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上也有這種落差,凱因斯主張政府必須干預,才能確保資本主義不出大差錯,問題是政府應如何干預,《經濟學人》本期的書評書目評論三本凱因斯派信徒的著作,也提到此一問題.

Keynes’s disciples are right that their prophet’s visions go far beyond the stimulus packages with which his name is now associated. But it is much less clear how these ideas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realities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Beyond a broader faith in governments’ role, the question of “What would Keynes have done?” is surprisingly difficult to answer.

英國經濟學人自本週起推出新的商業(business)與管理(management)專欄,以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命名,該雜誌認為很多人,包括企業界人士誤解,甚至污名化商業,卡內基的商業夥伴Henry Frick臨終時請人託話給卡內基,說:

    “地獄見，我們倆都會下地獄的”

由此可見，世人對商業與資本主義的誤解多深，但熊彼得是人類歷史上少數透視商業與資本主義的大師級人物，美國現任白宮經濟首席顧問（曾任克林頓的經濟部長，哈佛校長）Larry Summers稱呼熊彼得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經濟學人扼要引述他對商業與資本主義的見解，因而以他的名字當作新專欄的名稱：

... 今日的美元霸權，靠的是其十四兆美元的超大經濟體撐腰，排名二、三名的日本與中國，四兆元左右的ＧＤＰ，實在還無取而代之的實力。

中美的「金融戰爭」，現在只能是喊喊話、作作態、難成真，論實力、談時機，都還未到。大陸跳脫貨幣虛像，先把ＧＤＰ的規模搞上去，至少要等同老美的規模後，才有戲唱。所以，外界要看好戲，還有得等哩！

這些年來，台商利用大陸廉價工資與土地，成為全球最大代工廠，如今，中國大陸透過制度與全球接軌，不太需要台商了，台灣必須建立新的發展策略，過去以出口為導向的模式非調整不可。

面對中國的崛起，台商應如何應變呢？他提出二個方法，一是「抬轎者」，積極參與中國的全球化，成為中國全球化的一員，分享中國全球化的果實，以彌補在台灣方面遭受的損害；二是「跳車者」，即設法轉移陣營，避開中國所擅長生產的商品，避免與其爭鋒，將帥跳到另一個較先進的市場，生產中國不具相對優勢的產品，以獲取貿易條件改善的利益。

他強調，無論「抬轎者」或「跳車者」，都是由台灣原始加工出口產業演化而來。如果把兩岸生產體系合併考量，台商在取得中國資源以後其實是壯大了，市場占有率提高且技術力增強，上下游整合更完備。在接任經建會主委後，陳添枝能為台灣產業的走向與全球布局端出什麼新菜，應是值得期待的。

“根據美國官方數據：1986年，全美國收入前25%的人佔全部人口收入的59.04%，2005年收入前25%的人的收入佔全部人口總收入的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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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貧富差距擴大？    (2)收入差距的原因

 “the traditional lifetime-employment system existed for only a few decades, and only at large Japanese firms; it was never universal.”

1. 5月27日出刊的<經濟學人>說，教育程度的差別造成女子不同的婚姻生活，間接促成美國財富的不平均，該文說，受過大學教育以上的女生，離婚的比率遠比未受大學教育的女生低，因為婚姻穩定有很多好處，容易累積財富是其中之一．

As the divorce rate plummets at the top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rises at the bottom, the widening “marriage gap” is breeding inequality． 

2.紐約時報的<More Than Ever, It Pays to Be the Top Executive>指出，現在企業界的CEO薪水比其他員工的薪水愈來愈高，但不是如左派社會學家所謂是全球化的遺毒，反而是“超級明星理論”或“贏家通吃”現象造成的．

economists who have recently studied the issue contend that basic economic forces still play a big role in determining pay at the very top of the corporate ladder. It just happens to be working to the advantage of an increasingly narrow slice of business leaders.

The pay of chief executives, analysts say, is being driven by superstar dynamics similar to those that determine the inordinate rewards for pop stars and athletes — a phenomenon first explained by Sherwin Rose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81 and underlined more than a decade ago by the economists Robert H. Frank and Philip J. Cook in their book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Free Press, 1995).

 

3.張鐵志也發表看法：<美國的不平等>

 

我傾向於認為，二十世紀90年代以後，全球經濟因為生產力持續成長－很重要的推手是資訊工業，使得全球整體經濟持續成長，再加上全球化的推波助瀾，造成資本所得(capital gain)快速增加，於是在所得頂端的人士所得愈來愈多，但這並不表示，所得在下面的人沒有增加所得，從絶對數字而言，他們的所得比以前好，只是相對而言，沒有在頂端的人士增加的比率多而已．

當然，從道德角度而言，所得分配平均是很好的理想，但解決分配的問題不能只從經濟著手，世界上所得分配比較平均的國家，如北歐各國，其所以能夠如此，主要來自於人民的民主、道德與宗教觀念，而不是純粹來自經濟觀念，這些國家的人民相信，所得分配相對平均有助於社會的安定與持續發展，更符合他們的宗教，因此，單從經濟角度嘗試去解決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成功的機會不大，即便小有所成，也必定事倍功半，畢竟，企圖以“技術的方法去解決管理的問題”， 難！

這論點有濃厚的計劃經濟味道．

全文：<政府不干預導致貧富兩極化>,陳文鴻,p.39~41明報月刊,2007,4

UNCTAD資料顯示，中國去年(2005)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停留在600億美元，仍然是開發中國家FDI最多的國家，但，這是自1999年來，中國FDI第一次的零成長。

中國的香港自治區，去年的FDI約400億美元，與前年相比，成長了17%。

新加坡的FDI則衰退1%，剩下約150億美元。

台灣對中國經濟勢力的興起有兩種極端的解讀：親中派認為，唯有加強西進，才是台灣經濟的活水源頭；台獨派則認為，台灣經濟之所以不振的罪魁禍首就是因為台灣資金投入中國太多。

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國與國之間互相經濟影響原是正常的現象，何況中國與台灣不論在地理位置、語言、歷史上都有密切的牽連，尤其是地理位置，更是決定兩者經濟關係的關鍵因素，英國與歐洲大陸，墨西哥，加拿大與美國之的貿易往來頻繁，彼此經濟依賴之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彼此之間的地理位置決定的。所以，想要硬生生地切斷兩者之間的投資經濟往來，不如想像中的容易。

其實，如何在中國投資經營獲利，並將利潤回饋台灣才是真正的台灣經濟問題核心所在。

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本月份第39期的書評書目介紹《One Billion Customers:Lesson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該期雜誌或上網閱讀。

工商時報報導美國半導體協會（ＳＩＡ）主席史卡列本月二十一日在「美國、中國經濟與安全檢討委員會」上，以「中國的高科技發展」為題發表證詞，表示：

“史氏以實證數據，即在美國與大陸興建、經營一座半導體工廠，十年間成本相差十餘億美元，具體說明成本因素成為中、 美半導體產業分道揚鑣的關鍵。成本差異的七成來自中共的租稅優惠，二成因為籌措資金的便利，僅僅一成才是大陸的低勞力成本。針對上述的差異待遇，史氏強調 是中國大陸的政策，而非一般以為的勞工價格因素，造成中、美半導體產業懸殊發展的命運。”

這話說得很有玄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