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觀點

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所得分配不平均持續增加，造成的原因各家看法不一，茲舉幾個最近的看法：

1. 5月27日出刊的<經濟學人>說，教育程度的差別造成女子不同的婚姻生活，間接促成美國財富的不平均，該文說，受過大學教育以上的女生，離婚的比率遠比未受大學教育的女生低，因為婚姻穩定有很多好處，容易累積財富是其中之一．

As the divorce rate plummets at the top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rises at the bottom, the widening “marriage gap” is breeding inequality． 

2.紐約時報的<More Than Ever, It Pays to Be the Top Executive>指出，現在企業界的CEO薪水比其他員工的薪水愈來愈高，但不是如左派社會學家所謂是全球化的遺毒，反而是“超級明星理論”或“贏家通吃”現象造成的．

economists who have recently studied the issue contend that basic economic forces still play a big role in determining pay at the very top of the corporate ladder. It just happens to be working to the advantage of an increasingly narrow slice of business leaders.

The pay of chief executives, analysts say, is being driven by superstar dynamics similar to those that determine the inordinate rewards for pop stars and athletes — a phenomenon first explained by Sherwin Rose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81 and underlined more than a decade ago by the economists Robert H. Frank and Philip J. Cook in their book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Free Press, 1995).

 

3.張鐵志也發表看法：<美國的不平等>

 

我傾向於認為，二十世紀90年代以後，全球經濟因為生產力持續成長－很重要的推手是資訊工業，使得全球整體經濟持續成長，再加上全球化的推波助瀾，造成資本所得(capital gain)快速增加，於是在所得頂端的人士所得愈來愈多，但這並不表示，所得在下面的人沒有增加所得，從絶對數字而言，他們的所得比以前好，只是相對而言，沒有在頂端的人士增加的比率多而已．

當然，從道德角度而言，所得分配平均是很好的理想，但解決分配的問題不能只從經濟著手，世界上所得分配比較平均的國家，如北歐各國，其所以能夠如此，主要來自於人民的民主、道德與宗教觀念，而不是純粹來自經濟觀念，這些國家的人民相信，所得分配相對平均有助於社會的安定與持續發展，更符合他們的宗教，因此，單從經濟角度嘗試去解決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成功的機會不大，即便小有所成，也必定事倍功半，畢竟，企圖以“技術的方法去解決管理的問題”， 難！

香港貧富兩極化問題日益嚴重，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認為這是因為香港特區政府推翻以前港英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發展政策，改為不干預政策，任由製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北移，令香港失去產生強大中產階級的產業基礎，而擴張的金融業與旅遊業只產生大量低薪的職位．

這論點有濃厚的計劃經濟味道．

全文：<政府不干預導致貧富兩極化>,陳文鴻,p.39~41明報月刊,2007,4

UNCTAD資料顯示，中國去年(2005)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停留在600億美元，仍然是開發中國家FDI最多的國家，但，這是自1999年來，中國FDI第一次的零成長。

中國的香港自治區，去年的FDI約400億美元，與前年相比，成長了17%。

新加坡的FDI則衰退1%，剩下約15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