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徐贲

九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这位中国思想界的不速之客,已经引起了不小的讨论,有效地促进了人们对民主政治一些基本理念的认识,如个体的尊严和权利、权利优先于共善、分配正义的范围和局限等等。相比之下,公民民主参与问题却遭受到冷遇。不仅如此,当今中国自由主义话语甚至常常对“公民参与”和“参与民主”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和忧虑。公民参与或参与民主被看作是一种与自由民主相对立的理念,看成是可能重新在中国复活大民主、平均主义和集体意志至上等极权专制思想因素的温床。 ...繼續閱讀

作者：徐贲 发布时间：2005-6-6

1989年世界冷战对立格局瓦解以后,并没有如某些理论家所预言的那样进入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民族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地位,正在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意识形态。尽管民族主义为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西方大国霸权提供了思想依据和动员力量,但民族独立却并不总是给独立的民族国家带来民主的社会价值和政治秩序。近十年来,种种种族、宗教原旨主义和政治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以其极端的排外性和种族歧视,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冲突的祸源和不稳定的因素。正当这些情况使许多人对民族主义深具忧虑之时,却也出现了一系列从自由主义角度来探索民族主义积极道德价值的学术著作,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 ...繼續閱讀

● 徐贲

一、 政治文化理论

在1989年以后出现的众多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籍中,《现代中国的民众抗议和政治文化》〔注1〕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重提了“政治文化”,而且,它以自己所呈现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新成果,触动我们对目前大家关心的文化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虽然在西方对政治文化的关心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社会学,或者甚至启蒙运动时期,但它真正成为政治和文化研究中的一种理论视野,却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勃林特(M. Brint)把西方的政治文化研究追溯到三个源头：一是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研究传统,二是从康德到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三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政治科学领域中形成的对政治文化的“科学”或者“行为功能”研究方法。 ...繼續閱讀

● 徐贲

今年是萨特诞生100周年，也许正是时候，回顾一下50年前萨特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激进政治立场和行为。萨特在共产主义和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这两项问题上的政治参与，都集中体现了许多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如何接受暴力，并把暴力当作实现正义目标的不二手段。对这种左翼暴力观最直接提出质疑和反驳的是萨特的朋友，并于1952年与萨特决裂的加缪。萨特的这两项参与还都生动体现了激进知识分子与“组织”，尤其是“革命政党”和“进步事业”组织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在限制左派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和价值判断能力。1952年以后，萨特由靠拢法共，为共产主义暴力正当性辩护，成为党的“同路人”，有4年的时间。 ...繼續閱讀

作者：徐贲

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随着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和人文知识分子生存策略的调整,中国文化讨论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文化讨论撤离了80年代已经开始涉及或展开的许多敏感的学术论题和社会政治问题,如中国文化与专制传统的关系,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尊严、权利、义务,社会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各种体制的变革等等问题;另一方面,文化讨论却又出现了许多新潮流、新说法,如“新写实”、“新市民”、“后现代”、“后新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颇具多样性的理论、议题和学术主张,如第三世界或本土文化理论、人文精神、新国学等等。 ...繼續閱讀

徐 贲

[内容提要]正义与道德有关，但是正义所涉及的不是个人道德，而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与道德相比，正义与权力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在对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作道义判断时，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这个体制或制度如何对待身处其中的个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制或制度能否公正（正义）地对待所有的人。本文讨论了三个与“正义”有关的社会方面：法制秩序、社会契约和实在政治群体。 ...繼續閱讀

● 徐贲

马格利特的《正派社会》被赞誉为“自罗尔斯《正义论》问世25年以来最重要的一部社会正义著作。”(Charles Leadbeater)社会正义理论本是时代需要的产物。罗尔斯指出正义即公正,那是在一个经济分配和基本权利问题特别迫切的年代。马格利特提出不羞辱和尊重公民,则是在一个社会接纳和排斥问题屡屡困扰人们的年代。这两类问题往往会同时存在,同样紧迫。长期以来,社会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弱势群体和社会弱者的生存困境,尤其是他们不能得到满足的生活需要。社会批评对社会弱者生活需要的理解往往局限于物质伤害方面,如物质生活的匮乏和窘困,物品和资源分配的不公,身体受到的伤害(健康、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等等。社会批评当然也会涉及社会弱者所受到的心理感情伤害,如歧视、排斥、精神痛苦、绝望等等。但是,无论就发生次序还是严重性而言,心理伤害往往被当作从属于物质伤害的第二性伤害。 ...繼續閱讀

作者：徐贲

一、 从《学人》看新国学

《学人》不定期刊,自从1991年出了第一期以来,已经成为新“国学”的重要实行场所。虽然《学人》并没有以“创刊宣言”这类形式打出新国学的旗号,但已有论者指出,因《学人》“偏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梳理”而“实际上契合了(国学研究的)路数”,并成为当前新国学的实际重要宣传者。〔注1〕在什么意义上《学人》这样的杂志代表新国学,这当然是有意思的问题。然而更有意思的问题似乎是为什么《学人》出现在89年以后的中国?为什么在90年代人们又对“国学”感到兴趣,但又同时要把它称为“新”国学?它是不是真的“新”?“新”在哪里? ...繼續閱讀

——“现代性”在当今中国的政治文化意义

作者：徐贲 发布时间：2005-6-6

“后新时期”和“后现代”是近年来中国某些理论家用来描述和说明1989年以后的文化现象(主要是文学形式、文化趋向)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是作为对当今中国社会文化整体形态概括性的自我表述提出来的。它们既是对“历史时期”的命名,又是对“文化形态”的命名。既然这两个概念不只是对当今历史时期所作的简单称谓,而且是对它的总体文化性质的某种界定,那么它们对当前时代的历史意义、这一时期特定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政治文化的特点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批判的对象和任务等等,就不能不包含某些基本的认识和估计。这些认识和估计的正确程度反过来则成为考验和衡量这两个概念的理论价值的重要尺度。 ...繼續閱讀

/ 徐贲

1990 年出版的《统治和抵抗的技艺》。在这部著作中, 耶鲁大学政治人类学者斯考特(James C. Scott) 把关于下层群体抵抗的理论扩展到一切受制群体, 即“一切不敢以自己的名义说话”的人们(19) 。斯考特讨论统治和抵抗, 所涉及的“受制群体”不仅特指传统的社会地位低下者, 如佃农、奴隶、贱民, 也一般泛指一切受控于他人独断意志, 处于支配和依附锁链弱势一端的社会群体和个人, 包括极权和威权社会中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下的知识分子。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