是在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出现的那种方方面面的问题必然全面显露出来的特殊阶段。 ...繼續閱讀

《南方农村报》编者按：为帮助读者朋友了解有识之士对我国“三农”问题的真知灼见，把握一系列“三农”政策出台后“三农”问题的可能发展方向，认清并调整个体与社会大势之间的关系，本报继推出一组“三农”问题研究学者的专访后，再次派记者赴北京、武汉，对温铁军、吴思、党国英、杨东平、姚洋、于建嵘、李昌平、王景新和仝志辉等进行专访，并从今天起陆续推出，敬请垂注。 ...繼續閱讀

　一、背景分析：对改革及其前景不该寄太高希望

　　1、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

　　人们大概都知道，在改革前近三十年的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人口享受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保障制度，是靠国家财政补贴维护的。但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对城市人群提供保障的制度，一方面能够让国家以“许诺未来”而低成本地换取劳动者的几乎全部剩余、仅用了不到30年就高速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相对于占人口80％、不能分享工业化收益却只能提供积累的农民而言，又能够有效地把以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为主体的城市人口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内变成对社会起稳定作用的“中产阶级”。客观地说，当年政府提供的尽管是最低水平的保障，但它确实维护了社会相对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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