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7月18日
[note] 〈初戀〉（Isaiah Berlin）
note系列都是十分鬆散的書抄書摘，疏漏難免，但盼有興趣一讀者作為參考之起點而非終點。今天讀了一篇題為〈初戀〉的文章（Michael Ignatieff 著，收於《消極自由有什麼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他也是《伯林傳》的作者）。《初戀》是Turgenev的一本小說，作者借用此名和小說中主人公壓抑苦澀的單戀，隱喻 Isaiah Berlin 回到俄國所引起生命中的轉折、在學術和感情上的火花。作為一個猶太人，Berlin在俄國的彼得格勒待到11歲，為躲避共產革命可能帶來的壓迫，隨家庭流亡到英國，直至 36 歲，這位聰明且口才便給的牛津教師才以一名戰後英國官員的身分，重新踏上久違的、依舊政治氛圍緊張的故土。那種大時代的緊張性與悲劇性，讓人印象深刻，如許背景才能孕育出早熟而深刻的思想家與知識份子吧。
這趟俄國行，不僅喚起 Berlin 自身深刻的俄國感情，也讓他有機會接觸 Stalin 統治下，最後一批飽經恐怖磨難卻依舊精神不屈的、偉大的俄國知識份子們，特別是與女詩人 Anna Akhmatova 的來往。他們在心靈上的契近，在 Akhmatova 為之紀念的詩作中，被「賦予了一種神秘的、具有歷史意義和色情意味的色彩」（167），Berlin 自己雖也感到一種悸動，但當時的他卻害怕欲望，對政治與感情都保持一種疏離的旁觀者態度。直到四十歲，與相交多年的女友分手，卻用生硬的手法對另一位女性示愛，從此才打開感情之門，直到五十歲結束單身，對象是一位為他離婚（Berlin以自由主義式溫和卻有理的方式為她解開了束縛）、有了三個小孩卻優雅、成熟的女性。
當然，作為一位絕頂聰明的學人，情感的交匯——特別混雜著智識上的激情時——在他的生命意向中，有著複雜的面向與影響。俄國之行令他在學科的選擇研究上、政治哲學的發展上，都轉向一個新的路徑。他思考著知識份子式的隔絕與愛國主義之間的關係，也提出著名的兩個自由概念，同時在狐狸與刺蝟的抉擇之中——「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他發現在狐狸的外皮之下，自己「只想知道一件事，比任何人都更對一件事感覺得真實」，最終他選擇了「捍衛自由主義」（172），特別是個人自由。
Berlin 一項著名的主張，即他覺得柏拉圖式的和啟蒙運動中所主張的：可靠理性來調和而和諧一致的政治，是虛妄荒謬的。因為不僅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註 1）在「自由」的概念範疇內，就會彼此衝突；此外，自由與公平、正義、博愛等其他終極價值之間，也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同時這些終極價值的存在與發展是不能靠著犧牲任一方而得到理所當然的置換、增進，畢竟自由不是文化，也不能等同於愛情。所以，「所有重要的政治選擇都有缺失」。如同 Aileen Kelly 在《俄國思想家》一書的〈導論：複雜的慧見〉中所指出：「據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論更強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膽，它拒斥所謂一切價值沖突皆可由綜合（synthesis）而獲終極解決，以及所謂一切可欲目標都能相互調和之說。多元論認為，人性如此，其所產生的某些價值容或同等神聖、同等終極，卻會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無可能成立一種客觀的等級層次關系。因此，道德的行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沒有普遍共通標准的協助下，在無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價值之間做痛苦的抉擇。據他所見，一個人若想認識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質，道德上這種永遠可能的不確定性就是他必須付出的代價。……個別與特殊問題沒有全盤解決法，只能通之以一時的權宜處理，而且這些一時權宜之計在根本上必須敏感于各個歷史情境的獨特性，并且善能回應紛雜個體與民族的特殊需求。」
他的論點也對保守主義提出挑戰，因為他認為將人們凝聚在一起的並非某種「道德核心」（「家庭價值」或「共同價值」等等），「他們凝聚在一起是由於他們有能力理解不同於他們自己的道德世界。……因為可被理解，所以這種矛盾可以解決」。（175）也由於 Berlin 自身「極深的內心分裂」，不管是國族身分上的認同，或智識上對生活選擇的細緻區分，「他所奉行的中間路線得不到他那些左派或右派友人的認可」（173），但歷史上幾乎偉大的知識份子都有這種特色，一如他說過的：「尋找信條是思想絕望的真正表現」，而「最重要的不是狂熱」，即便人對某種事物或信念的確會有潛藏的熱情，藉以跨越或顯示出理性的侷限，進而推動世界。（171、177）
同時 Berlin 另一個令人著迷的特點在於「移情」——「在與自身相異的思想、氣質和激情面前，具有開放、易於接受和毫不畏懼的能力」。（177）這點我很早在 M 的身上發現，自己也努力嘗試，對於異議者與其先行批判，不如先以一種同理心的角度，嘗試去瞭解，往往在這之間就會發現異議者所主張之利益的真切所在與痛苦了。
註 1：「消極自由」意謂每個人有不被干涉、依據自己意願行動的自由，亦即人們有犯錯的自由。「積極自由」則希望通過政治權利使人類得到自由，使人們意識到某種隱藏的或被壓抑的潛在可能，本質上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政治信念，他們認為通過革命的爆發或共產主義實驗，有權利強迫人們自由，不論被強迫者是否認為這種自由對他們而言是最重要的。Berlin認為積極自由以爭取自我主宰和自我創造為出發點，在歷史上卻以Stalin 式的專制共產主義實驗的失敗而終。對他而言，在視政治參與為理所當然的今天，他卻悲觀地認為，政治並非謀求人類解放，不過是保證生命不受侵害的最低限度罷了；換言之，公民權利很重要，但未必會使人活得更好。（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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