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靜地，流動著

（《思想》雜誌第4期，2007年1月，81~102頁）

台灣的六十年代與戰後新生代的啟蒙
◎鄭鴻生

1970年代是被認為是台灣在政治轉型上的重大年代，黨外與台獨勢力開始崛起。這個轉變有著很象徵性的具體時間點，即1975年八月。

1975年八月，由兩位黨外立法委員黃信介與康寧祥出面主辦的《台灣政論》出版了，雖然到了年底即被禁刊，卻是這個轉變的重大標誌。這本刊物名稱有兩個意涵：「台灣」與「政治」，顯示了本土黨外新生代的首次重要政治集結。相較於五十年代政論刊物《自由中國》名稱的意涵，這是從「中國」變成了「台灣」，而「自由」變成了「政治」。自1960年《自由中國》停刊之後，《台灣政論》是十五年來第一本成氣候的政治刊物，雖然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但它的出版不管在政治上或台灣意識上都是劃時代的。「台灣」與「政治」這兩樣東西在1975年之後的三十多年來，成了台灣社會的兩大主導意識，兩頂百毒不侵的金鐘大罩。

要理解這麼一個轉折，必須回到那段從1960年《自由中國》停刊，到1975年《台灣政論》發行的這十五年間的情境，這十五年正是如今當權的戰後新生代，他們的生命與思想成長的時期。這批戰後出生，成長於五、六十年代的新生代知識青年，包括大專院校的學生與陸續畢業出到社會的青年，以及更多的期望進入大專院校的高中生，或沒能繼續升學的中學畢業生。這批能夠讀書閱報，接受任何文字信息，並以此引發行動的年輕人，他們的數目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與教育的普及而快速成長，到了1970年代已經形成一股不小的的群體。這一群體或許來自不同出身，但卻有著相當的自我認同，並且在國民政府的一體化教育下，省籍族群之分也漸減弱。因此我們就以延長了的「台灣的六十年代」來泛稱這段基本上沒有政治刊物，卻又是戰後新生代生命成長重要時期的十五年。


民主與科學──五四的重演與複習

台灣的六十年代是個「文藝復興」的年代。相較於西方文藝復興的從神權籠罩下解脫，台灣則是從五十年代嚴厲肅殺的禁制中鬆綁，而出現了創作與出版的榮景。雖然政治性的討論被壓抑 了，卻在文化、文學與藝術方面有著很大的空間，而社會科學的東西也開始傳布。那時不僅冒出很多新的出版社，像文星、水牛、志文等，大量出版新書與叢刊，包 括在地的創作與外文的編譯，更有很多大陸遷台的老出版社，如商務、世界、中華等，也將他們在二、三十年代大陸時期的老書大批翻印出版，譬如商務的「人人文 庫」涵蓋了大陸時期那二、三十年間的各種思潮與論戰。如此新老書店如雨後春筍，一套套文庫接續出版，有如一場思想的盛宴，帶給當時青少年學生巨大的啟蒙。 這些書都是以成熟了的現代白話中文在論述辯駁，構成了台灣戰後新生代的思想資源，本省子弟在這段期間藉著大量閱讀這些現代白話文作品，培養著更上一層的語 言與思考能力。

這是個台灣文藝豐收的時代，不僅大陸來台的青年作家開始大量創作，新生代的台灣青年也很快地掌握了白話中文。文學創作者如雨後春筍紛紛冒芽，甚至長成大樹，創作出大量文藝作品。這個時代產生了陳映真、黃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禎和、七等生、李昂等本省作家，開創了後來稱為鄉土文學的流派，引發風潮，成為七十年代後期「鄉土文學論戰」的文本基礎。

六十年代又是五四運動在台灣重新演練的時代。做為中國現代革命重要一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在出版物與思想上，藉由像人人文庫這樣的叢書在台灣重新出現，還藉著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讓當年的中國現代化路線之爭在台灣重演一遍，有若一場為台灣新生代所辦的中國近代史的補課。李敖等人當時以「全盤西化派」的姿態及潑辣的文筆挑戰對手，他們的觀點與視野雖沒超過大陸時期，而且其中也充滿各自隱含的政治意圖，卻無損於是一次中國現代化議題的實際論辯，無損於是一次台灣遲來的五四的重演。然而這些補課與排演卻必須限制在當時的親美反共的思想框架之內，只能涵蓋到五四豐富意義中的有限面向，即屬於其右翼的「民主與科學」的範圍內。如此，這些翻版的大陸舊書、這些與此論戰相關的各種論述與翻譯，包括李敖與殷海光的一系列著作，構成了台灣六十年代知識青年從中學到大學的思想成長背景。於是以「西化」為內容的「現代化」在知識青年中遂戴上了神聖光環，以美國為標竿的全球化思想基石「現代化理論」，也在台灣的思想界開始發聲壯大。


社會意識在台灣的重建

陳映真1967年的小說〈唐倩的喜劇〉，就曾經典地描繪出台灣六十年代的文化圈受到西方思潮衝擊，及其對歐美現代性追求的情景。小說描述女主角先是遊移於兩位本土青年思想大師之間，其中一個搞邏輯實證論，一個搞存在主義，都是當時台灣的思想顯學。而她最後的歸宿卻是一位在美國大軍火公司工作的華人科學家。邏輯實證論與存在主義最後都抵不過美國的全球化大企業，及其背後的現代化理論。

在這思想天馬行空又詭譎變化的六十年代，陳映真小說的出現有著多重意義，其中社會意識在戰後台灣的傳承與重建是最為顯著的。陳映真在1968年入獄前的小說與論述，對戰後新生代知識青年有著巨大的衝擊。從〈我的弟弟康雄〉開始，從他筆下流出的總是充滿著悲憫的關照，而且這種「哀矜勿喜」的關懷是普世的，超越族群的，既不分黑白人種，也不分本省外省。同時他筆下「市鎮小知識分子」蒼白而缺乏行動能力的自我形象，與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相互映照。

舊俄的小說也在六十年代的台灣風行，大陸時期翻譯的屠格涅夫、朵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隨著那時的出版榮景紛紛翻印出來，為六十年代的台灣補上了三十年代的大陸氛圍。從十九世紀末的舊俄知青，到三十年代的大陸知青，最後是六十年代面對威權體制的台灣知青，那種心境一脈相承。而陳映真充滿深刻內省的作品，就在直接呼應這條時代的傳承，深深吸引住心中有所覺悟、卻自覺無能於現實處境的台灣知識青年。

陳映真與同一時期的黃春明、王禎和等人所創作而後來引發論戰的鄉土文學，共同呈現一種對卑微弱勢者普世的人道關懷，共同傳達出一種十分激進的訊息。對當時的知識青年而言，這是一種激進視野，對主流觀點質疑與批判，對其偽善價值憎惡，對各種壓迫的不妥協，對理想的認真與執著，並且超越自我本位，去認識人間真相。而其中陳映真的小說出現得最早，表現得最強烈。這個充滿社會意識的陳映真，雖然在他六十年代的作品裡左翼的東西並沒明白言說出來，但其社會意識之濃烈，足以讓讀者自行將之連上魯迅。這在當時是有著一個承先啟後的意義：一個在五十年代斷裂了的台灣左翼傳統，在這裡被藕斷絲連地接上了；而在同一年代被掩蓋了的五四的左翼，也透過這麼一種連結而呼之欲出。

這個台灣左翼傳統的重新連結，還有藉於日據時期作家楊逵在1972年的重被發現。在那時大家有機會重新讀到楊逵的小說〈送報伕〉，是有著重大的歷史與現實意義的。那個時代，台灣的知識青年正在各種歷史斷裂中，重新尋找任何彌補的可能。這是由於台灣戰後新生代直到那時可說基本無知於台灣日據時期在文學上、思想上與政治上的各種反抗活動。這主要來自當局在五十年代對左翼人士（包括楊逵）的全面鎮壓──如今被稱為「白色恐怖」。戰後新生代面對這個巨大的歷史斷裂，也只能等到1970年代初的各種條件成熟之後，才能將這線索重新串起。楊逵的重現江湖，使得他的作品到了七十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時，成了鄉土派作家可以回溯的文學源頭。這裡有著重大的歷史與現實意義，不僅連接了一個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左翼傳承，也是台灣在被日本佔領五十年之後，重新接回中國現代革命歷史傳承的一環。


冷戰下的叛逆與轉折

在這民族解放與社會意識重新連結的年代裡，又有著一個外在力量在起作用。六十年代原是冷戰時期美國文化開始全面影響台灣的年代，歐美青年那時的各種叛逆之舉如反越戰、民權、嬉皮、搖滾樂、新潮電影，也因此弔詭地隨著這個影響大量傳入。台灣青年在經過「文藝復興」的洗禮後，接著如饑似渴地接受全球性青年造反風潮的感染，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加上台灣是美國圍堵社會主義國家的冷戰前哨，駐台美軍與來台休假的越戰美軍也帶來一番美式風光。全部使用英語廣播的美軍電台（ICRT前身）更是青年學子聆聽上國之音的重要頻道，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帶著叛逆因子的「西洋熱門音樂」。因此歐美青年運動除了帶來政治方面如反越戰與民權運動的沖擊之外，還有著文化方面的深遠影響，經由音樂、書刊、影像的傳布，美國青年的「反文化」運動，從花童、嬉皮、搖滾樂到嗑藥等等思潮，也浸染了台灣的藝文圈，一直維持到七十年代。這個全球性的左翼叛逆潮流，也就在台灣知識青年重新尋回中國與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傳承的努力中，起了推波助瀾的效果。

但是這又是個「中國」之名開始失去光環的年代。在現代化理論與中西文化論戰的交相影響下，中國傳統變成是與黨國威權綁在一起的落伍之物。攻擊傳統的李敖與斥罵「中國醬缸文化」的柏楊，他們的著作都是當時知識青年的精神食糧。而且在六十年代的全球性冷戰與親美反共的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交相影響下，現實的中國大陸一直是被醜化的怪物，當時的大陸中國人不是「匪幹」就是「苦難同胞」，兩著都呈現出模糊不清的疏離面貌。然而在1971年底國府退出聯合國，接著1972年春尼克森訪問北京之後，台灣失去代表「中國」的名分，國民黨就此開始失去政權的法統正當性，而這正是新生代台獨意識萌芽茁壯的時機。來到1975年八月《台灣政論》出刊時，這個匯集的右翼動能遂成了此後三十年難以逆轉的政治趨勢。就是說，中國現代革命運動（五四）在台灣六十年代的的重演，一方面是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補課，另一方面卻又弔詭地孕育了台灣民族主義的思想基因。


世代的自我實現──鄉土文學與保釣運動

台灣經過六十年代的思想頡頏，而有如此巨大的政治轉型。但思想經常淪為某種行動的說詞，同一時期的思想總會出現對立紛紜的矛盾現象，就像台灣的六十年代。然而在這整個戰後新生代的思想表層底下，卻蘊含著十分一致的動力，一種世代的自我實現動力。這是台灣戰後新生代在接受中華民國教育，而重新連上現代中國歷史之後的生命實踐。這個實踐從六十年代就已開始，首先表現在鄉土文學創作上，接著的大學校園保釣運動與民主抗爭，之後還有現代民歌運動、現代舞、新電影等等出類拔萃的文化創新。不同於往後的思想與政治的對立紛擾，這一連串的社會實踐在其萌芽之時皆呈現出較為自在自主的精神。

陳映真、黃春明等戰後新生代作家在六十年代所創作，而後被歸為「鄉土文學」的作品，在思想與文學技巧上呈現出左翼的現實主義的一面。但是在社會實踐上，他們又代表著兩個重大意義。首先是經過五十年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台灣知識分子在語言能力上的失落，如今藉著學習「國語」──即現代白話中文，而重新尋回。鄉土文學的諸多作品正是這個尋回的語言書寫能力的展現。再則鄉土文學是對現代白話中文的一個加強與貢獻。現代白話中文雖已基本成熟，在其成長過程中已從各地方言吸收了言語精華，但還未能完全成為全中國的白話，而尚在進一步細緻化過程中。也就因「國語」的這個缺憾，台灣的鄉土文學作家必得在其文學創作中，大量引入方言母語的詞彙，才能呈現出豐富的生命情境。就像繼承五四文學傳統的外省作家，也都得在其創作中運用其各自的家鄉方言詞彙，才能成就一部完美的作品。在這個意義上，台灣的鄉土文學與其他類型的創作一樣，都在繼續豐富著「國語」在台灣做為文學的與生活的語言功能，繼續對現代中文白話文學做出貢獻。本省新生代青年學習掌握中文，並對它做出貢獻的這方面重大意義，遠超乎思想上的意義。

1971年發生在台灣的大學校園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也具有這種意義，是台灣戰後新生代的知識青年第一次集體而公開進行的一項自主性的政治行動。以這運動最熱烈的台灣大學為例，1971年春天，校內曾受到陳映真、殷海光、李敖等人深刻影響的本地生，就在僑生的率先點火下衝了出來。雖然這是個旗幟鮮明的第三世界反帝愛國運動，但很快地在校園內轉化成為民主抗爭與社會關懷的行動。釣魚台列嶼的歸屬問題不是那時的大學生所能承擔的，但身邊周遭的政治與社會卻是立即可感知的。學生轉而要求校園內的民主自由，闢如學生報刊審稿問題（言論自由）與學生會主席直接選舉問題（校園民主）；並自覺到大學校園孤立於社會之外的象牙塔處境，進一步組織各種社會服務社團；最後更觸及了國家體制的敏感問題──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的改造。青年學生的這一連串從愛國反帝開始，到爭取政治民主，再到關懷社會弱勢，構成了戰後台灣新生代知識青年在政治上從抽象思維到具體行動的轉折，也是今日台灣政治上紛紛擾擾的濫觴。然而不管此後開始的左右不同立場，1970年代初青年學生的政治行動，卻代表著戰後新生代第一次以行動承載起，首先是民族主義，再來是民主抗爭與社會正義的大旗，是新生代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自我實現。


自由精神與戰後新生代的自我實現

從這個有別於思想與政治轉型的世代自我實現的角度來看，戰後台灣知識青年從六十年代開始的實踐行動，就不只鄉土文學創作與保釣運動，還有接著繼起的1973年林懷民等人的現代舞與表演藝術，1970年代末促成流行歌謠自我改造的現代民歌運動，以及1980年代開始的侯孝賢、楊德昌、吳念真等人的新電影等。總的說，台灣在歷經六十年代的這一場「文藝復興」的思想衝撞與文藝豐收之後，一方面在上層意識形態領域開始了一次思想的轉型，另一方面也同時開始了一場從思想解放到在地實踐的心志轉型。

這個心志轉型是台灣戰後知識青年很重要的一次成長經驗，就發生在舊威權逐漸解體，而新霸權尚未當道的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期間。在這個時期，對於一心追求理想與自由，而未曾直接感受到鎮壓之慘烈的戰後初生之犢而言，黨國的威權與傳統的教條其實已經難以構成內在禁忌，而只能是令人討厭鄙夷的外在限制。那個年代的台灣，雖然威權依然籠罩而缺乏形式上的言論自由，但肅殺氣氛已經消退，而威權所倚賴的那套意識形態也在崩毀之中。在這種環境下，思想的解放、文藝的創作與理想的追尋，反倒沒有太多「政治正確」的陰影在內心起著自我禁制的作用。

因此在當年的年輕人心中，有著一份素樸的自由精神，思想與行動也就大膽起來，這正是理想能夠培育而文藝能夠豐收的基本條件。在這種氣氛中，社會有著充沛的創造精神與內在自由，這些乃是讓戰後新生代自我實現成為可能的內在條件。也就在這種精神氛圍中，從陳映真等人開始，如何在當下進行在地實踐，成了當時的知識青年最關切的問題。今天台灣可以拿得出來的文藝與思想成果，幾乎都可回溯到那個年代，或者作品創作於斯時，或者作者成長於斯時。

從這視野來看，台灣的六十年代就別具一番文藝復興式的啟蒙意義了。

（應邀為丸川哲史正在編輯的一本有關台灣民主發展的書而寫，2007.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