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刘军宁

　　中华文明虽然有绵延五千年的漫长历史，然而思想与文化在中华大地的全面勃发却只有屈指可数的两个鼎盛时期。一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二是８０年前的五四运动时期。纵观中外，每次思想文化的昌盛都离不开人的主题，即对人，尤其是对个人的思考与认识。这方面的成果被称之为“个人的发现”。“猿人的发现”是考古学的成就；“个人的发现”，则是人类思想的成就。在一个社会中，对个人的发现程度与思想文化昌盛的程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这是世界上的通例。 ...繼續閱讀

作者：刘军宁

全球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迅猛而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也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著调整。伴随著欧洲联盟的成立、欧元的启动和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不仅在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国家之间，十九世纪意义上的国家边界已经消失；而且，伴随著商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国际化，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技术正在冲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森严壁垒。在当今世界上资金已经没有国界，哪里增值的潜力最大，资金就以最快的速度流向哪里。这场经济方面的变革还将进一步推动民主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 ...繼續閱讀

刘军宁

　　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经揶揄说，“只有在（美国）国会休会期间，纳税人的财产才是最安全的。”他说的是，在美国国会休会期间不会有任何增税法案通过，这样纳税人的财产就不会因为新的增税而缩水。这句话暗讽的是政府任意加税的做法。因为征税所造成的财产减少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是任何私人犯罪（如盗窃、抢劫）所不能比拟的。有人开玩笑声说，奴隶是把自己的收入百分之百用来缴税的人。可见，纳税的比例关系到公民的身份与地位。前不久，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被正式纳入中国宪法。纳税人也已经成为目前社会中广泛而真实的存在。这就需要重新厘定财产权、纳税人与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对“稅” 有更深入的理解。最近，《宪政经济学》一书的出版对我们深入理解纳税与宪政的关系应该说是恰逢其时。 ...繼續閱讀

【内容提要】很多民间的学者、网络上的活跃分子，愤怒的青年人，他们都是第二种观念，坚决反对扭曲的改革，宁愿不改，也不要扭曲的改革。

“中国改革与中国经济学家”问题研讨会 ...繼續閱讀

刘军宁／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思想的境界
--------------------------------------------------------------------------------

１９９８年以来，中国知识界掀起了批判自由主义的小高潮，罗列的罪名又重又狠，所用辞汇既尖且刻，大有把自由主义批倒批臭之势。起初批判者所援引的多半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后来他们又渐渐转向直接动用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他们挪用一切可以挪用的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性理论，而不管这些理论本身是如何地相互衝突。 ...繼續閱讀

● 刘军宁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关系一直被视作是相安无间、至和至谐、浑然一体的一对"主义"孪生子。然而，近二十年以来，政治哲学界越来越多地注意到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主义之间的紧张。一些反自由主义者不遗余力地以多元主义乃至相对主义来否定自由主义。 ...繼續閱讀

刘军宁

　　中国的政治向何处去？中国的政治体制向何处去？这是日益迫近的中国政体变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改革政体的必要性，几乎是朝野关于政治变革的唯一共识，这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成了各界都愿意接受的口号。至于政体应该如何改革，大家则各执一端。分歧是从多个线索展开的：如关于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的争论，关于加强中央集权与联邦主义多中心的争论，关于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争论，关于党内民主与宪政民主的争论。其中，以党内民主取代总体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内民主论”是受到追捧最多的政改思路之一，有人甚至认为，“党内民主”是迄今为止所出现的各种中国问题解决方案中最具可行性、因而最有前景的政改之路。 ...繼續閱讀

刘军宁

目前中国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这不单是指人们的收入有差距，而是指存在着大量的、用不公正的手段获得的财富。严格地说，在机会公平条件下，正当所得形成的收入差距不应算是分配不公。可是，在今天的中国，最让民众深恶痛绝的就是那些贪污舞弊、强取豪夺的新权贵。一方面少数有权有势者凭借特权成为暴发户，而千百万普通劳动者却被迫下岗失业，其基本生存权失去了保障。社会财富主要不是集中到勤劳致富、艰苦创业、守法经营者之手，而是集中到了特权持有者、攀附权势者、贪污腐败者、监守自盗者之手。 ...繼續閱讀

● 刘军宁

自从间接民主在近代的确立导致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间的分野以来，这两种民主的各自拥护者之间的纷争就未曾中断过。当间接民主成功时，有人会希望它更上一层楼：升入直接民主的殿堂；当间接民主自身令人不满时，又有人希望以直接民主取而代之；当落实直接民主的企图受到重大挫折时，人们才不得不重新面对间接民主的现实。
...繼續閱讀

１９１９年，陈独秀在回应对《新青年》的批评时写道，“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自此，“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说法不胫而走，同时也成为后来的五四运动最鲜明的象征。中国人对民主的锲而不舍的追求正是由五四时的德先生铺路，而道路的曲折也与对德先生的理解不无关联。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