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靜地，流動著-史

[日影] 沒有出口的海, 2006 (with 竹内まりや，「返信」)

Wed, 04 Jun 2008 04:54:07 +0800

正在回溯 Juri（上野樹里）的作品，所以看了這部 06 年推出的電影「出口のない海」（沒有出口的海）。內容大意是男主角浩二（市川海老藏飾，本身是著名的歌舞技演員）高中時曾贏得甲子園比賽，卻因為受傷，無法繼續投手之夢，加上當時二次大戰的背景，他決定從軍，加入日本海軍版的「神風特攻隊」，成為自殺式魚雷「回天」的操作員。

其實文科出身的浩二一直懷著棒球夢（魔球的創造），並不熱衷於戰爭，但出身田徑隊的北，卻不斷作為一個不假辭色的愛國主義者，給他刺激與壓力。他雖有過猶豫，卻不甚堅定，一開始臣服於外在國家與同儕的壓力。但當第一次回天的演練失敗，他在巨大壓迫下表現出痛苦，那是他第一次激烈反抗，卻也是被禁止的、摀住的無聲吶喊。在不斷面對死亡的折磨中間，死亡是一種榮譽，更成為一種解脫，雖然最後浩二超越了這個層次，下了如此註腳：「回天」使人必須成為武器的一部分。我就是為了把這個悲傷的故事傳下去，才選擇死亡阿。

整部電影的主軸在描寫個人於大時代下的徬徨與渺小，不論如何卑微的夢想，都逃不出戰爭的壓迫。二戰期間，由於神風特攻隊式的自殺攻擊，大約有四千個日本青年喪生，主導此一攻擊任務的大西瀧治郎最終也切腹謝罪，而神風特攻隊也引起諸多討論，包括志願性真假與否（有些人事先未被告知），以及這樣的作戰策略所意欲掌控的心理戰效應。例如「回天」的操作並不容易，加上以純氧和石油作為動力，以及機械設備的技術限制等等，不僅要求具備一定知識能力的菁英加入，過程的危險性更不言而喻。而「回天」只能前進不能後退的特點，也和神風特攻隊的飛機不裝載跳傘的絕對切斷後路，作用相同。

整部戲試圖帶出個人面對國家的疑惑，以及個體存在是否本身即具有無可挑戰的絕對意義等問題，特別是以日本傳統武士道精神為基底，而表現出激進的、甚至扭曲的愛國主義——個人必須毫無異議的遵從與犧牲（當然，從另一個前提來看，個人若要享受國家的保護，軍人必須無條件服從戰時國家的指揮，才能犧牲小我、保全大我，但這並不與呈現個人的悲劇性命運衝突），而這一切是從浩二具有知識份子身分的父親所發問：「國家是什麼？」進而往外連結，去發現在模糊的國家概念底下，更有每個個人生命的存在。另外一處讓人驚心動魄的衝突，則是一貫以愛國主義面目現身的北，在自己的回天故障後，要求與浩二交換，因為唯有光榮戰死，他才能不受屈辱、成為「戰神」，而這一切源於佃農出身的他，已無法藉由參加奧運馬拉松來突破階級的束縛；換句話說，由於個人夢想的破滅，只能追求唯一而絕對不能失去的榮譽，來肯定自己。

當然，日本在二戰問題的態度處理上，一直為人詬病，在強調自身深受戰爭之害底下，卻也無能面對為他國所帶來的傷痛；但若以國家與人民這個較為通則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在個別國家內部，都脫離不了這層群體與個體熟重熟輕的權利緊張、與無奈的悲劇性關係。

最後，順便說說該片的片尾曲——竹内まりや的「返信」。竹内在官網的曲目解說寫道（轉自這裡，文辭略作潤飾）：

"'06年的映畫「出口のない海」的主題歌。由於人間魚雷的特攻、年輕地失去了生命的戀人留下了一封信。哪怕知道對方已讀不到，也要寫下來，把給戀人的這封心的回信化成了歌曲。就算是戰爭已經結束的這個時代，沒有人經歷過失去自己所愛的人的那種悲傷。為了在充滿喪失感、不安的日子中找到希望，一首小小歌曲中的一節，也許可以變為支撐，這樣想著就寫下了歌詞。"

所以看過電影，再看這首歌的 MV ，就能理解 Juri 最後消失的意境了。很悲傷也很美的一首歌，以女主角對已逝男主角的立場來寫的。雖然 Juri 在戲中就是浩二的女朋友，但卻是戲份很少的小配角，不曉得認真的 Juri 是不是讓竹內大人特別有感覺（況且竹内自己的女兒也只比 Juri 大一、二歲），所以電影裡雖是小配角，仍請她出演 MV。

※竹内まりや，返信，收於 "Denim", 2007（翻譯感謝批踢踢 Ueno_Juri 版的 bland1121）。

詞/曲：竹内まりや

大好きな　ほほえみを　失った今でも

心が覚えてる　温かいあなたの手

残された　文字とともに…

縱使現在已失去那個深愛的笑容

在心裡仍銘記你那雙溫暖的手

還有留下來的文字...

あの頃と変わらずに　きらめく海には

戻らない青春が　いつまでも眠ってる

人は皆生まれ来た　瞬間(とき)からもうすでに

この海へ還ること　決められているけど

夢なかば燃え尽きた　あなたのぶんまで

生きてゆく約束を　守るから見ていてね

在那個一如往昔的閃耀海洋裡

不會回來的青春一直沉睡著

所有人也是由此而生在一瞬間也全部歸返海洋

這是已經決定了的事情

在追夢的途中燃燒殆盡

我會遵守承諾連同你的份一起努力生活下去

請好好地看顧著我吧！

託された幸せを　つかむことがもし

あなたの願いなら　それを探してみるわ

淋しくて恋しくて　泣きそうな夜には

会いに来て抱きしめて　幻でいいから

いつの日かその胸に　戻ってゆけると

信じればまた今日も　夕凪が美しい

假若要我抓緊幸福是你的願望

我會嘗試去尋找

在為了寂寞和戀情而哭泣的夜晚

前來相會並擁抱我縱使是幻象也好

若能相信某天能夠重拾那份感情

今天的夕陽海景也依然美麗

読まれないこの手紙　それでも書かせて

永遠の愛をこめた　私からの返信

魂に届くように

無法讀出的這封信

縱使如此，我把永遠的愛深藏於回信之中....

讓它可以送到靈魂的彼端.....

=====

竹内まりや的官網，看起來很優雅又有活力的樣子，讓我想到先前提過的 Jane Birkin : )

關於竹内まりや，她和松任谷由實、中島美雪差不多是同期歌手，她們三位都是實力派創作女王。雖然竹內婚後沈寂的時間較久，但她的單曲與專輯每次發行都有很好的成績。最近她也與天海女王合作AR40的主題曲，女王打拳擊的樣子很帥（L）

[觀點] 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思想運動 & 錢理群：不能遺忘的思想

Sat, 10 May 2008 17:01:49 +0800

由於和八九民運的關聯，金觀濤和太太劉青峰輾轉在香港落腳、作研究，雖然可以回大陸，也參加了歸來書院等民間活動，但公開的講演和公立學校的邀請仍是禁止的。這篇報導是十來年後，終於能在報刊上發表的採訪，得來不易阿……報導描述了一代大陸青年在八０年代的理想主義與對自由思想的追求，也提供了學術出版一個重要切面。

另外有篇錢理群發表於《當代中國研究》的〈不能遺忘的思想——1980年中國校園民主運動述評〉，一樣是對當時代一絲政治思想的自由火花與實踐、辯論的紀錄與析理，文章很長，附上了簡介做成 google 文件，也就不再重貼了。

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思想運動（原文簡體版）
◎經濟觀察報馬國川 2008-05-01

一場巨大的社會變動對於一個老年人和正在成長的青年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學時期，我的整個興趣都在自然科學上。1966年「文革」開始時，我正在北京大學化學系讀書，這正是我的思想趨於成熟但還未成熟的關頭。變動的大時代促使我開始思考歷史、人生和哲學。

一代人的探索

經濟觀察報：你原來是北京大學化學系的學生，是什麼機緣使得你的興趣轉移到了人文社會科學？

金觀濤：機緣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場巨大的社會變動對於一個老年人和正在成長的青年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學時期，我的整個興趣都在自然科學上。1966年「文革」開始時，我正在北京大學化學系讀書，這正是我的思想趨於成熟但還未成熟的關頭。變動的大時代促使我開始思考歷史、人生和哲學。如果沒有「文革」，或者「文革」推遲在十年以後發生，我可能會成為一個科學家。

經濟觀察報：但在那樣一個動盪的年代，你有時間思考這些嗎？

金觀濤：1968年以後，北大的地下讀書風氣已經漸成風潮，但是在公開場合仍在搞武鬥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學習專業知識也被指責為不關心運動的「白專」。我卻幸運地有一個相對好的讀書和思考環境。因為我從小喜歡畫畫，所以進了北大美術隊。文革中，美術隊的任務是畫毛主席像和各種宣傳畫。畫畫使我們表面上在參加運動，而大部分空餘時間可以用來讀書和思考。美術隊的成員來自北大各個系，他們對朋友忠誠，對運動看得比較透，嚮往著思想自由。我在思想相對自由的美術隊呆到1970年畢業前，這一階段對我的思想變化極為重要。當時，我讀完馬恩全集，又從馬克思追溯到黑格爾。閱讀中我很痛苦地開始了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反思批判。為了對幾年來思想的轉變作一個總結，我斷斷續續把思考的結果寫成哲學札記，一直到1970年初才完成。這份札記在美術隊我的幾個好友中流傳，正是通過它我和劉青峰認識了，並開始了我們的戀愛。也許，讀者可以在劉青峰以靳凡為筆名的《公開的情書》中的男主人公身上，看到這樣一位自信而熱情的思考者的形象。

經濟觀察報：《公開的情書》1980年在《十月》上發表，影響非常大，這篇小說在新時期文學的初潮中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

金觀濤：其實《公開的情書》寫於1972年。青峰曾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後來轉到中文系，1970年畢業後被分配到貴州清鎮中學當教員。她根據與我及其他朋友的通信創作整理成了小說。最早的手抄本是抄在紅塑料封皮的筆記本上，所以被人稱為「小紅書」，以後又有油印稿在朋友間悄悄流傳。文革後有一段時間流行一個說法，認為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是「失落的一代」，這種說法有點以偏概全。《公開的情書》中，老九、真真、老嘎、老邪門等一群被打散在工廠、農村的大學生們通過密切的通信保持著讀書和思考，生動地展示了我們這一代人對真理的苦苦探索。

經濟觀察報：當時條件下要保持這種近乎一天幾封的通信實在不尋常。這種現象普遍嗎？

金觀濤：在大學生中相當普遍。1970年至1971年我常是一天收到幾封厚厚的信，郵遞員都很驚訝。當時，一個個圈子都是通過書信來交流思想，特別是對重要政治理論著作讀後的人生啟悟，它是「文革」後期青年地下讀書圈子的一種重要形式。因為在1967年許多公開的讀書會被打成了「反革命組織」，所以此後的讀書會轉入地下，只是在很知己的朋友小圈子中，或座談或通信。1970年我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杭州塑料廠做工，青峰在貴州，我們的通信圈子有七八個朋友。1973年青峰調到鄭州大學任教，我也調到鄭州大學。1978年我和青峰調回北京，在中國科學院工作。第二年，《公開的情書》刊登在杭州師範學院的民間油印刊物《我們》上，1980年1月在《十月》上公開發表。

經濟觀察報：可以說，《公開的情書》提出了新時代應有充滿新思想、新道德的愛情標準，呼應了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

金觀濤：《公開的情書》一發表就引起了強烈反響，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的呼聲都非常尖銳。我認為，它之所以有那麼大的反響，一方面是因為那時人們剛剛從一個人性、人情、特別是愛情都受到壓抑的時代走出來。更重要的是，它把對愛情的追求與忠誠和對理想的追求等同起來。直到近幾年，我們遇到不少當年讀過此書、現在已是大學教師的人，談起書中高度的理想主義熱忱，仍令他們激動不已。但是，在小說公開發表時，我們的寫作已經告別了文學，開始思考更深層次的問題。

「超穩定結構」的提出

經濟觀察報：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什麼？

金觀濤：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反思。在鄭州大學期間，我和青峰就開始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中國社會超穩定系統」假說就是在那段時間構思的。我們預感到中國將迎來一個新時代，我們必須為其做思想準備。為了告別文學走向理論探索，我和青峰決定寫一部作品來紀念我們青年時代所經歷的感情和思想的暴風驟雨，這就是《太陽島的傳說》。寫作期間，正好處於1975年海城地震之後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因此作品中籠罩著的那種大地震即將來臨的惶惶不安氣氛，正是那時的寫照。青峰和我選擇了以南太平洋復活節島為背景，以一個地震預報站的三個人物寫了一部長詩。寫作時，我正好帶學生去河南省安陽開門辦學，我經常在夜闌人靜之時，趁學生們都睡著，打著手電筒伏在地上寫下從我心中流出來的詩句——我們睡的是地鋪。而青峰則在離我300公里外的鄭州家中創造情節和人物。幾天後我將我寫成的部分寄給她，由她把這一切綜合起來。這部長詩雖然沒有像《公開的情書》發表後引起那麼巨大的轟動，但在我們自己看來，它更有意義，因為它記錄了我們青年時代所經歷的巨大傷創和那個在我們心中如不死鳥般的理想。

我在鄭州大學化學系任教時，還發表過幾篇科學論文。如1976年的《論量子力學的公理基礎》就發表在《物理》雜誌上。由於有科學論文發表，1977年冬我參加了全國科學技術規劃大會。當時於光遠要成立《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我被選中參與籌備該刊。我和青峰就這樣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在《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做編輯。

經濟觀察報：《自然辯證法通訊》當時很活躍，在改革開改初期被譽為「中國四大天窗」之一。

金觀濤：籌辦這個雜誌對我們是個好機會。刊物主編於光遠是思想開放的前輩，他不管出刊的事，具體主管的是李寶恆，思想也很開放，對年輕人很信任。一開始我們就決定不搞所謂自然辯證法研究，而將其變成一個科學啟蒙的雜誌。在雜誌上最早介紹了計算機等現代科學前沿，很多文章倡導科學創造精神和思想自由，反對現代迷信。這種啟蒙精神感召了不少青年人聚集在雜誌周圍。那時，中國社會科學院也很活躍，於光遠創立了經濟學「雙周座談會」，王小強、王小魯在那裡編輯了《未定稿》，林春和李銀河搞了一個「青年文稿」，其中第一本叫《歷史的沉思》。「歷史的沉思」正是我們有關超穩定系統論文的標題。

經濟觀察報：你們的「超穩定系統說」最早是在哪裡發表的？

金觀濤：其實我們在1974年就已經有了初稿，有些朋友看過。1979年曾有朋友把論文刻成油印本，正是通過這一油印稿，我們和老包認識了。文章最早是送給中國社會科學院即將創刊的《中國社會科學》，但主編黎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沒有將其發表出來。記得黎澍還找我和青峰到他家去談話，他說世界上只有好文章給雜誌撐檯面，而不是反過來文章因發在一級刊物上有身價。1980年初，我們的長文在《貴陽師範學院學報》分兩期發表了。去年年底我們去昆明座談時，不少研究歷史的朋友都提起他們記憶猶新的是《貴陽師範學院學報》的這篇文章。文章刊出後的影響之大超出我們意料。這年夏天，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胡凡找到我們，要我們寫成專著，這就是《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書。寫作該書約花了一年多時間，最後湖南人民出版社克服各種干擾，才於1984年出版。有人說這本書開啟了中國的「三論」（即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熱，特別是最早將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引入歷史和社會研究領域。

經濟觀察報：在這本書中你們提出了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的假說。這個假說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金觀濤：中國傳統（封建）社會存在著兩個眾所周知的現象，一是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封建專制特別頑固），二是兩三百年發生一次波及全社會的大動亂（封建王朝週期性更替）。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對這兩個現象是分別加以研究的，沒有考察二者之間的關係。而我們則認為這兩個現象是互相關聯的，它們均來自某種共同本質，它們是超穩定系統的一體兩面現象。超穩定系統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對社會進行強控制，不允許制度改革和新社會組織的成長；但腐敗又是不能抗拒的，其結果是王朝被腐敗瓦解，大動亂不可避免。因此，在中國兩千年傳統社會歷史中，每一個封建王朝，雖然在其社會穩定時期我們可以看到興盛的局面，但太平盛世不能持久。在每一個盛大王朝末期，都會出現商業病態繁榮、貧富差距極大、官僚政治極為腐敗等現象，我們稱這些現象是「假資本主義」。其結果是大動亂發生，幾百年積累起來的生產力和進步付之東流。大動亂有效地清除了腐敗，使得社會秩序可以重建，但重新確立的只是和原來舊政治結構相同的新王朝，而不是演化到新社會結構中去。這是因為建立新社會的各種進步積累都被大動亂破壞了。我們認為，正是超穩定系統這種一治一亂的機制把中國傳統社會束縛在原有軌道上，無論其內部商品經濟多發達，都不能進入現代社會。正因為如此，第一個現代社會是在西方封建社會中產生的，而不是來自市場經濟一度比西方發達的中國傳統社會。

經濟觀察報：《興盛與危機》出版後在社會流傳很廣，影響很深，因為你們第一次將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引進了中國歷史研究的領域，用自然科學的成果與方法對人文科學的問題做量化分析，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提出了理論模型，給呆板的學術氛圍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氣。不過，圍繞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史學界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曾有過兩次大討論，為什麼在八十年代初再次成為史學界的熱點？

金觀濤：因為「文革」期間封建主義的氾濫，所以「文革」剛剛結束，史學界就開始討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事實上，人們對「文革」最驚心動魄的發現就是封建專制借革命之名還魂。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被叫得震天響，很多人將其視為一種全新的價值。但有多少人想到了，「革命」這個詞在中文裡古已有之，其意義恰恰是改朝換代！本來，五四以後的革命是建立在批判封建主義之上的，現在人們發現反傳統本身並沒有擺脫封建傳統，這就迫使人們去問為什麼。海外學者似乎有一種定見，這就是把五四後的中國當代思想視為中國傳統的斷裂。但我們要問，既然封建主義已經被拋棄，為什麼在「文革」中又會捲土重來？這說明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中國歷史進程，包括近現代史。因此「文革」後對封建主義的反思極為重要，它是八十年代啟蒙運動的前奏。與那些單純從某個局部、某個方面去尋究歷史演變的終極原因相比，我們更注重從歷史整體觀上去瞭解中國封建社會的內部結構，從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幾個方面的交互影響和互為因果的歷史變化中進行綜合的探索。

經濟觀察報：也就是說，你們更注重方法論？

金觀濤：八十年代初期方法論開始盛行，甚至形成了「方法論熱」。例如當時的「三論」的影響非常大，風靡一時，連文學研究也試圖引入「三論」。今天有人將其歸為「科學主義」，這不無道理。因為，中國每一次啟蒙運動都和對科學方法論的注重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科學成為評判道德和反傳統的利器。但我認為八十年代的「方法論熱」的意義，遠遠超過歷史上的「科學主義」。因為歷史上的「科學主義」在批判舊意識形態後會指向建構新意識形態。八十年代的「方法論熱」卻不是這樣，它倡導深刻的反思意識，包括對科學技術自身的反思。在這個意義上，八十年代的啟蒙運動確實比以前深刻。

經濟觀察報：為什麼你要把系統論作為超穩定系統說的方法論基礎？今天，你怎樣評價你們在八十年代掀起的「三論」熱呢？

金觀濤：如果以西方歷史經驗來思考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原因，就是去探討為什麼現代社會最早出現在西方。西方學者早有答案，韋伯典範就是著名的例子。如果我們把馬克思主義對該問題的回答視為經濟決定論，那麼韋伯學說則屬於廣義的觀念決定論。我之所以重視系統論，是因為不想陷於任何一種單因素決定論。在《興盛與危機》寫作和出版時，我們對韋伯學說尚不太瞭解，但已經意識到，不應該從一種決定論跳出來又陷入另一種決定論。到了九十年代，國內相當多的學者接受了韋伯對西方最早進入現代社會的解釋。2000年後，隨著後現代主義對決定論的解構的潮流，更多人在宏大歷史無意義的名義下放棄了對這一問題的探討。而我們認為，這種搖擺正是缺少正確方法論引起的。我們甚至認為，系統論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遺產之一，因為系統論可以使我們跳出決定論局限、又不至於如後現代史學那樣放棄對歷史大問題的探索。事實上，我和青峰始終沒有放棄三十多年前的觀點和方法，不斷在深入、細化相關的研究。

經濟觀察報：你在八十年代末提出辯證理性的重建，今日又怎樣看待該問題呢？

金觀濤：辯證理性重建是我在《系統的哲學》一書中提出的。在八十年代啟蒙運動中，我主張在科學理性之上重建中國文化，包括反思儒家思想和近現代革命傳統。近二十多年來，一股越來越猛烈的非理性 (甚至是反理性的)的潮流正在中國和世界興起，它引起了我內心的不安。需要說明的是，我從來不否認非理性主義哲學 (或反理性主義)的合理性。當某一種理性主義的哲學已陷入盲目的迷信時，非理性主義無疑是人類思想健康發展的一劑解毒藥。甚至在任何一種理性的哲學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有意識地讓反理性主義作為補充，讓它作為一種對我們已確定的哲學信念的懷疑，這對於人類不斷進步的理智和良心的健全是十分有益的。每當理性主義是強大而富有生命力的時候，作為永不休止的懷疑精神的非理性主義必定是深刻的、富有魅力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另一種人生真理。因為除此非理性主義不足以和強大的理性對抗和共存。但是，在一個理性已經沉淪，人們在一片精神廢墟中無所適從的時代，非理性主義經常是膚淺的，假如把反理性主義當作人類的精神的主體更是可怕的。故在八十年代，我在進行歷史和社會文化方面的研究同時，進行當代哲學的思考，力圖重建理性哲學的基礎。這就有了我的三本哲學著作：1985年完成的《發展的哲學》、1986年的《整體的哲學》和1987年的《人的哲學》。《發展的哲學》發表在《走向未來》雜誌第一期上，其餘兩本則屬於《走向未來》叢書。

《走向未來》叢書

經濟觀察報：《走向未來》叢書是什麼時候開始運作的？

金觀濤：我們經歷了「文革」，知道「文革」給我們的人民帶來了多少災難。「文革」結束時，大家都有這個意識，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都想做些切切實實的事。這不是幾個人有這種想法，那是時代潮流。最早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找我們。此前它出版了反映十九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睜眼看世界的《走向世界》叢書，是鍾叔河主編，影響很大。他們找到我們，要策劃出版一套針對年輕人的知識性和修養性的書。但這並非我們想要做的事。我們對叢書的定位非常明確，這就是啟蒙性、思想性的叢書。按照中國的出版體制，青年讀物是側重知識和修養的，誰都可以搞這些，我們為什麼再多搞出一套類似的東西呢？在接觸的過程中，出版社也猶豫，因為我們的想法很難納入青年讀物系列，不知道如何納入現實體制。正在這個時候，在張黎群引介下，四川人民出版社追來了，他們能接受這一思路，於是就決定在它那裡出版。這是1982年的事。

經濟觀察報：為什麼叫「走向未來」呢？

金觀濤：當時湖南出了《走向世界》叢書，它叫「走向世界」，我們就叫「走向未來」。《走向未來》叢書編委分散在北京的不同單位，如何組成編委會，就要克服中國現行的出版體制的障礙。我們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協商，建立了不在成都的社外編委會；還需要找一個對編委會負起政治責任的單位來管我們，也就是找一個掛靠機構。只有找到這種創新形式，才能使編委會在現行體制下合法運作。而實現這種制度創新，則要依靠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人的共同追求。《走向未來》編委會掛靠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就是出於這樣的機緣。當時是唐若昕穿針引線，而青少所的負責人是鍾沛璋。他一見我們就問：為什麼要做叢書？我說，就是想辦一套啟蒙的思想性叢書。他一聽就明白，一拍即合，這就成了。

經濟觀察報：編委會的組成是怎樣的？

金觀濤：在組成編委會之前，北京這些人就常聚集在一起，有共同的思想背景和追求。一有機會，編委會就可以拉起來。編委會成立時有一個原則，編委只要中青年，不要50歲以上的人。當時老包年齡最大，45歲，編委會就以他的年齡為上限。每次開會，我們都是集體討論通過的。第一批書也是集體討論，對主編和編委的書稿也毫不留情。1983年第一批書正在印刷時，正好趕上「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當時編委會和四川人民出版社都堅持下來。「清除精神污染」不得人心，很短命。這樣，第一批書一出來，就火了。各地爭相搶購，一上市就賣光，不斷再版。編委會是高度理想主義，內部不談錢，不算經濟賬。如果談錢，編委會有可能賺很多的錢。

經濟觀察報：那時中國興起過「叢書熱」，如華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紀文庫」、人民出版社的「三個面向叢書」、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學科叢書」、貴州人民出版社的「傳統與變革叢書」、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較文化叢書」等等，而社會影響最大的，當屬《走向未來》叢書。

金觀濤：《走向未來》叢書從封面到內容都很有特點。叢書的封面很簡樸，窄窄的小開本，黑白兩色。我們請中央美院的年輕畫家在封面上畫畫，封底和封面差不多，都是一些現代派的抽像畫。封面上畫現代畫是《走向未來》叢書的首創。更重要的是，書的內容要求一定要有新思想，不是純學術、學科式的知識。具體說，有幾個要求：第一，一定要有思想性，貼近時代問題；第二，多學科交叉；第三，必須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裡，便於閱讀；第四，既要有編譯西方的，也要有中國年輕學者原創的著作，還要有結合中國改革實際的。

經濟觀察報：你們是不是在有意地效仿法國啟蒙運動時代的百科全書？

金觀濤：受些影響吧。我們追求跨越學科限制，跨越古今中外，宗旨只有一個：有助於思想啟蒙，推動國人接受普世價值，走向全方位的現代化。啟蒙運動是需要這個東西的，所以它才一下子影響那麼大。

經濟觀察報：實際上是這種啟蒙的精神團結了一大批人，尤其是思想界裡的中青年精英。

金觀濤：對，都是有啟蒙理想的人。叢書不但啟發了一代讀者，而且培育了一代學者。很多書的作者都是沒有出過書的年輕人，由此發端，進而成為學界名家。我們每年推出十幾本，其中的許多作者或者翻譯者都是今天的學界和社會精英。出書以後，出版社給我們一些活動經費，我們經常聚會，在我們中關村家裡的聚會則更多了。大家在一起，主要是討論選題，還有內部運行中的問題、協調等等。稿子都是大家共同討論的。

經濟觀察報：在這個團隊裡面，民主精神發揮得還是非常好的。

金觀濤：剛開始不叫民主，叫共同的理想主義吧。氣氛非常好，我們已經把老權威排除了。除了編委，還有一些義務工作者，他們幫助整理稿件、做記錄、組織活動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繁瑣事務，但是一開始叢書上沒出現他們的名字。

經濟觀察報：就是義工？還有這樣的人？

金觀濤：當時有，現在不一定有了。當時我們都三十多歲了，他們年紀更輕一點，大學剛畢業，充滿理想、熱情和朝氣。如陳越光、梁曉燕、黃鳴、王軍銜、蔡慕雷等。他們有的是放棄了已有的工作，來為叢書做事。他們後來成了叢書活動的骨幹，有的當了編委和副主編。

經濟觀察報：他們怎麼就跑到你們的周圍來了？

金觀濤：就是覺得做這件事有意義。八十年代的氣氛很熱烈、很蓬勃。但是今天就不一樣了，大家都講現實利益了。當時我們每個常務編委每月補助30塊錢，普通編委和工作人員補助20塊錢。

經濟觀察報：在出版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干擾？

金觀濤：干擾多的不得了，一會兒找掛靠單位麻煩，一會兒說叢書有問題。今天看，會覺得簡直不可理喻。中間有很多問題，是要克服很多體制障礙，沒有多方面力量的支持搞不起來。例如，我們經歷了多次掛靠危機。掛靠危機的出現，是由於有人質疑叢書的方向或內容，怕出現政治責任而要求解除掛靠。叢書編委會是個很活躍的圈子，大家很齊心。幸運的是，每一次都能渡過危機。叢書中有的書都賣到一百多萬冊，五四時候的《新青年》雜誌才發行一萬多冊。《走向未來》叢書編譯的《GEB：一條永恆的金帶》、《物理學之道》，著作《富饒的貧窮》、《在歷史表象背後》、《讓科學光芒照亮自己》等對當時的社會造成巨大衝擊。

經濟觀察報：今天這種情景很難出現了，只有易中天、於丹這樣的明星才可能。《走向未來》叢書無疑是當時中國影響最大的啟蒙叢書。

金觀濤：《走向未來》叢書計劃出一百種，後來只出版74種。它用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我們過去接受的教育，把一代青年學子從過去對世界和歷史的單線條的公式化說教中解放了出來。改革開放以來，這套叢書可以說在文化上做出了重要貢獻，也是當代中國的一個重要文化事件。

經濟觀察報：如今，國內幾百家出版社，一年出二十多萬種圖書。但是正如一家大學圖書館的負責人所說，現在的出版物值得圖書館收藏的比例太低了。

金觀濤：出版環境不同了，那是一個特殊年代。八五年前後的「文化熱」中產生了三個大的民間文化機構：《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中國文化書院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這三大文化「圈子」在八十年代實際上成了引領中國大陸人文科學各種思想風潮的主要「思想庫」。

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思想運動

經濟觀察報：二十年後再回望八十年代，你肯定有許多感慨。

金觀濤：八十年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代，我們應該格外珍惜它。

經濟觀察報：那麼你如何評價八十年代？

金觀濤：我對八十年代有一個基本的評價，它是中國第二次偉大的啟蒙運動。中國歷史上有過兩次啟蒙，第一次啟蒙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了新的思想，完成了中國民族國家的重建。第二次啟蒙就是八十年代民間半民間的啟蒙運動，它與體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相呼應，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沒有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啟蒙，今日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不可思議的。但這兩次啟蒙運動都沒有完成。

經濟觀察報：為什麼說第一次啟蒙運動沒有完成呢？

金觀濤：表面上看，五四樹立了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但那純粹是陳獨秀個人的提法。陳獨秀窮其一生，最潦倒的時候都堅持科學和民主兩面旗幟，他是很有遠見的。實際上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只確立了一面旗幟，這就是科學。我和青峰做過專門研究，例如分析當時報刊對「科學」和「民主」的引用，發現兩者並不對稱。科學從來都是正面意義、正面價值的，科學的價值是五四以後沒人敢懷疑的。而民主就不同，民主不僅沒有科學普及，很多人對它是否定或懷疑的。也就是說，我們發現五四啟蒙運動並沒有完成。因為它只確立了一種現代價值，這就是科學，而不是科學和民主。

經濟觀察報：是不是說，正因為如此二十世紀中國民主的進程才步履維艱呢？

金觀濤：可以這樣講，所以才有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啟蒙。八十年代的第二次啟蒙是對「文革」的否定，是對五四以後的意識形態進行反思，包括對整個五四以後建立的所有思想體系進行反省。

經濟觀察報：第二次啟蒙的旗幟是什麼？

金觀濤：當時並沒有明確講旗幟是什麼。我認為，當時主要是反思傳統（包括近現代革命傳統）和人的覺醒。五四是反傳統，八十年代並不是簡單地反傳統。因為傳統在表面上已被五四反掉了，你還反什麼啊？跟五四不一樣，八十年代是反思傳統。反思是站在比批判更高的層面，你可以同情傳統，亦可以同情反傳統，但都需要將其納入更高的思想層面。只有這樣，對傳統的熱愛、尊重是可以用批判的方式加以表達的（對反傳統亦是如此）。中國人能用批判的眼光來表達對國家、對文化和這塊土地的熱愛，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這是思想解放和自由的表現。沒有八十年代的啟蒙運動，做不到這一點。

經濟觀察報：但是有不少人批評說，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而空」，學術上沒有真正的建樹。

金觀濤：八十年代是一個宏大的思想運動，持續時間不到十年。你說短短幾年之內能有多少學術建樹？批評它「大而空」的人，是沒有看到啟蒙精神的真正價值所在，更沒有注意它被中斷的事實。正因為思想啟蒙被中斷，人們才會在九十年代末憂慮學術成為沒有思想的學術、今日中國面臨喪失批判精神和道德的危機。

經濟觀察報：如果要繼承八十年啟蒙精神，中國學者應該做些什麼呢？

金觀濤：泛泛講別人應該做什麼沒有意義，重要的是自己做什麼。近二十年來，我和青峰一直順著八十年代提出的問題一步步往前走。1993年我們合著的《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在香港出版，力圖重新勾勒中國近現代發展線索；2000年我們又完成《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是檢視二十世紀席捲中國的革命烏托邦和中國大傳統的內在聯繫。接著我們轉入用數據庫進行觀念史探索，今年即將出版的《觀念史研究》，則力圖搞清五四新文化運動如何對西方現代思想重構，形成中國式的現代思想，並想在史學方法論上作出探索。表面上看，這些研究專業性極強，但都是指向八十年代啟蒙時期我們尚未想清楚的大問題。

經濟觀察報：九十年代以後，尤其到近些年，思想界的分化非常大。

金觀濤：今天的思想界分歧的確非常大，光靠利益是沒法整合的，光靠分思想的派系也沒法整合。如果要找到一個整合點，恰恰應該是八十年代的啟蒙精神。因此，認真地描述和研究八十年代，說不定可以為以後中國的共識找到出路。八十年代是一個思想豐富、見解各異的時代，大家都在為中國找出路，目標都是推進中國的開放、現代化。現在一些「左派」說，八十年代找到的出路就是呼喚經濟自由主義、全盤資本主義，如果八十年代真是這樣的，壓根兒就不會有啟蒙。「解鈴還需繫鈴人」，很多問題要尋求解決方案，恐怕還是要回到八十年代去，把八十年代的思想遺產挖出來。當然，那時也許我們已經老了，那是年輕一代人的工作了。想一想，《走向未來》當年風華正茂的編委，樂秀成、何維凌、賈新民和老包都先後去世了，每一次都令我們不勝悲傷和感慨。

經濟觀察報：現在許多人沒有方向感。

金觀濤：這個是最大的問題。喪失方向感，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全人類的問題。為了尋找今後的方向，我們不僅要恢復思想的力量，更應該在這物質氾濫的時代提倡精神。我想指出的是，反思精神和以往對精神的注重不同，反思的意思是在提倡任何一種價值時都讓懷疑和批判意識與其共存。舉一個例子，八十年代大家呼喚現代化，提倡經濟的超增長，但同時是對經濟超增長保持警惕的。《走向未來》叢書第一批書出版的時候，就收了《增長極限》，該書講的正是發展帶來的環境、資源等大問題，主張零增長。當時這本書表面上與整個要求中國經濟起飛的大潮流不合，但卻極具遠見，預見了今天的問題。事實上，只有深刻的反思和求真精神並存，才能做到多元思想的共存，並在此之上明確未來的方向。

經濟觀察報：中國已經搞了三十年改革開放了，走回頭路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了。

金觀濤：為什麼現在有很多人懷念以前，甚至懷念「文革」？因為歷史是可以被遺忘的，社會矛盾激烈到一定的程度，如果喪失歷史記憶和反思精神，人們就很容易滿足那些提供片面而最簡單答案的思想，這時就可能重犯歷史錯誤。今天人類社會有這樣的繁榮，其前提正是記住了過去的教訓，要是有一天我們把這些東西忘掉了，這個世界會老這麼下去嗎？中國社會走到今天，確實有太多的問題需要解決。但我們不能忘記歷史。我們最早是研究中國歷史朝代循環的，中國歷史上朝代循環很可怕，不可小視。超穩定系統的歷史經驗是中華民族應該牢牢記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