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18,2005
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一）
作者：程晓农
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走出了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萧条，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居民收入倍增，外资踊跃进入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们为经济繁荣所创造的甜蜜陶醉时，经济萧条已出人意料地悄然降临。近几年以来，商品全面滞销，物价连年下跌，刺激需求成了媒体报道重心及政策研究者的中心议题。如果我们能超越那些就事论事的具体策论，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应该先去思考一个并不高深的问题：这次相对的经济萧条期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吗?由此再往前追溯，还会发现，我们对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段经济繁荣的根源其实也所知甚少。不懂得繁荣从何而来，自然也就很难判断繁荣能否持续下去；找到了以往经济繁荣的缘由，有助于判断中国恢复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种经济荣景到底具有多大可能性。
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走出了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萧条，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居民收入倍增，外资踊跃进入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们为经济繁荣所创造的甜蜜陶醉时，经济萧条已出人意料地悄然降临。近几年以来，商品全面滞销，物价连年下跌，刺激需求成了媒体报道重心及政策研究者的中心议题。如果我们能超越那些就事论事的具体策论，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应该先去思考一个并不高深的问题：这次相对的经济萧条期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吗?由此再往前追溯，还会发现，我们对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段经济繁荣的根源其实也所知甚少。不懂得繁荣从何而来，自然也就很难判断繁荣能否持续下去；找到了以往经济繁荣的缘由，有助于判断中国恢复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种经济荣景到底具有多大可能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具理论意义的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经过二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摆脱粗放、浪费、效率低下的旧模式，不仅在国有部门中仍然如此，而且连不少乡镇企业也浸染上了这个毛病，可是，为什么这种粗放型发展的旧模式不但没有造成经济停滞，反而带来了前一阶段的经济繁荣呢?中国人是否能继续这种局面：既不需要花费大的代价去改变经济发展旧模式，又能不断地享受经济繁荣的甜头呢?
在这一连串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谜”--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繁荣至於从何而来？如果能够清晰准确地解析这个“谜”，那么，就不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和趋势作出判断。但是要研究这一问题，却很少有可借鉴的理论。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市场机制如何产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比较经济体制理论研究社会主义体制为什么必然造成粗放型增长和经济停滞，关于俄国东欧经济转型的种种研究讨论转型中国家怎样推动市场化、早日走出经济萧条。可以说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体系能解释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具有粗放型特征的经济繁荣。
要解这个“谜”，只能从实证分析入手，找出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才能作出较客观的判断。笔者根据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经过实证分析，试图解释中国改革中经济繁荣的成因，并指出目前这一相对萧条期和前一阶段的繁荣期之间的某些因果关联。如果要用一句话来点出本文的主题，那就是：弄清楚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从何而来，就能明白九十年代下半期繁荣又缘何而去。
一、中国经济前景的常见分析方法面临挑战
在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的经济表现堪称“一枝独秀”，显然这反映出了“中国道路”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性。解释此类特殊性有两种基本角度，一种是与它国作比较研究，看是何种因素导致两国之间的相似性不产生共同特征；另一种是侧重看本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影响。而从后一种角度得出的结论有没有充分说服力，常常可以用前一种方法来检验。西方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倾向于从后一种角度观察问题。他们强调，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有利于吸引外资，中国的广大农村长期落后，这反而使目前农村的工业化拥有巨大潜力，可加快经济增长等。按照当代社会科学里新制度主义学派“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观点，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与它过去的足迹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除了这些独特的历史条件之外，中国和东欧俄国的原有制度基本相似，而社会经济转型的大体方向也非常接近。为什么看起来相似的转型过程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面对中国独特的经济表现，在中国研究领域内（包括中国国内的研究）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市场机制开始、并将进一步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带来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如果仅仅局限于观察中国，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把这一说法拿到别的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去检验，就会发现这一说法的局限性立刻就暴露出来。市场机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就能立竿见影地看见经济成长快、收入大幅度提高吗？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前苏联及东欧的每个国家，都可以看到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扩张、计划体制的瓦解、市场化过程加快等，可见这些现象绝非中国的独家成就。有的国家，如匈牙利开始市场化改革比中国早得多，也比中国更早确立了市场机制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国家，如东德、捷克等国家，它们改革的起步虽晚于中国，但进展比中国快，措施更坚决、彻底。然而，无论是市场化程度比中国早得多、高得多的国家，还是经济制度的转轨比中国更彻底、成功的国家，或者市场化过程比中国更缓慢的国家，都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高度经济繁荣；相反，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转型期经济衰退（Kornai 1993），即使渡过了衰退期，它们的经济有所恢复，其繁荣程度也不如目前的中国。由此可以推论，单纯用市场化的成就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繁荣；除了市场化的作用之外，中国的经济繁荣另有原因。
国际上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现状的一个共识是，市场化过程中的重重困难遏止了俄国、东欧国家的经济成长。可是，中国与俄国东欧都面临着改革的共同性难题，比如国有部门在转型中效率低下，官僚机构放弃了计划管理却利用地位和权力继续支配着经济资源，经济市场化推动了贸易与金融的繁荣却未能有效改变扭曲的工业结构等等。这些共同难题在东欧俄国产生了大同小异的经济结果，可是为什么唯独中国避免了“转型期经济衰退”呢？是什么因素帮助中国免受转型期经济困难的困扰呢？
一个在中国国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态势，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开放政策、成功地吸引了上千亿外资，从而保障了经济繁荣。按照这个逻辑，东欧和俄国只要能象中国一样、在改革的同时大量吸引外资，经济就可以同样繁荣。然而，德国的情形却提出了反证。两德统一五年来，依靠西德地区的强大支援，东德的市场化稳步坚定地推进，同时德国政府向原东德地区投入了八千亿马克的资金[1]，原东德居民人均获得约三万美元，这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十五年累计人均获得外资的三百倍。东德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样板，早已实现经济现代化，现在再加上西德“兄弟”如此慷慨的帮助和西德企业家的直接指导，是否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呢？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东德地区虽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在转型中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东德工人曾经是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技术素质最好、最服从工作纪律的劳动力，其劳动生产率迄今仍然仅及西德工人的一半；东德的产品长期以来质次价高，但过去在“经互会”国家中却还是首屈一指、供不应求的，如今这些产品不得不完全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结果其售价比统一前下跌一半；低生产率、低市场竞争力加上高工资，使大部分私有化后的东德企业仍然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东德地区的失业率一度高达14%。[2]
这样的“成绩单”比中国要差得多。况且，尽管收入翻了一番，目前还有40%多的东德居民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比统一前好，甚至是“恶化”了。[3] 为什么中国的人均获得外资只及东德的1/300，但却保持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城市内更低的失业率和更高的收入增长率及民众满意度？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繁荣得益于渐进型的改革策略。渐进而慢速的改革意味着较多地保留旧体制，从而有利于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有利于维持现状和稳定。但如果多保留旧体制、多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就能带来经济繁荣，那又何必付出艰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南斯拉夫实行了几十年的渐进型改革，一度赢得经济繁荣，最后终于在八十年代后期陷进经济困难的泥沼（Woodward 1995）。这一案例说明，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有利有弊。那么，中国的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利弊何在呢？不了解这些利与弊，就无法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势作出判断。
上述常见的分析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不仅是因为它们的逻辑无法有效解释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类型转型过程，还因为它们甚至常常无法解释中国存在的一些经济现象。近几年来，不少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家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的股市、房地产市场、城市新兴的高档消费需求上，如果眼睛盯住这些方面，也许会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差别不大。但如果换一种角度，观察下列几个在中国出现过的、充满了矛盾的经济现象，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市场经济国家差别很大，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和观念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第一，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市场导向的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国有部门的贡献最小；但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看，同期得益最多的却是为国有部门工作的员工（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第二，在这一时期，国有部门一方面为冗员过多和工资成本增长过快而发愁，另一方面又不断增雇大量农民工。第三，在市场化程度已相当高的消费品市场上，价格的变动与市场经济中常见的情形相反，1995年以后，富裕、购买力强、需求旺盛的东部省市价格上涨少，而贫困、购买力弱、需求清淡的中西部省份价格上涨多[4]}，若把这一年各省和直辖市按物价上涨幅度由低到高排列，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繁华富裕的都市名列全国物价最低省市的前六名之内[5]。
这三个现象涉及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及价格决定等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在它们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未被认知的、左右着中国改革发展路径的规律，值得深入研究。理论上，究竟经济成长过程与制度转型过程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个跨学科的新课题，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现成答案。经济增长与稳定，可以被看成只是个宏观经济问题，但在制度转型中它的实现却不仅仅是由货币财政政策决定的；制度转型中这些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经济社会基础在逐步改变，改变的实际过程事实上并不是执政者或学者的纯粹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利益攸关的当事各方相互影响、妥协形成的，因此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要判断制度转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应当注意用跨学科的眼光，把经济发展过程放到现实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去观察。
二、港台资本送来的繁荣
中国的经济今后会象它过去那样快速成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分析八、九十年代经济繁荣的成因，看这些曾促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今后是否仍然有效。若仅仅根据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记录推测未来的成长，就只能作简单、肤浅的判断。
中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出现过经济繁荣，但两次繁荣的经济原因完全不同，第一次是由城乡居民迅速扩大的消费需求推动的，而第二次则来源于外资推动的投资高潮。到八十年代末期，推动前一次繁荣的消费需求已经欲振乏力；1990-1991年中国经济曾经陷入相当严重的经济萧条，政府用了各种办法，都未能有效地解决消费疲软、工商库存倍增、制造业衰退等问题。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完全没有料到，仅仅是一年之后，中国经济突然又迎来了难以置信的增长和繁荣。如果没有九十年代外资的大量涌入，第二次繁荣就没有根基。然而，这一轮外资投资高潮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因此也无法指望重新出现一轮由外资推动的经济繁荣。
为什么八十年代的繁荣会消失呢？从1983年到198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国经济经历了将近六年的持续繁荣，这主要是由消费需求推动的。城乡居民收入连年上升后出现了对食品、服装、耐用消费品的旺盛需求，这一需求引导投资集中到消费品工业，再带动重工业的增长。但是，八十年代末出现了两个影响经济继续繁荣的现象，一是农民的购买力增长缓慢，占人口75%的农村市场需求不旺；另一个是，城市居民收入虽然继续上升，但城市家庭的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已接近饱和，对食品和服装等日常用品的需求弹性相对稳定。九十年代初，稳定而缓慢上升的消费需求[6]，已经无法象八十年代那样成为整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因此经济萧条期持续了一年多。
在中国，需求增长减缓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远大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形。中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表现为投资的分散化、小型化、轻型化和“短平快”倾向，不仅国有企业这样做，乡镇企业更是如此；结果导致加工工业中越来越多的行业出现了重复投资、行业性过度扩张等问题。很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成本过高，在需求正常的年份开工不足、出现亏损，而只有当需求过度膨胀时才可能充分开工、有所盈利。（程晓农、吴仁洪 1987）因为产业结构扭曲而造成了相当多的企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性极强，需求稍有收缩，就会有很多企业因产品滞销，亏损严重而陷入困境，由此带来税收萎缩，企业间“三角债”迅速增加，甚至导致部分员工生活困难、社会不稳定。所以，中国经济界都知道，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有一种内生的对扩张需求的要求，这并不仅仅是源于地方政府领导人和企业主管的好大喜功，还因为只有在需求扩张、经济高度繁荣时，那些开工不足、亏损严重的企业才有机会减亏微利、缓“一口气”。但如果在消费或投资需求上未出现新的集中、强盛的需求热点，即使政府松动银根、企业增加生产，也只会导致产品过量积压，而很难维持经济的持续繁荣。1990年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未能奏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扩张需求必然会受到现存经济结构的制约，在产业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在加工工业内寻求新的可扩张行业的选择空间趋于缩小，也就是说，加工工业中很难形成新的强盛的投资需求。实际上，要在今天的中国有效地扩张消费或投资需求，主要的可能性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大的变化，从而带来新的消费品需求，这取决于居民购买力的快速增长以及消费行为的相应变化；其次是大幅度扩大出口，这要借助大量外商的帮助与合作；再次是出现对房地产开发的强大需求，这主要靠外商推动，因为国内城市居民依赖福利性公宅配给，既无财力、也无动力去作大规模房地产投资。非常凑巧，在九十年代上半期，这三种可能性都变成了现实。
1992年中国的经济开始进入又一轮繁荣，由投资需求直接和间接拉动的因素占整个经济增长的六成以上，中国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消费主导型，而九十年代的增长方式则变成了投资主导型。[7] 造成这次经济繁荣的投资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呢？八十年代中国的投资曾集中投向投资周期短、赢利快的轻工业，结果造成大批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生产能力过剩，九十年代的投资无法继续重复这条老路。可是，中国在九十年代遇到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就是房地产开发及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1992年全国县以上兴办的经济开发区从前一年的117个突然猛增到近两千个，全国建筑工程规模因而增长近50%。[8] “开发区热”带动了九十年代前半期的旺盛投资需求，构成了九十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兴办“开发区”是为了“筑巢引凤”、吸引外商来投资，是一种对外资踊入大陆的积极反应。如果没有外资的“中国热”，也就不会有中国的“开发区热”；而中国出现“开发区热”，又为外资的“中国热”加温。九十年代前半期涌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1991、1992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即相当于1985-1990年六年的总和，而1993、1994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是1991、1992两年投资额的四倍，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已相当于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见表1），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以港台投资为主体。
注：外商直接投资额即“利用外资概况”表中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企事业机构总投资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扣除其中的“居民个人投资”得出的，在计算百分比时外商投资已按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价值。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在短短几年内，突然有如此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中国，是中国大陆前所未遇的良机。这些外资再加上中国国内企业为兴建“开发区”投入的巨额投资和外商对中国的证券投资等，形成了对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劳动力的庞大新增需求，提高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收入，进而刺激了消费。外资除了形成直接需求和对需求的“引致效应”以外，还通过生产和出口直接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重要贡献。从1993年开始，中国工业的增长中外商工业的贡献每年都占五分之一以上（见表2）。在外资的推动下，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经济终于走出谷底，重新进入了繁荣状态。应当承认，这一繁荣并不是改革攻坚战的成果，因为这一时期国有部门的改革收效不大，其经济效益也未见好转。但国有部门改革的迟延并未给外资的“中国热”降温，吸引港台商的是大陆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农村劳动力的低廉、城市的潜在购买力、人文语言环境的相似以及“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九十年代中国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市证券热”是上述经济繁荣的几个剪影，其中很大部分其实只是“泡沫经济”。由于对可能引进的外资数额盲目乐观，而不少国有房地产企业对自己虚掷浪费的投资又满不在乎，投入开发区及房地产的国内投资和项目大大超出了市场可能的需求，许多项目开工后不仅后续资金无着，而且将来有无客户也大成问题，许多开发公司因而被“套牢”。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对这方面的问题有不少淋漓尽致的剖析，笔者不在此赘述。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场经济繁荣当中，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因应之道不同，得益的方法各异。乡镇企业的做法是抢占销售市场，而国有企业则乘机大幅度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1993年与1990年相比，在工业的二十三个部门中，乡镇企业靠原料便利或劳力廉价，在有可能竞争的金属非金属采矿业、食品饮料制造、纺织业、竹木加工及家具制造、造纸、普通化工、有机化学制品、电器制造业、仪表制造业等九个部门的市场份额分别增加了10到15个百分点[9]，而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则相应下降了这么多。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大使乡镇企业能够以远远高于国有部门的速度增长。国有部门丢失了市场份额，必然会要在其他方面寻找机会得到补偿，它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国有工业全部产品1993年平均提价20%，而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工业的产品价格平均只上涨了5%；国有工业一向采用这种策略，甚至在经济萧条的1990、1991年，乡镇企业被迫降价销售时，国有工业也照样提价。（见表3）从1993年起，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为国有工业提供了大涨价的良机，在国有垄断部门中，冶金、电力、石油工业两年内产品出厂价分别上涨了约70%、90%和150%（见表4）。然而，在如此大幅度涨价的情况下，国有工业的利润率竟然也不见提高，其销售利润率和资金利润率一直在3%左右徘徊。[10]
本文后几节将进一步分析，在这场经济繁荣中国有企业的应对方法给它自己的前途埋下了何种伏笔。
三、再创引进外资的新高潮?
九十年代上半期的引进外资高潮是送给中国的一次“飞来横福”。从此，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界认准了一条发展经济的“金光大道”---只有引来大量外资才能振兴经济。特别是经历了过去三年来的经济萧条，试尽了几乎所有想得出的“对策”之后，面对起色仍然不大的经济局势，从上到下都形成一个“共识”，只有再创引进外资的新高潮，才能摆脱经济发展上的困境。国内关于加入世贸组织的阵阵声浪，正是在这样的“共识”下占了上风，最终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
可是，中国引进外资的高潮真的会一浪高过一浪吗？九十年代上半期所吸引的主要是港台中小资本，能够移到大陆去的港台中小资本在这一阶段多已蜂拥而去，后续追加资本已十分有限。目前香港已经出现工业“空心化”，七十年代的四大支柱产业中的三大产业（制衣、电子、玩具）早已移到广东珠江三角洲，不可能有更多的港商去大陆设厂。港台资本对大陆来说，只是一次性的机会，大陆不可能长期依赖港台注入大量新的投资。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再次迎来一轮外资引进高潮，那么，外资的主力只可能来自发达国家，而不再是港台地区。但是，发达国家确实有数千亿美元的资本急待进入中国吗？这是很可以存疑的。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经济问题研究圈里，还很少有人认真比较引进港台资本和引进西方国家资本之异同。这两种资本的差别首先是在制度层面，对中国大陆而言，引进港台资本和引进西方资本有着截然不同的制度要求。当进入中国的外资以港台商为主时，中国大陆现行体制的基本面可以不做大的变更；甚至可以说，不是港台商的经营管理方式推动中国大陆的整体变革，而是港台商很快地适应了大陆腐败的官场文化，进而大大地拓宽了这些商人与中国大陆官员勾结营私的空间。所以，引进港台资本虽然给中国大陆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同时也为腐败的官员创造出更多的寻租机会，并且丝毫不会动摇这些官员的权力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一轮港台资本的引进高潮，为中国大陆创造出了许许多多餐厅、歌厅、舞厅里的“就业”机会，但并没有给中国大陆的制度进步增添多少光彩。
可是，要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国家的资本，就需要在观念和制度变革上取得重大进展，不仅仅是多开放一些国内市场、减少一些垄断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在减少各级政府的种种干预、规范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强化法治等方面真正创造条件，而这就需要经济改革之外的行政甚至是政治层面的改革。但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真的作好准备了吗?许多人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似乎还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仍然天真地以为，只要打出“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这张“王牌”，增加一些优惠条件，外资就会象“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种看法实在是自误误人。
观念误区是中国再创引进外资新高潮的障碍，这首先表现为混淆了港台资本和西方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夸大了中国这个市场的真实购买力。如此则不仅可能误导西方投资者，也同样会误导中国的各级政府和企业。以往中国引进的外资中有大约2/3是港台中小资本，这些企业多为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中小企业，雇佣廉价劳工，从事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加工，基本上不与大陆的企业竞争。港台中小企业扩大了中国的出口，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雇佣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增加国内民众的就业和收入；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消费需求面向中低档产品，此类产品的市场常常是由国有企业占领的，所以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正好得以扩大，其生存机会也相应增加。因此，引进港台中小资本对国内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弊。
而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与港台资中小企业的目标、经营策略都有很大差异，这些大企业多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它们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去，可能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一时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所以无法成为跨国公司的紧密成员。因此，发达国家大企业到中国去投资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自己设立卫星厂，以降低制造成本、到海外销售，而是看中了中国潜在的市场，准备在中国站稳脚跟、长期发展。
这些西方大企业若到中国设厂，其多数产品是国际知名品牌，销售上必然走中高价位路线，瞄准的是购买力强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市场，竞争对手主要是生产国内名牌的国有企业。一旦外资企业在中国投产，立刻就会与国有企业争夺市场，对苟延残喘的国有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既需要外来的资本和技术，就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那种只想买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不愿让出市场的天真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外资大企业在中国开拓市场是消费者的福音，但必然会挤占国有企业的国内市场，使国有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一家国有企业通过合资完成技术升级、产品换代、产量翻番之日，就是同行业多家国有企业产品滞销、亏损扩大、面临破产之时。这样的竞争基本上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在竞争中的失利来源于其运营机制的失败，但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则是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政治现实，他们必然会向国有部门这个压力集团让步，设法多保护国有部门。
中国的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常常低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复杂性，刚承担了几年为外商出口加工的任务，就自以为是地提出要自创国际名牌、打进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一决雌雄”，这类想法过于忽视全球化商品链组织协调过程的难度。一个中国的企业要从“世界型工厂”的一个“车间”，翻身变为主导某个全球化产销商品链的跨国集团，必然要经过相当漫长的过程。政府对这个成长过程基本上帮不上多少忙，少帮倒忙就是贡献了。
从九十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就面临着引进外资上的两难困境：既需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外资来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又害怕国有工业被挤垮。如果多保护国有工业、设法引导限制外资的投资方向，就会减少外资引进数量，无疑是打击开发区和房地产业的前景，阻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堵住可能的经济繁荣之门；如果设法推动一轮新的引进外资高潮，中国有可能迎来一次短暂的经济繁荣，但随着外资大企业逼垮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仅造成直接的政治社会压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结果减少中国市场对外资大企业的吸引力。在这个两难困境面前，中国的东部地区会是扩大引进外资的得益者，所以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满怀希望地盼望着又一轮外资引进高潮，以便维持当地的经济繁荣；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是既希望能从引进外资中获益，又害怕本地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被挤垮；而中央政府则更担忧国有部门颓败之势引起政治社会后果。这个困境无疑会滞缓中国吸引外资的进度。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引进外资大企业可以增加供给，但也会抑制需求，因此本身具有自我抑制效应。因为，在一个时期内外国大企业资本进入的越多，国有部门的萎缩就会越快，而这最终会导致城市消费市场的相对萧条，结果减少下一个阶段进入的外国大企业资本。在这种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过程中，外资大企业的引进数量、其产值的增长不会循着加速度的轨迹越来越快。因此可以预见，今后再出现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种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高潮的可能性较小，也很难指望再依靠这样的投资高潮产生又一轮经济繁荣。
在经济发展的观念上，存在着更大的误区。在眼下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流行经济发展观念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甚至清末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的主张也颇得认同，即希望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和巩固现行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由“我”主导，为“我”所用。这种陈旧的观念过分强调资本和技术在各国经济发展竞争中的重要性，而忽视和回避制度性竞争的重要意义。
下一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加入经济全球化、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经济结构。在这样的竞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等。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区，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经济全球化；拥有丰富劳动力、特别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也是一个有利条件；而最重要的，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是否适应于经济全球化。因为，在前两个条件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却差别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建设上的竞争，这场制度建设竞争的参照系不是某国的“特色”、“国情”，而是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公认的制度条件。一种制度现状即使十分“符合”某国的“国情”，但如果它阻碍该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就应当变革这种制度；否则，这个国家必然会为维护这种制度而在经济发展上付出惨重的代价。
前些年的中国的“外资热”表明，中国在前两个条件上占有优势，但在制度建设方面却受到国内政治的束缚，市场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法制建设尚未走上轨道，腐败日益普遍化、制度化。有来华投资意愿的西方企业和企业家很不适应这样的制度环境，许多西方的外商更不喜欢那种酒场谈生意、请“小姐”陪客、送礼拿回扣的“红包文化”。如果中国的制度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相反，许多贪官污吏还指望在引进西方资本的过程中，象和港台商打交道那样，大捞一把，那么，即使有一些西方资本进入了中国，它们也很难生根立足，甚至可能中途撤资。目前已经在中国的西方企业大多数是赔钱的，它们把初期投进去的资本赔光后，之所以还在观望、而没有关闭撤退，其实是希望看到中国的制度环境真能变得适合西方企业的生存。他们已经观望等待了十多年了，中国若让他们继续等下去，吃亏的其实是中国。西方企业不来中国投资，仍有其他可去之处，而中国等不来外资，经济困难只会日益严重。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任务，首先应是改变那种旧的经济发展观念，改变政府和企业对经济全球化不甚了了的状况，建立国际化的发展观。国际化的发展观应当是由企业和企业家主导，而不是由政府和官员主导。第二，应该以企业的成长成熟为目标，而不是以政府拟定的增长率为目标，要能够把长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建立国际通行的制度规范、遵守国际社会认可的经济行为准则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而不能把国内流行的不当竞争手段搬到国际竞争中，或采取投机取巧、钻空子的手法，“捞一把算一把”。第三，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应该建立在长期互信互利、共同繁荣的基础上，而不宜以利用对方、或拉一方打一方为常用策略。在这样的新的发展观面前，所谓的“赶超战略”、“称雄之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融合、渐成一体，那种建立在狭隘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一方压倒另一方”式的思维是既脱离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也有碍本国的经济发展。
四、九十年代上半期国有部门是如何汲取资源、创造需求、稳定经济的?
中国与其他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形势上最大的不同是，在每个国家非国有部门都快速成长的情况下，唯独中国的国有部门总体上没有陷入明显的衰退之中。所以，当谈到中国九十年代上半期经济稳定繁荣的原因时，仅仅强调非国有部门的成长，说服力是很弱的；因为在东欧和俄国，非国有部门的增长并不比中国慢，他们之所以无法摆脱经济衰退，是因为国有部门失去了保护就一蹶不振，私有化也无法短期见效。而中国除了有外资送来的繁荣之外，还有一个“秘诀”，即通过全力保护国有部门来支撑经济政治稳定。在这一阶段，政府为了追求政治稳定，把满足国有部门员工的利益要求作为制订政策的优先考虑；而东欧俄国则把实现改革的预设政策目标列为优先。这种政策优先序列的差异导致对国有部门的不同政策，从而也产生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果。
中国目前政治社会的稳定主要以城市为基础，城市稳定了，全国就能稳定。虽然农民是中国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的居住和经济活动都很分散，教育程度低，缺少社会组织，如果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好，并不一定立刻会对全国的稳定构成直接威胁。而城市居民的政治社会能量则远比农村居民大。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国家职工，由于一元化的制度结构，他们的利益要求、对政策的反应、社会不满的形成都非常相似。可以说，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能否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部门能否满足其员工的利益要求。
社会主义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意味着要逐渐降低国有部门对经济的支配作用，那么，在改革的前十五年里，国有部门的地位是否确实变得越来越轻了呢？许多人或许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肯定的答案，而笔者却认为，对这个问题回答yes或no都不算错，因为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似乎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在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蓬勃兴旺，国有部门在销售市场的竞争中业绩越来越差，地位明显下降；但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大多数仍然由国有部门供养，城市的消费繁荣主要由国有部门支撑，国有部门在城市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上的作用依然举足轻重。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东欧俄国那种国有部门明显衰败、朝不保夕的局面，关键就在于一点：尽管中国的国有部门在与非国有部门争夺销售市场时节节败退，但在争夺金融资源时却是优胜者；国有部门虽然自身盈利微薄，但由于它可以汲取国民经济系统的大部分资源，所以仍然能够保持大多数国有部门员工（即城市居民的主体）的高收入高福利水准。这产生了两个具有正面意义的结果，即国有部门的高收入高福利支撑着一个潜在购买力强大、对外商有巨大吸引力的城市消费市场，并维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城市社会。
改革中中国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这个现象在工业中尤为突出，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85年的2/3降到了1994年的40%左右。[11] 在包括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国民经济中同样如此，但国有部门的比重下降得慢一些，1994年国有部门的比重大约比1985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见表5），因为金融、交通电讯等重要服务行业一直被国有部门垄断。从这个速率来看，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有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还会保持相当的份额。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国有部门在生产和服务业中的地位下降，并不意味着它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相应也明显下降，后者的变化取决于城市社会中依靠国有部门为生的人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事实上，从1984年到1994年，城市经济改革只是小幅度地降低了城镇就业者中国有部门员工的比重，在此期间这一比重仅下降了四个百分点，城镇就业者中仍然有2/3是国有部门员工。（见表6）如果把国有部门员工人数加上受政府保护、具有国有部门特征的城镇集体企业员工，则他们仍然占城镇从业者的86%。国有部门员工包括企业员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员工两部分。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为人满为患的机关事业单位“消肿”，相反，却产生了“增肥”的结果，城镇就业者中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比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城镇就业者中国有企业员工的比重在1992年以前下降得非常缓慢；从1992年到1994年，“三资”企业和私营经济从国有部门中吸引走了一批年轻、有较强的专业技能、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但是数量有限，国有企业员工在城镇就业者中的比重仅仅下降了四个百分点。（见表6）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市场化过程不断推进，城镇居民的大多数还是要依靠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城镇集体单位为生，他们的生存方式并没有随着非国有部门的扩张而相应地独立化、市场化。如果多数民众仍然依赖社会主义式的生存方式，那么，他们必然会要求政府继续保护国有部门。
既然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弱，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它就应该在资源配置中出让较多的份额给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强的非国有部门。真实情况如何呢？中国国内有一项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工业产出比重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其资本比重的下降速度（郭克莎 1994）。在1980到1988年的第一个阶段，工业产出比重下降，同时工业资本、工业劳动力这两个比重也显著下降，这说明国有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份额确实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尽管转移的速度不如市场份额的转移那么快；而在1988年到1992年的第二个阶段，情形就不同了，虽然国有工业的实际产出和市场份额继续大幅度下滑，但国有工业占用的资本份额只有小幅度地减少，工业劳动力的比重甚至不变，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资源份额的过程明显地放慢，这表明对国有部门的保护主义政策限制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见表7）可以说，1989年以前的改革在引导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方面明显比1989年以后的政策要有效得多；在后一阶段里，尽管一般的看法是改革取得了全面进展，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能力反而受到种种限制，还不如前一个阶段。
进入九十年代后，国有工业的困难日益严重，盈利率过低，在国有部门内出现了一种把资本转向第三产业、籍此谋利的倾向（即“发展三产”）。如果把第三产业也纳入分析，从国民经济这个大范围来看，则对国有部门的保护主义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表5显示出，在1992年全国金融资源（贷款）里国有部门占用的份额将近80%，而该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多。从1985到1992年，国有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了6个百分点，但同期国有部门占用金融资源份额只下降了4.7个百分点；而从1992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产出份额继续下降，但占用的金融资源份额反而上升了1.5个百分点。1993、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别是百分之24%和20%[12]，而银行贷款利率仅10%[13]。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部门能够以低利率优先获得大量贷款，仅仅通过利率上的好处就能获取10%以上的资金利润率。这实际上意味着，当国家财政对国有部门不能再大量提供补贴后，国家银行用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着另一种补贴。尽管享受着这样巨额的金融补贴，国有工业的实际资金利润率仍然不到3%[14]，而实际上这一点微薄的利润也是银行补贴的结果；而乡镇企业融资时则可能要付出比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高一至两倍的利率，但乡镇企业却仍然能够获得5%以上的资金利润率[15]。1996年通货膨胀率降到贷款利率以下后，银行的金融补贴消失，结果整个国有工业从总体上计算，就亏大于盈、不再产生利润了。
这种现象进一步说明，不能简单地用国民生产总值里国有、非国有部门比重的变化来判断经济体制的效率是否提高。判断一个经济机制是否有效的依据是资源配置是否改善，即使国民生产总值中高效率生产者（非国有部门）产出的部分增加了，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里资本、劳动力等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获得同步改善。因为，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只是反映了由它支配的一小部分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而与此同时，由政府操纵的、决定主要资源配置的经济机制却把更多的经济资源投入到低效率生产者手中去了，因此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很可能不是改善而是下降了。
国有部门在竞争中丢掉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但仍然能够通过国有垄断性金融机构操纵金融资源的分配，使自己占用的金融资源份额不至于减少，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国有部门在“汲取”国民经济资源。这个“汲取”过程的经济社会效果有正负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汲取”过程产生的“汲取效应”。其正面的效应是，“汲取”过程有助于扶持城市消费需求，稳定城市社会，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还可借助外资带来的制度文化间接地促进市场化；而负面的效应是，“汲取”过程大大抑制了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能力，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效率，同时使国有部门负债累累、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
既然中国城市从业人口的大多数仍然是国有部门员工，城市购买力就主要是靠国有部门支撑的。从城市家计调查中可以发现，直到1994年，城市居民收入中约85%仍然来自国有部门。[16] 假如随着国有部门市场份额的缩小，国有部门员工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同步下降，那么，毫无疑问，城市购买力就会明显萎缩，城市消费品市场会步入萧条，城市社会将陷入不稳定之中。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当然会影响外商的投资预期。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亏损日益严重，而它雇佣的劳动力毫无减少，其员工的生活水准快速提高，并支撑着城市消费的繁荣，秘诀就在于“汲取效应”--通过汲取资源维持国有部门员工的高收入高福利、进而维持经济社会目前的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会出现制度性偏倚---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的国有部门员工反而能够享受较多的经济发展成果。
“汲取效应”还可以有效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率迅速上升。从1979年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负债水平从24%迅速上升到75%，相应地，其净资产率（equity rate）从76%降到25%（程晓农 1995）。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统计，1994年在12万个国有企业中，资产负债率为75.1%，扣除企业资产净损失和资产挂帐4000多亿元，则资产负债率为83.3%。[17] 企业向银行贷款、对银行负债，本是现代经济中的常见现象，如果企业贷款后能够通过投资增加企业的资产，则企业对银行的负债和企业的自有资产可以同时增加，使企业处于良好经营状态，资产负债率也不会上升。中国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率反常地急速上升，主要原因是大量贷款没有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员工的工资福利，结果对银行的负债增长得非常快、但企业的资产则增加不多。这就是“汲取效应”这个宏观现象在企业财务这个微观层面的反映：国有部门中出现了一种难以扭转的趋势，即市场份额缩小、收入短拙、员工不减、工资福利还必须不断提高，于是以企业自己的经营收入就很难维持工资福利开支，企业必然要通过银行“汲取”金融资源才能应付。
这样，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关系实际上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常规状态不同。在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是我借你贷、有借有还的单纯商业关系；而在中国，国有银行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成为国有企业从国民经济中“汲取”金融资源的“水泵”，在企业与银行间资金的流向常常是单向的，有“汲取”但没有“回流”。从这个角度观察，就能清楚地看出中国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究竟难在何处--只要“汲取”现象继续存在，国有银行就不可能转型成商业银行，还得继续充当“汲取”资源的“水泵”。
五、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是市场替代了计划、还是没有计划经济的“双轨制”？
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变化是:指令性经济计划的消失和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如果简单地运用一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planned economy vs. market economy）”这样的“两分法（dichotomy）”，也许可以很快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体制现在已经是由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了。但是，计划经济消失以后，填补制度空白的一定是市场机制吗？在理想主义的改革设计蓝图上确实可以这样写。但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却并非如此，计划经济固然已经瓦解，但来自政府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得更加“随意”化，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并非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是一种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这种体制既与西欧的古典市场经济不同，也与东亚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体制不同，它寄生攀附在中国大陆现存的政治社会体制上，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抑制经营者、劳动者的工作努力，滋养着日益泛滥的腐败，约束了非国有部门的扩张渗透能力。
在中国过去二十年来关于改革的讨论中，政府把改革社会主义体制狭义地定义为改革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和调整排斥私有经济的意识形态。久而久之，连很多严谨的学者也习惯成自然地接受了这种观念，以为只要在意识形态中给市场经济留下必要的位置，在经济活动中清除了价格的计划管制以及生产、流通、劳动力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等等，把更多的经济活动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基本成形了。但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只是经济计划加意识形态而已，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体制下还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生成一种制度性文化。后两者是不可能用一道改革的行政命令取消的，它们完全可以在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消失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并为转型过程深深地盖上自己的“烙印”。清除计划经济并不难，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社会基础则极为艰难，东欧俄国虽然也未完成这后一过程，但至少他们已经开始清理，而中国实际上则是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既承认原来的权力体系、又承认市场交换活动的经济体制。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其一是，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的、过去行使集权式管理的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换一些名称，其潜在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其二是，一千多万的党政干部和两千多万的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他们的活动能量比改革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机构和干部所生存的环境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下放，过去集权体制中自上而下的严格的纪律约束大大减少了，各个机构或个人获得了充分的活动空间。其次，各个机构和个人的行为目标也有很大改变，过去是努力完成上级指示，以便有机会扩大机构的权力和级别、以及谋求个人的升迁，现在则是机构要努力“创收”、个人更是“一切向钱看”。第三，计划经济的瓦解使财政再也不可能象改革前那样垄断财源，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下降，上级机关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为下级机构拨付足够的正常活动经费，更无法满足这些机构员工永无止境的提高工资福利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势中，机构和干部们的行为方式自然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不再仅仅是单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驯服工具”，可他们也不是真正受民众监督的公务员；他们不愿意放弃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可也不甘于经济地位上半点落后；他们一方面代表政府执行公务，可同时他们也想利用执行公务的权力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因为这是他们最“驾轻就熟”、最现成的机会；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大公无私”的公众利益的代表，但他们每个机构和多数个人又同时象商人一样，在执行公务时算计如何籍此使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转型期独特的制度性文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
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现行体制会有什么特点呢？在政府的经济职能方面，国家已经不再扮演万能的计划者的角色，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自动退出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动，政府用非计划手段完全可以实施和过去相似的干预活动。任何政府都有必要对经济进行调节或管理，这种调节有些是政府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行使正常职能，而有些则主要是服务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不一定以提高经济效率或维持社会公平为目标。由上一节探讨的国有部门的资源“汲取”现象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取消指令性生产和销售计划后，商品市场可以迅速形成，但是这个市场化过程并不一定必然带来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化过程；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状态完全可能与在商品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机制并存，构成一种没有计划经济的“双轨制资源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市场竞争中的优胜者不一定也是资源配置争夺中的优胜者；由于国有部门“汲取”了本来可由市场机制配置给非国有部门的资源，使得低效率的部门得以维系、而高效率的部门失去了利用更多资源的机会，这种过程当然不是资源利用优化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笼统地谈市场化进程可能会掩盖上述资源配置反市场化的现实。
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还表现为九十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由于行政事业机构若仅靠财政度日一定会陷入“半饥半饱”状态，这些机构普遍展开了有组织地或个人单独地“创收”活动，这既是不得已之举,也是利益驱使之必然。其最便捷的做法就是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屡禁不止的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搞“有偿新闻”，大专院校办短期“培训班”出卖文凭，中小学卖“学位”、收“高价生”，出版社卖书号，医院向公费患者强行推销昂贵药物、搭售日用品等等。这样，税收稽查权、新闻播报权、学历授予权、出版发行权等过去与商业交换无关的权力机会都变成了“创收”的工具。其结果是，一方面市场型交换扩展到了政府机关和公用事业，这样的“市场经济”活动的范围比发达国家还要宽广；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寻租”活动的空间，机关事业单位为了谋利，不但可能制造机会、增加对日常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还会把这种干预变得更没有规则、更随机。在财政支付能力日益缩小、而机关事业机构并未随着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在短期内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这是中央政府对此现象“眼开眼闭”的原因；但同时此类活动又大大地扰乱了经济社会活动的应有秩序，增加了混乱，同时还瓦解了道德标准，腐蚀了社会，威胁着长远的社会稳定。
在这一连串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谜”--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繁荣至於从何而来？如果能够清晰准确地解析这个“谜”，那么，就不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和趋势作出判断。但是要研究这一问题，却很少有可借鉴的理论。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市场机制如何产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比较经济体制理论研究社会主义体制为什么必然造成粗放型增长和经济停滞，关于俄国东欧经济转型的种种研究讨论转型中国家怎样推动市场化、早日走出经济萧条。可以说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体系能解释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具有粗放型特征的经济繁荣。
要解这个“谜”，只能从实证分析入手，找出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才能作出较客观的判断。笔者根据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经过实证分析，试图解释中国改革中经济繁荣的成因，并指出目前这一相对萧条期和前一阶段的繁荣期之间的某些因果关联。如果要用一句话来点出本文的主题，那就是：弄清楚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从何而来，就能明白九十年代下半期繁荣又缘何而去。
一、中国经济前景的常见分析方法面临挑战
在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的经济表现堪称“一枝独秀”，显然这反映出了“中国道路”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性。解释此类特殊性有两种基本角度，一种是与它国作比较研究，看是何种因素导致两国之间的相似性不产生共同特征；另一种是侧重看本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影响。而从后一种角度得出的结论有没有充分说服力，常常可以用前一种方法来检验。西方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倾向于从后一种角度观察问题。他们强调，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有利于吸引外资，中国的广大农村长期落后，这反而使目前农村的工业化拥有巨大潜力，可加快经济增长等。按照当代社会科学里新制度主义学派“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观点，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与它过去的足迹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除了这些独特的历史条件之外，中国和东欧俄国的原有制度基本相似，而社会经济转型的大体方向也非常接近。为什么看起来相似的转型过程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面对中国独特的经济表现，在中国研究领域内（包括中国国内的研究）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市场机制开始、并将进一步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带来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如果仅仅局限于观察中国，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把这一说法拿到别的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去检验，就会发现这一说法的局限性立刻就暴露出来。市场机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就能立竿见影地看见经济成长快、收入大幅度提高吗？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前苏联及东欧的每个国家，都可以看到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扩张、计划体制的瓦解、市场化过程加快等，可见这些现象绝非中国的独家成就。有的国家，如匈牙利开始市场化改革比中国早得多，也比中国更早确立了市场机制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国家，如东德、捷克等国家，它们改革的起步虽晚于中国，但进展比中国快，措施更坚决、彻底。然而，无论是市场化程度比中国早得多、高得多的国家，还是经济制度的转轨比中国更彻底、成功的国家，或者市场化过程比中国更缓慢的国家，都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高度经济繁荣；相反，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转型期经济衰退（Kornai 1993），即使渡过了衰退期，它们的经济有所恢复，其繁荣程度也不如目前的中国。由此可以推论，单纯用市场化的成就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繁荣；除了市场化的作用之外，中国的经济繁荣另有原因。
国际上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现状的一个共识是，市场化过程中的重重困难遏止了俄国、东欧国家的经济成长。可是，中国与俄国东欧都面临着改革的共同性难题，比如国有部门在转型中效率低下，官僚机构放弃了计划管理却利用地位和权力继续支配着经济资源，经济市场化推动了贸易与金融的繁荣却未能有效改变扭曲的工业结构等等。这些共同难题在东欧俄国产生了大同小异的经济结果，可是为什么唯独中国避免了“转型期经济衰退”呢？是什么因素帮助中国免受转型期经济困难的困扰呢？
一个在中国国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态势，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开放政策、成功地吸引了上千亿外资，从而保障了经济繁荣。按照这个逻辑，东欧和俄国只要能象中国一样、在改革的同时大量吸引外资，经济就可以同样繁荣。然而，德国的情形却提出了反证。两德统一五年来，依靠西德地区的强大支援，东德的市场化稳步坚定地推进，同时德国政府向原东德地区投入了八千亿马克的资金[1]，原东德居民人均获得约三万美元，这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十五年累计人均获得外资的三百倍。东德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样板，早已实现经济现代化，现在再加上西德“兄弟”如此慷慨的帮助和西德企业家的直接指导，是否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呢？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东德地区虽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在转型中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东德工人曾经是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技术素质最好、最服从工作纪律的劳动力，其劳动生产率迄今仍然仅及西德工人的一半；东德的产品长期以来质次价高，但过去在“经互会”国家中却还是首屈一指、供不应求的，如今这些产品不得不完全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结果其售价比统一前下跌一半；低生产率、低市场竞争力加上高工资，使大部分私有化后的东德企业仍然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东德地区的失业率一度高达14%。[2]
这样的“成绩单”比中国要差得多。况且，尽管收入翻了一番，目前还有40%多的东德居民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比统一前好，甚至是“恶化”了。[3] 为什么中国的人均获得外资只及东德的1/300，但却保持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城市内更低的失业率和更高的收入增长率及民众满意度？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繁荣得益于渐进型的改革策略。渐进而慢速的改革意味着较多地保留旧体制，从而有利于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有利于维持现状和稳定。但如果多保留旧体制、多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就能带来经济繁荣，那又何必付出艰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南斯拉夫实行了几十年的渐进型改革，一度赢得经济繁荣，最后终于在八十年代后期陷进经济困难的泥沼（Woodward 1995）。这一案例说明，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有利有弊。那么，中国的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利弊何在呢？不了解这些利与弊，就无法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势作出判断。
上述常见的分析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不仅是因为它们的逻辑无法有效解释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类型转型过程，还因为它们甚至常常无法解释中国存在的一些经济现象。近几年来，不少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家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的股市、房地产市场、城市新兴的高档消费需求上，如果眼睛盯住这些方面，也许会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差别不大。但如果换一种角度，观察下列几个在中国出现过的、充满了矛盾的经济现象，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市场经济国家差别很大，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和观念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第一，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市场导向的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国有部门的贡献最小；但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看，同期得益最多的却是为国有部门工作的员工（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第二，在这一时期，国有部门一方面为冗员过多和工资成本增长过快而发愁，另一方面又不断增雇大量农民工。第三，在市场化程度已相当高的消费品市场上，价格的变动与市场经济中常见的情形相反，1995年以后，富裕、购买力强、需求旺盛的东部省市价格上涨少，而贫困、购买力弱、需求清淡的中西部省份价格上涨多[4]}，若把这一年各省和直辖市按物价上涨幅度由低到高排列，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繁华富裕的都市名列全国物价最低省市的前六名之内[5]。
这三个现象涉及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及价格决定等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在它们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未被认知的、左右着中国改革发展路径的规律，值得深入研究。理论上，究竟经济成长过程与制度转型过程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个跨学科的新课题，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现成答案。经济增长与稳定，可以被看成只是个宏观经济问题，但在制度转型中它的实现却不仅仅是由货币财政政策决定的；制度转型中这些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经济社会基础在逐步改变，改变的实际过程事实上并不是执政者或学者的纯粹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利益攸关的当事各方相互影响、妥协形成的，因此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要判断制度转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应当注意用跨学科的眼光，把经济发展过程放到现实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去观察。
二、港台资本送来的繁荣
中国的经济今后会象它过去那样快速成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分析八、九十年代经济繁荣的成因，看这些曾促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今后是否仍然有效。若仅仅根据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记录推测未来的成长，就只能作简单、肤浅的判断。
中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出现过经济繁荣，但两次繁荣的经济原因完全不同，第一次是由城乡居民迅速扩大的消费需求推动的，而第二次则来源于外资推动的投资高潮。到八十年代末期，推动前一次繁荣的消费需求已经欲振乏力；1990-1991年中国经济曾经陷入相当严重的经济萧条，政府用了各种办法，都未能有效地解决消费疲软、工商库存倍增、制造业衰退等问题。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完全没有料到，仅仅是一年之后，中国经济突然又迎来了难以置信的增长和繁荣。如果没有九十年代外资的大量涌入，第二次繁荣就没有根基。然而，这一轮外资投资高潮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因此也无法指望重新出现一轮由外资推动的经济繁荣。
为什么八十年代的繁荣会消失呢？从1983年到198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国经济经历了将近六年的持续繁荣，这主要是由消费需求推动的。城乡居民收入连年上升后出现了对食品、服装、耐用消费品的旺盛需求，这一需求引导投资集中到消费品工业，再带动重工业的增长。但是，八十年代末出现了两个影响经济继续繁荣的现象，一是农民的购买力增长缓慢，占人口75%的农村市场需求不旺；另一个是，城市居民收入虽然继续上升，但城市家庭的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已接近饱和，对食品和服装等日常用品的需求弹性相对稳定。九十年代初，稳定而缓慢上升的消费需求[6]，已经无法象八十年代那样成为整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因此经济萧条期持续了一年多。
在中国，需求增长减缓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远大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形。中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表现为投资的分散化、小型化、轻型化和“短平快”倾向，不仅国有企业这样做，乡镇企业更是如此；结果导致加工工业中越来越多的行业出现了重复投资、行业性过度扩张等问题。很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成本过高，在需求正常的年份开工不足、出现亏损，而只有当需求过度膨胀时才可能充分开工、有所盈利。（程晓农、吴仁洪 1987）因为产业结构扭曲而造成了相当多的企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性极强，需求稍有收缩，就会有很多企业因产品滞销，亏损严重而陷入困境，由此带来税收萎缩，企业间“三角债”迅速增加，甚至导致部分员工生活困难、社会不稳定。所以，中国经济界都知道，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有一种内生的对扩张需求的要求，这并不仅仅是源于地方政府领导人和企业主管的好大喜功，还因为只有在需求扩张、经济高度繁荣时，那些开工不足、亏损严重的企业才有机会减亏微利、缓“一口气”。但如果在消费或投资需求上未出现新的集中、强盛的需求热点，即使政府松动银根、企业增加生产，也只会导致产品过量积压，而很难维持经济的持续繁荣。1990年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未能奏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扩张需求必然会受到现存经济结构的制约，在产业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在加工工业内寻求新的可扩张行业的选择空间趋于缩小，也就是说，加工工业中很难形成新的强盛的投资需求。实际上，要在今天的中国有效地扩张消费或投资需求，主要的可能性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大的变化，从而带来新的消费品需求，这取决于居民购买力的快速增长以及消费行为的相应变化；其次是大幅度扩大出口，这要借助大量外商的帮助与合作；再次是出现对房地产开发的强大需求，这主要靠外商推动，因为国内城市居民依赖福利性公宅配给，既无财力、也无动力去作大规模房地产投资。非常凑巧，在九十年代上半期，这三种可能性都变成了现实。
1992年中国的经济开始进入又一轮繁荣，由投资需求直接和间接拉动的因素占整个经济增长的六成以上，中国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消费主导型，而九十年代的增长方式则变成了投资主导型。[7] 造成这次经济繁荣的投资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呢？八十年代中国的投资曾集中投向投资周期短、赢利快的轻工业，结果造成大批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生产能力过剩，九十年代的投资无法继续重复这条老路。可是，中国在九十年代遇到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就是房地产开发及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1992年全国县以上兴办的经济开发区从前一年的117个突然猛增到近两千个，全国建筑工程规模因而增长近50%。[8] “开发区热”带动了九十年代前半期的旺盛投资需求，构成了九十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兴办“开发区”是为了“筑巢引凤”、吸引外商来投资，是一种对外资踊入大陆的积极反应。如果没有外资的“中国热”，也就不会有中国的“开发区热”；而中国出现“开发区热”，又为外资的“中国热”加温。九十年代前半期涌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1991、1992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即相当于1985-1990年六年的总和，而1993、1994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是1991、1992两年投资额的四倍，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已相当于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见表1），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以港台投资为主体。
注：外商直接投资额即“利用外资概况”表中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企事业机构总投资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扣除其中的“居民个人投资”得出的，在计算百分比时外商投资已按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价值。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在短短几年内，突然有如此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中国，是中国大陆前所未遇的良机。这些外资再加上中国国内企业为兴建“开发区”投入的巨额投资和外商对中国的证券投资等，形成了对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劳动力的庞大新增需求，提高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收入，进而刺激了消费。外资除了形成直接需求和对需求的“引致效应”以外，还通过生产和出口直接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重要贡献。从1993年开始，中国工业的增长中外商工业的贡献每年都占五分之一以上（见表2）。在外资的推动下，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经济终于走出谷底，重新进入了繁荣状态。应当承认，这一繁荣并不是改革攻坚战的成果，因为这一时期国有部门的改革收效不大，其经济效益也未见好转。但国有部门改革的迟延并未给外资的“中国热”降温，吸引港台商的是大陆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农村劳动力的低廉、城市的潜在购买力、人文语言环境的相似以及“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九十年代中国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市证券热”是上述经济繁荣的几个剪影，其中很大部分其实只是“泡沫经济”。由于对可能引进的外资数额盲目乐观，而不少国有房地产企业对自己虚掷浪费的投资又满不在乎，投入开发区及房地产的国内投资和项目大大超出了市场可能的需求，许多项目开工后不仅后续资金无着，而且将来有无客户也大成问题，许多开发公司因而被“套牢”。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对这方面的问题有不少淋漓尽致的剖析，笔者不在此赘述。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场经济繁荣当中，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因应之道不同，得益的方法各异。乡镇企业的做法是抢占销售市场，而国有企业则乘机大幅度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1993年与1990年相比，在工业的二十三个部门中，乡镇企业靠原料便利或劳力廉价，在有可能竞争的金属非金属采矿业、食品饮料制造、纺织业、竹木加工及家具制造、造纸、普通化工、有机化学制品、电器制造业、仪表制造业等九个部门的市场份额分别增加了10到15个百分点[9]，而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则相应下降了这么多。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大使乡镇企业能够以远远高于国有部门的速度增长。国有部门丢失了市场份额，必然会要在其他方面寻找机会得到补偿，它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国有工业全部产品1993年平均提价20%，而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工业的产品价格平均只上涨了5%；国有工业一向采用这种策略，甚至在经济萧条的1990、1991年，乡镇企业被迫降价销售时，国有工业也照样提价。（见表3）从1993年起，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为国有工业提供了大涨价的良机，在国有垄断部门中，冶金、电力、石油工业两年内产品出厂价分别上涨了约70%、90%和150%（见表4）。然而，在如此大幅度涨价的情况下，国有工业的利润率竟然也不见提高，其销售利润率和资金利润率一直在3%左右徘徊。[10]
本文后几节将进一步分析，在这场经济繁荣中国有企业的应对方法给它自己的前途埋下了何种伏笔。
三、再创引进外资的新高潮?
九十年代上半期的引进外资高潮是送给中国的一次“飞来横福”。从此，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界认准了一条发展经济的“金光大道”---只有引来大量外资才能振兴经济。特别是经历了过去三年来的经济萧条，试尽了几乎所有想得出的“对策”之后，面对起色仍然不大的经济局势，从上到下都形成一个“共识”，只有再创引进外资的新高潮，才能摆脱经济发展上的困境。国内关于加入世贸组织的阵阵声浪，正是在这样的“共识”下占了上风，最终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
可是，中国引进外资的高潮真的会一浪高过一浪吗？九十年代上半期所吸引的主要是港台中小资本，能够移到大陆去的港台中小资本在这一阶段多已蜂拥而去，后续追加资本已十分有限。目前香港已经出现工业“空心化”，七十年代的四大支柱产业中的三大产业（制衣、电子、玩具）早已移到广东珠江三角洲，不可能有更多的港商去大陆设厂。港台资本对大陆来说，只是一次性的机会，大陆不可能长期依赖港台注入大量新的投资。如果中国真的能够再次迎来一轮外资引进高潮，那么，外资的主力只可能来自发达国家，而不再是港台地区。但是，发达国家确实有数千亿美元的资本急待进入中国吗？这是很可以存疑的。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经济问题研究圈里，还很少有人认真比较引进港台资本和引进西方国家资本之异同。这两种资本的差别首先是在制度层面，对中国大陆而言，引进港台资本和引进西方资本有着截然不同的制度要求。当进入中国的外资以港台商为主时，中国大陆现行体制的基本面可以不做大的变更；甚至可以说，不是港台商的经营管理方式推动中国大陆的整体变革，而是港台商很快地适应了大陆腐败的官场文化，进而大大地拓宽了这些商人与中国大陆官员勾结营私的空间。所以，引进港台资本虽然给中国大陆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同时也为腐败的官员创造出更多的寻租机会，并且丝毫不会动摇这些官员的权力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一轮港台资本的引进高潮，为中国大陆创造出了许许多多餐厅、歌厅、舞厅里的“就业”机会，但并没有给中国大陆的制度进步增添多少光彩。
可是，要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国家的资本，就需要在观念和制度变革上取得重大进展，不仅仅是多开放一些国内市场、减少一些垄断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在减少各级政府的种种干预、规范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强化法治等方面真正创造条件，而这就需要经济改革之外的行政甚至是政治层面的改革。但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真的作好准备了吗?许多人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似乎还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仍然天真地以为，只要打出“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这张“王牌”，增加一些优惠条件，外资就会象“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种看法实在是自误误人。
观念误区是中国再创引进外资新高潮的障碍，这首先表现为混淆了港台资本和西方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夸大了中国这个市场的真实购买力。如此则不仅可能误导西方投资者，也同样会误导中国的各级政府和企业。以往中国引进的外资中有大约2/3是港台中小资本，这些企业多为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中小企业，雇佣廉价劳工，从事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加工，基本上不与大陆的企业竞争。港台中小企业扩大了中国的出口，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雇佣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增加国内民众的就业和收入；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消费需求面向中低档产品，此类产品的市场常常是由国有企业占领的，所以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正好得以扩大，其生存机会也相应增加。因此，引进港台中小资本对国内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弊。
而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与港台资中小企业的目标、经营策略都有很大差异，这些大企业多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它们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去，可能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一时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所以无法成为跨国公司的紧密成员。因此，发达国家大企业到中国去投资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自己设立卫星厂，以降低制造成本、到海外销售，而是看中了中国潜在的市场，准备在中国站稳脚跟、长期发展。
这些西方大企业若到中国设厂，其多数产品是国际知名品牌，销售上必然走中高价位路线，瞄准的是购买力强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市场，竞争对手主要是生产国内名牌的国有企业。一旦外资企业在中国投产，立刻就会与国有企业争夺市场，对苟延残喘的国有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既需要外来的资本和技术，就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那种只想买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不愿让出市场的天真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外资大企业在中国开拓市场是消费者的福音，但必然会挤占国有企业的国内市场，使国有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一家国有企业通过合资完成技术升级、产品换代、产量翻番之日，就是同行业多家国有企业产品滞销、亏损扩大、面临破产之时。这样的竞争基本上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在竞争中的失利来源于其运营机制的失败，但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则是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政治现实，他们必然会向国有部门这个压力集团让步，设法多保护国有部门。
中国的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常常低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复杂性，刚承担了几年为外商出口加工的任务，就自以为是地提出要自创国际名牌、打进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一决雌雄”，这类想法过于忽视全球化商品链组织协调过程的难度。一个中国的企业要从“世界型工厂”的一个“车间”，翻身变为主导某个全球化产销商品链的跨国集团，必然要经过相当漫长的过程。政府对这个成长过程基本上帮不上多少忙，少帮倒忙就是贡献了。
从九十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就面临着引进外资上的两难困境：既需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外资来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又害怕国有工业被挤垮。如果多保护国有工业、设法引导限制外资的投资方向，就会减少外资引进数量，无疑是打击开发区和房地产业的前景，阻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堵住可能的经济繁荣之门；如果设法推动一轮新的引进外资高潮，中国有可能迎来一次短暂的经济繁荣，但随着外资大企业逼垮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仅造成直接的政治社会压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结果减少中国市场对外资大企业的吸引力。在这个两难困境面前，中国的东部地区会是扩大引进外资的得益者，所以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满怀希望地盼望着又一轮外资引进高潮，以便维持当地的经济繁荣；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是既希望能从引进外资中获益，又害怕本地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被挤垮；而中央政府则更担忧国有部门颓败之势引起政治社会后果。这个困境无疑会滞缓中国吸引外资的进度。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引进外资大企业可以增加供给，但也会抑制需求，因此本身具有自我抑制效应。因为，在一个时期内外国大企业资本进入的越多，国有部门的萎缩就会越快，而这最终会导致城市消费市场的相对萧条，结果减少下一个阶段进入的外国大企业资本。在这种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过程中，外资大企业的引进数量、其产值的增长不会循着加速度的轨迹越来越快。因此可以预见，今后再出现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种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高潮的可能性较小，也很难指望再依靠这样的投资高潮产生又一轮经济繁荣。
在经济发展的观念上，存在着更大的误区。在眼下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流行经济发展观念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甚至清末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的主张也颇得认同，即希望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和巩固现行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由“我”主导，为“我”所用。这种陈旧的观念过分强调资本和技术在各国经济发展竞争中的重要性，而忽视和回避制度性竞争的重要意义。
下一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加入经济全球化、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经济结构。在这样的竞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等。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区，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经济全球化；拥有丰富劳动力、特别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也是一个有利条件；而最重要的，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是否适应于经济全球化。因为，在前两个条件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却差别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建设上的竞争，这场制度建设竞争的参照系不是某国的“特色”、“国情”，而是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公认的制度条件。一种制度现状即使十分“符合”某国的“国情”，但如果它阻碍该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就应当变革这种制度；否则，这个国家必然会为维护这种制度而在经济发展上付出惨重的代价。
前些年的中国的“外资热”表明，中国在前两个条件上占有优势，但在制度建设方面却受到国内政治的束缚，市场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法制建设尚未走上轨道，腐败日益普遍化、制度化。有来华投资意愿的西方企业和企业家很不适应这样的制度环境，许多西方的外商更不喜欢那种酒场谈生意、请“小姐”陪客、送礼拿回扣的“红包文化”。如果中国的制度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相反，许多贪官污吏还指望在引进西方资本的过程中，象和港台商打交道那样，大捞一把，那么，即使有一些西方资本进入了中国，它们也很难生根立足，甚至可能中途撤资。目前已经在中国的西方企业大多数是赔钱的，它们把初期投进去的资本赔光后，之所以还在观望、而没有关闭撤退，其实是希望看到中国的制度环境真能变得适合西方企业的生存。他们已经观望等待了十多年了，中国若让他们继续等下去，吃亏的其实是中国。西方企业不来中国投资，仍有其他可去之处，而中国等不来外资，经济困难只会日益严重。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任务，首先应是改变那种旧的经济发展观念，改变政府和企业对经济全球化不甚了了的状况，建立国际化的发展观。国际化的发展观应当是由企业和企业家主导，而不是由政府和官员主导。第二，应该以企业的成长成熟为目标，而不是以政府拟定的增长率为目标，要能够把长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建立国际通行的制度规范、遵守国际社会认可的经济行为准则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而不能把国内流行的不当竞争手段搬到国际竞争中，或采取投机取巧、钻空子的手法，“捞一把算一把”。第三，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应该建立在长期互信互利、共同繁荣的基础上，而不宜以利用对方、或拉一方打一方为常用策略。在这样的新的发展观面前，所谓的“赶超战略”、“称雄之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融合、渐成一体，那种建立在狭隘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一方压倒另一方”式的思维是既脱离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也有碍本国的经济发展。
四、九十年代上半期国有部门是如何汲取资源、创造需求、稳定经济的?
中国与其他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形势上最大的不同是，在每个国家非国有部门都快速成长的情况下，唯独中国的国有部门总体上没有陷入明显的衰退之中。所以，当谈到中国九十年代上半期经济稳定繁荣的原因时，仅仅强调非国有部门的成长，说服力是很弱的；因为在东欧和俄国，非国有部门的增长并不比中国慢，他们之所以无法摆脱经济衰退，是因为国有部门失去了保护就一蹶不振，私有化也无法短期见效。而中国除了有外资送来的繁荣之外，还有一个“秘诀”，即通过全力保护国有部门来支撑经济政治稳定。在这一阶段，政府为了追求政治稳定，把满足国有部门员工的利益要求作为制订政策的优先考虑；而东欧俄国则把实现改革的预设政策目标列为优先。这种政策优先序列的差异导致对国有部门的不同政策，从而也产生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果。
中国目前政治社会的稳定主要以城市为基础，城市稳定了，全国就能稳定。虽然农民是中国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的居住和经济活动都很分散，教育程度低，缺少社会组织，如果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好，并不一定立刻会对全国的稳定构成直接威胁。而城市居民的政治社会能量则远比农村居民大。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国家职工，由于一元化的制度结构，他们的利益要求、对政策的反应、社会不满的形成都非常相似。可以说，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能否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部门能否满足其员工的利益要求。
社会主义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意味着要逐渐降低国有部门对经济的支配作用，那么，在改革的前十五年里，国有部门的地位是否确实变得越来越轻了呢？许多人或许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肯定的答案，而笔者却认为，对这个问题回答yes或no都不算错，因为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似乎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在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蓬勃兴旺，国有部门在销售市场的竞争中业绩越来越差，地位明显下降；但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大多数仍然由国有部门供养，城市的消费繁荣主要由国有部门支撑，国有部门在城市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上的作用依然举足轻重。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东欧俄国那种国有部门明显衰败、朝不保夕的局面，关键就在于一点：尽管中国的国有部门在与非国有部门争夺销售市场时节节败退，但在争夺金融资源时却是优胜者；国有部门虽然自身盈利微薄，但由于它可以汲取国民经济系统的大部分资源，所以仍然能够保持大多数国有部门员工（即城市居民的主体）的高收入高福利水准。这产生了两个具有正面意义的结果，即国有部门的高收入高福利支撑着一个潜在购买力强大、对外商有巨大吸引力的城市消费市场，并维持着一个比较稳定的城市社会。
改革中中国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这个现象在工业中尤为突出，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85年的2/3降到了1994年的40%左右。[11] 在包括农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国民经济中同样如此，但国有部门的比重下降得慢一些，1994年国有部门的比重大约比1985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见表5），因为金融、交通电讯等重要服务行业一直被国有部门垄断。从这个速率来看，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有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还会保持相当的份额。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国有部门在生产和服务业中的地位下降，并不意味着它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相应也明显下降，后者的变化取决于城市社会中依靠国有部门为生的人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事实上，从1984年到1994年，城市经济改革只是小幅度地降低了城镇就业者中国有部门员工的比重，在此期间这一比重仅下降了四个百分点，城镇就业者中仍然有2/3是国有部门员工。（见表6）如果把国有部门员工人数加上受政府保护、具有国有部门特征的城镇集体企业员工，则他们仍然占城镇从业者的86%。国有部门员工包括企业员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员工两部分。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为人满为患的机关事业单位“消肿”，相反，却产生了“增肥”的结果，城镇就业者中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比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城镇就业者中国有企业员工的比重在1992年以前下降得非常缓慢；从1992年到1994年，“三资”企业和私营经济从国有部门中吸引走了一批年轻、有较强的专业技能、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但是数量有限，国有企业员工在城镇就业者中的比重仅仅下降了四个百分点。（见表6）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市场化过程不断推进，城镇居民的大多数还是要依靠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城镇集体单位为生，他们的生存方式并没有随着非国有部门的扩张而相应地独立化、市场化。如果多数民众仍然依赖社会主义式的生存方式，那么，他们必然会要求政府继续保护国有部门。
既然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弱，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它就应该在资源配置中出让较多的份额给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强的非国有部门。真实情况如何呢？中国国内有一项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工业产出比重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其资本比重的下降速度（郭克莎 1994）。在1980到1988年的第一个阶段，工业产出比重下降，同时工业资本、工业劳动力这两个比重也显著下降，这说明国有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份额确实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尽管转移的速度不如市场份额的转移那么快；而在1988年到1992年的第二个阶段，情形就不同了，虽然国有工业的实际产出和市场份额继续大幅度下滑，但国有工业占用的资本份额只有小幅度地减少，工业劳动力的比重甚至不变，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资源份额的过程明显地放慢，这表明对国有部门的保护主义政策限制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见表7）可以说，1989年以前的改革在引导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方面明显比1989年以后的政策要有效得多；在后一阶段里，尽管一般的看法是改革取得了全面进展，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能力反而受到种种限制，还不如前一个阶段。
进入九十年代后，国有工业的困难日益严重，盈利率过低，在国有部门内出现了一种把资本转向第三产业、籍此谋利的倾向（即“发展三产”）。如果把第三产业也纳入分析，从国民经济这个大范围来看，则对国有部门的保护主义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表5显示出，在1992年全国金融资源（贷款）里国有部门占用的份额将近80%，而该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多。从1985到1992年，国有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了6个百分点，但同期国有部门占用金融资源份额只下降了4.7个百分点；而从1992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产出份额继续下降，但占用的金融资源份额反而上升了1.5个百分点。1993、199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别是百分之24%和20%[12]，而银行贷款利率仅10%[13]。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部门能够以低利率优先获得大量贷款，仅仅通过利率上的好处就能获取10%以上的资金利润率。这实际上意味着，当国家财政对国有部门不能再大量提供补贴后，国家银行用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着另一种补贴。尽管享受着这样巨额的金融补贴，国有工业的实际资金利润率仍然不到3%[14]，而实际上这一点微薄的利润也是银行补贴的结果；而乡镇企业融资时则可能要付出比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高一至两倍的利率，但乡镇企业却仍然能够获得5%以上的资金利润率[15]。1996年通货膨胀率降到贷款利率以下后，银行的金融补贴消失，结果整个国有工业从总体上计算，就亏大于盈、不再产生利润了。
这种现象进一步说明，不能简单地用国民生产总值里国有、非国有部门比重的变化来判断经济体制的效率是否提高。判断一个经济机制是否有效的依据是资源配置是否改善，即使国民生产总值中高效率生产者（非国有部门）产出的部分增加了，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里资本、劳动力等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获得同步改善。因为，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只是反映了由它支配的一小部分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而与此同时，由政府操纵的、决定主要资源配置的经济机制却把更多的经济资源投入到低效率生产者手中去了，因此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很可能不是改善而是下降了。
国有部门在竞争中丢掉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但仍然能够通过国有垄断性金融机构操纵金融资源的分配，使自己占用的金融资源份额不至于减少，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国有部门在“汲取”国民经济资源。这个“汲取”过程的经济社会效果有正负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汲取”过程产生的“汲取效应”。其正面的效应是，“汲取”过程有助于扶持城市消费需求，稳定城市社会，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还可借助外资带来的制度文化间接地促进市场化；而负面的效应是，“汲取”过程大大抑制了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能力，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效率，同时使国有部门负债累累、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
既然中国城市从业人口的大多数仍然是国有部门员工，城市购买力就主要是靠国有部门支撑的。从城市家计调查中可以发现，直到1994年，城市居民收入中约85%仍然来自国有部门。[16] 假如随着国有部门市场份额的缩小，国有部门员工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同步下降，那么，毫无疑问，城市购买力就会明显萎缩，城市消费品市场会步入萧条，城市社会将陷入不稳定之中。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当然会影响外商的投资预期。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亏损日益严重，而它雇佣的劳动力毫无减少，其员工的生活水准快速提高，并支撑着城市消费的繁荣，秘诀就在于“汲取效应”--通过汲取资源维持国有部门员工的高收入高福利、进而维持经济社会目前的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会出现制度性偏倚---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的国有部门员工反而能够享受较多的经济发展成果。
“汲取效应”还可以有效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率迅速上升。从1979年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负债水平从24%迅速上升到75%，相应地，其净资产率（equity rate）从76%降到25%（程晓农 1995）。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统计，1994年在12万个国有企业中，资产负债率为75.1%，扣除企业资产净损失和资产挂帐4000多亿元，则资产负债率为83.3%。[17] 企业向银行贷款、对银行负债，本是现代经济中的常见现象，如果企业贷款后能够通过投资增加企业的资产，则企业对银行的负债和企业的自有资产可以同时增加，使企业处于良好经营状态，资产负债率也不会上升。中国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率反常地急速上升，主要原因是大量贷款没有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员工的工资福利，结果对银行的负债增长得非常快、但企业的资产则增加不多。这就是“汲取效应”这个宏观现象在企业财务这个微观层面的反映：国有部门中出现了一种难以扭转的趋势，即市场份额缩小、收入短拙、员工不减、工资福利还必须不断提高，于是以企业自己的经营收入就很难维持工资福利开支，企业必然要通过银行“汲取”金融资源才能应付。
这样，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关系实际上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常规状态不同。在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是我借你贷、有借有还的单纯商业关系；而在中国，国有银行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成为国有企业从国民经济中“汲取”金融资源的“水泵”，在企业与银行间资金的流向常常是单向的，有“汲取”但没有“回流”。从这个角度观察，就能清楚地看出中国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究竟难在何处--只要“汲取”现象继续存在，国有银行就不可能转型成商业银行，还得继续充当“汲取”资源的“水泵”。
五、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是市场替代了计划、还是没有计划经济的“双轨制”？
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变化是:指令性经济计划的消失和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如果简单地运用一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planned economy vs. market economy）”这样的“两分法（dichotomy）”，也许可以很快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体制现在已经是由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了。但是，计划经济消失以后，填补制度空白的一定是市场机制吗？在理想主义的改革设计蓝图上确实可以这样写。但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却并非如此，计划经济固然已经瓦解，但来自政府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得更加“随意”化，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并非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是一种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这种体制既与西欧的古典市场经济不同，也与东亚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体制不同，它寄生攀附在中国大陆现存的政治社会体制上，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抑制经营者、劳动者的工作努力，滋养着日益泛滥的腐败，约束了非国有部门的扩张渗透能力。
在中国过去二十年来关于改革的讨论中，政府把改革社会主义体制狭义地定义为改革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和调整排斥私有经济的意识形态。久而久之，连很多严谨的学者也习惯成自然地接受了这种观念，以为只要在意识形态中给市场经济留下必要的位置，在经济活动中清除了价格的计划管制以及生产、流通、劳动力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等等，把更多的经济活动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基本成形了。但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只是经济计划加意识形态而已，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体制下还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生成一种制度性文化。后两者是不可能用一道改革的行政命令取消的，它们完全可以在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消失的情况下继续存在，并为转型过程深深地盖上自己的“烙印”。清除计划经济并不难，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社会基础则极为艰难，东欧俄国虽然也未完成这后一过程，但至少他们已经开始清理，而中国实际上则是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既承认原来的权力体系、又承认市场交换活动的经济体制。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其一是，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的、过去行使集权式管理的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换一些名称，其潜在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其二是，一千多万的党政干部和两千多万的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他们的活动能量比改革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机构和干部所生存的环境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下放，过去集权体制中自上而下的严格的纪律约束大大减少了，各个机构或个人获得了充分的活动空间。其次，各个机构和个人的行为目标也有很大改变，过去是努力完成上级指示，以便有机会扩大机构的权力和级别、以及谋求个人的升迁，现在则是机构要努力“创收”、个人更是“一切向钱看”。第三，计划经济的瓦解使财政再也不可能象改革前那样垄断财源，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下降，上级机关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为下级机构拨付足够的正常活动经费，更无法满足这些机构员工永无止境的提高工资福利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势中，机构和干部们的行为方式自然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不再仅仅是单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驯服工具”，可他们也不是真正受民众监督的公务员；他们不愿意放弃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可也不甘于经济地位上半点落后；他们一方面代表政府执行公务，可同时他们也想利用执行公务的权力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因为这是他们最“驾轻就熟”、最现成的机会；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大公无私”的公众利益的代表，但他们每个机构和多数个人又同时象商人一样，在执行公务时算计如何籍此使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转型期独特的制度性文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
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性文化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现行体制会有什么特点呢？在政府的经济职能方面，国家已经不再扮演万能的计划者的角色，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自动退出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动，政府用非计划手段完全可以实施和过去相似的干预活动。任何政府都有必要对经济进行调节或管理，这种调节有些是政府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行使正常职能，而有些则主要是服务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不一定以提高经济效率或维持社会公平为目标。由上一节探讨的国有部门的资源“汲取”现象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取消指令性生产和销售计划后，商品市场可以迅速形成，但是这个市场化过程并不一定必然带来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化过程；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状态完全可能与在商品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机制并存，构成一种没有计划经济的“双轨制资源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市场竞争中的优胜者不一定也是资源配置争夺中的优胜者；由于国有部门“汲取”了本来可由市场机制配置给非国有部门的资源，使得低效率的部门得以维系、而高效率的部门失去了利用更多资源的机会，这种过程当然不是资源利用优化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笼统地谈市场化进程可能会掩盖上述资源配置反市场化的现实。
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还表现为九十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由于行政事业机构若仅靠财政度日一定会陷入“半饥半饱”状态，这些机构普遍展开了有组织地或个人单独地“创收”活动，这既是不得已之举,也是利益驱使之必然。其最便捷的做法就是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屡禁不止的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搞“有偿新闻”，大专院校办短期“培训班”出卖文凭，中小学卖“学位”、收“高价生”，出版社卖书号，医院向公费患者强行推销昂贵药物、搭售日用品等等。这样，税收稽查权、新闻播报权、学历授予权、出版发行权等过去与商业交换无关的权力机会都变成了“创收”的工具。其结果是，一方面市场型交换扩展到了政府机关和公用事业，这样的“市场经济”活动的范围比发达国家还要宽广；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寻租”活动的空间，机关事业单位为了谋利，不但可能制造机会、增加对日常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还会把这种干预变得更没有规则、更随机。在财政支付能力日益缩小、而机关事业机构并未随着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在短期内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这是中央政府对此现象“眼开眼闭”的原因；但同时此类活动又大大地扰乱了经济社会活动的应有秩序，增加了混乱，同时还瓦解了道德标准，腐蚀了社会，威胁着长远的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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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文章 
一个废话连篇的文章,冰在赤道是好东西,但是在北极则一文不值.
Posted by 关中客
at May 7,2007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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