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4月20日
[偷] 「認同」的陷阱 by 劉再復、高行健
讀到林毓生先生這段文字，亦頗切旨，轉錄於下：
◎林毓生，〈魯迅政治觀的困境〉，收於氏著，《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臺北：聯經，1989），頁254。
「對魯迅而言，政治主要是那些自私而不講原則地操縱人類事物的人們彼此爭奪權力的一種活動。他在一篇題作『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重要講演中指出，政治在本質上是保守的，因為在維持現狀的時候，搞政治的人最能獲取一己的私利。搞政治的人不喜歡那些喜歡動腦筋並要表達自己思想的人；文學因此難免要和政治衝突，因為好的文學是有思想的，而搞政治的人必然會以為思想具有顛覆性。這樣以自利為旨的保守心態，是一切政黨——包括革命黨——中搞政治的人的特色。」
◇◇◇
先前重看了余英時先生的〈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一文，原刊於聯合報，也是《思想者十八題》之序。此書在台灣不易找到，正好這一小節談話網路上有，校對無誤之後，轉錄於此，也算對時事的一種軟對話？！
更多劉再復的文章，請見這裡。
「認同」的陷阱
◎劉再復／高行健（二○○五年二月，巴黎行健寓所）；收於劉再復，《思想者十八題》（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頁12-19。
劉（劉再復）：昨天我們討論了慧能的思想方式與生命方式，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精神坐標和人格坐標。慧能的精神最核心的一點是獨立不移。換句話說，慧能這一存在，是獨立不移的思想存在。
高（高行健）：慧能是一千多年前的人了，可是，中國近代卻喪失了這種精神。個人的尊嚴，個人的自由表述，發出的個人獨立不移的聲音，這該是思想者的最高的價值，如今在政治與市場的雙重壓力下，一個作家都很難發出這樣的聲音。
劉：你昨天講得很好，作為一個作家，既然是一個獨立不移的個體存在，那就不能為他人的認可而寫作，當然也不能為大眾的認可、市場的認可、權力的認可而寫作。外在的評語，包括評論家的評語、大眾的評語、權勢者的評語，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自身內在真實而自由的聲音，是獨立而有價值的思想。作家當然也不能被「看不懂」的幼稚評論所影響。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到康德，真讀得懂的只是少數，多數人是讀不懂的。至今能走入卡夫卡、喬伊斯、福克納的文學世界的，也不是多數。有些人一輩子也進入不了卡夫卡、喬伊斯的世界。
高：寫作不求外部力量的認可，這才有自由。另一方面，我們個人也不去認同外部力量。我覺得作家和思想者的基本品格不是「認同」，而是常常不認同。我一直把「認同」二字視為政治話語的範疇。我們作為思想者和作家，講的寫的是文學話語、思想話語，而不是政治話語。
劉：把政治話語和文學話語區別開來，非常重要。政治總是要求認同，也需要他人去認同。你必須認同我，否則就消滅你，這是強權的專制原則，與自由原則正好相反。這種「認同」的背後自然是政治利益，毫無真文學與真思想可言。
高：政治要求「認同」，如果無人跟隨便玩不轉。要求認同一種主義，一種時尚，一種話語，背後是權力和利益的操作。可憐的是不僅權勢要求「認同」，而大眾也要求作家去認同他們的趣味。弱者無力抗拒，只能跟隨潮流。群眾就這樣跟隨偶像，而成為盲流。如果作家也隨大流，也一味去認同，也就無思想、無文學可言。
劉：你的《彼岸》告訴讀者觀眾，既不能當大眾的尾巴，也不能當大眾的領袖。尾巴必須遷就、迎合，必須認同大眾的意見，而領袖也必須遷就迎合。大眾總是追求平均而達到多數。而思想者卻注定是少數，是異數，是單數，一旦成為領袖，就沒有突破平均數的自由，也就沒有獨立思想的可能。
高：拒絕當領袖，這一點特別要緊。《彼岸》的主人公這人就拒絕當領袖。大眾找領袖，要找個帶頭羊。這人拒絕當這樣的領袖。當領袖，就得進入權力之爭，那無窮無盡、無休無止的權力之爭和利益的平衡，會弄得人身心憔悴。政治權力運作機制注定要消滅異己，容不得獨立思考。我們交往二十多年，我早就發現你也是一個拒絕充當領袖的人，二十年前就被推選出來當文學研究所所長，而你從來沒有領袖心態，寨主心態，一上任就高舉學術自由的旗幟，一旦舉不了就毅然退出，選擇逃亡。
劉：要獨立思想，確實需要遠離權力中心，甘居邊緣地位。又想當領袖，又想當獨立思想者，企圖兼得魚與熊掌，這絕對是妄念。思想的自由，表述的自由，是最高的價值。它在一切價值之上，這對我們來說，是須臾不可忘卻的。有了這一基石，任何其他的東西，包括領袖的桂冠都可以放下。
高：一個人只要內心獨立不移，浪跡天涯，何處不可為生？何處不能寫作？說自己要說的話就是了，還認同什麼？迎合什麼？企求什麼？
劉：當然，不迎合，不認同，就會陷入孤獨。出國這十幾年，我對孤獨算是有了刻骨銘心的體驗。從害怕孤獨到享受孤獨，這個過程讓我明白，孤獨正是自由的必要條件，孤獨中與自己對話，與上帝對話，與偉大的靈魂對話，何必他人的認可，何必去認同那變來變去的時尚和潮流？
高：這孤獨是命定的，也是人的常態，不是壞事。甚至應當說，孤獨是自由思想必要的前提。把孤獨視為常態，視為自由的必要條件，這正是個人意識的覺醒。
劉：你剛才說，老講「認同」實際上是政治話語而非文學話語。文學創作首先要走出平庸，追求原創，言前人所未言，當然不能老講「認同」，但是，一個作家認同自己的民族語言、民族宗教、民族文化，是不是也無可非議？
高：本來是無可非議的，法國人說法語，中國人說漢語，都有深厚的文化傳統，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把這種認同，變成一種文化政策，變成意識形態，成為一種政治取向，就得警惕了。事實上，今天任何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接受的文化，都不僅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當今文化和信息的交流如此方便，地球相對變得很小，可以說，已經沒有一個東方作家不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也找不到一個西方作家對東方文化一無所知。無論你出身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只要你受過高等教育，你就不可能是一個純粹民族文化的載體，只是承認不承認而已。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強調民族文化的認同對文學創作有什麼意義？恐怕只有政治意義。所以我說強調認同民族文化，只能導致政治上的民族主義。
劉：關於民族主義，幾年前我和李澤厚先生有個對談，我們也是持批評態度的。你剛才說現今的知識分子已不是純粹民族文化的載體，這是一個事實。所以我們在講文化傳統的時候，一方面當然要尊重創造這種文化傳統的民族主體，但是，另一方面，則應當承認，優秀文化一旦創造出來又成了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具有普世價值。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文化傳播手段的迅速發展，使不同民族創造出來的文化文學成果的交流更加容易，國界對文學而言也愈來愈失去意義。有位朋友說「美文不可譯」，但我始終認為文學具有可譯性。心靈也可溝通。人類的心靈歸根結蒂是可以相通的。記得你在談普世性寫作時說，必須確立一個前提，就是人類具有共同的深層文化意識。所謂普世性寫作，就是承認在地球上居住的所有的人，其人性底層都是相通的。文學如果老講民族認同，不能關注人類普遍困境，結果會越來越偏執，越來越貧乏。這裡還涉及到一個個體精神價值創造的自由問題。
高：不錯，個體在現實關係中實際上是不自由的，但在精神領域卻有絕對自由，或者說，精神領域中的自由是無限的，就看你怎樣發展。在文學創作中，作家盡可以超越社會、政治的限制，也超越現實的時空。這種精神自由，並不是任意自我宣洩，自我膨脹，相反是從現實的困境和人自身的困惑中解脫出來。
劉：這樣，才不會去充當他人設計的棋局中當一枚棋子，也才不會在他人設計的機器中當一顆螺絲釘。強調個體的獨立價值，並不等於誇大個人的力量，你一再說，任何個體都是脆弱的個體，並非尼采所說的「超人」。在現實關係中個體的行為受到社會制約，並非無所不能。自以為可以代替上帝，只能像尼采一樣弄得發瘋。不可以把個人視為他人的救主而凌駕於他人之上，也不能因為自己的自由而損害他人的自由。尼采的「超人」在現實生活中最後不是成為暴君，就是成為瘋子。
高：我們在批評「認同」這種媚俗的原則與政治話語的時候，發出的是個人的聲音，並非超人的聲音，也不是持不同政見者的聲音。
劉：關於這點，我在《高行健論》中特別作了說明，說明你擺脫了三個框架：一是國家框架與民族框架；二是持不同政見的政治框架；三是本族語言框架。持不同政見，是在政治層面上不認同權力中心，但它又要求他人認同它的政見，上它的政治戰車，追隨它的另一套政治話語。
高：一個作家當然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在現實政治中，贊成什麼反對什麼乃至於公開發表政見，批評當權者或者集權政治。我就一再表明我的政治態度，而且從不妥協去順應潮流或謀取利益。但是，我的文學創作必須遠遠超越現實政治，不作政見的傳聲筒。把文學變成政治控訴或吶喊，只能降低了文學的品格。文學不屈從任何功利，也包括政治功利。
劉：《逃亡》和《一個人的聖經》的成功，正是擺脫了「持不同政見」的框架。把逃亡提升到哲學的高度，呈現人類生存的普遍的困境，而且觸及人性很深，完全可以當作一部希臘悲劇來讀，難怪這部戲從歐洲演到美洲乃至非洲。
高：《一個人的聖經》也不只是譴責、控訴文化大革命，這本書建構在東西方更為寬闊的背景上，面對二十世紀中國的文革和德國法西斯造成的人類的巨大的災難，個人的艱難處境和脆弱的內心的種種困境令人深思。每一個民族，在古代差不多都有一部聖經，現今的個人，恐怕也得有本這樣的書。而我從遠古神話《山海經》寫到慧能和他的《壇經》，到《野人》中民族史詩《黑暗傳》的消亡，再到《夜遊神》超人式的現代基督之不可能，以及《叩問死亡》對當代西方社會的尖銳批評，都是所謂「持不同政見」那種狹窄的眼光無法容納的。
劉：還有一點是我想討論的。你批評民族文化認同可能會變成政治話語，那麼，現在全球化的潮流鋪天蓋地，認同這一潮流，是不是也有問題？
高：「全球化」是無法抗拒的，這是現時代普遍的經濟規律，而且不可逆轉，只能不斷協商和調節，面對這全球化的市場經濟，別說個人無能為力，就連政府也無法用行政手段或立法來加以阻擋。這無邊無際的怪物就這樣出現了。可以超越是非判斷，但無法預言這將導致怎樣的後果。
劉：在社會生活方面，我對全球化潮流不持反對態度。因為上世紀末以來的全球化潮流是技術所推動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結果。這與從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的用槍炮所推動的殖民化性質不同。槍炮所推動的是侵略性的殖民主義化，而技術推動的全球化是經濟一體化。儘管在社會生活層面上，我能理解全球化，但在文化層面上，尤其是文學藝術層面，卻對此一大潮流充分警惕。一體化潮流，也可視為一律化潮流。文學藝術最怕的就是一律化，最怕的就是個性的消滅。全球化大潮流席捲下，民族性都沒有了，更何況個性。我們警惕各種「認同」的陷阱，歸根結蒂，是警惕落入「一律化」、「一統化」、「一般化」的陷阱。
高：文學不是商品，不能同化為商品。這是我們能說的。但是，全球化的潮流正在改變文學的性質，把文學也變成一種大眾文化消費品。作家如果不屈從這種潮流，不追蹤時尚的口味，製作各種各樣的暢銷書，就只有自甘寂寞。因此，問題轉而就變成了作家自己是否耐得住寂寞。可用句老話：「自古聖賢皆寂寞。」所以，退一步來說，從來如此，而文學並沒有死亡。
◎林毓生，〈魯迅政治觀的困境〉，收於氏著，《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臺北：聯經，1989），頁254。
「對魯迅而言，政治主要是那些自私而不講原則地操縱人類事物的人們彼此爭奪權力的一種活動。他在一篇題作『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重要講演中指出，政治在本質上是保守的，因為在維持現狀的時候，搞政治的人最能獲取一己的私利。搞政治的人不喜歡那些喜歡動腦筋並要表達自己思想的人；文學因此難免要和政治衝突，因為好的文學是有思想的，而搞政治的人必然會以為思想具有顛覆性。這樣以自利為旨的保守心態，是一切政黨——包括革命黨——中搞政治的人的特色。」
◇◇◇
先前重看了余英時先生的〈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一文，原刊於聯合報，也是《思想者十八題》之序。此書在台灣不易找到，正好這一小節談話網路上有，校對無誤之後，轉錄於此，也算對時事的一種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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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的陷阱
◎劉再復／高行健（二○○五年二月，巴黎行健寓所）；收於劉再復，《思想者十八題》（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頁12-19。
劉（劉再復）：昨天我們討論了慧能的思想方式與生命方式，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精神坐標和人格坐標。慧能的精神最核心的一點是獨立不移。換句話說，慧能這一存在，是獨立不移的思想存在。
高（高行健）：慧能是一千多年前的人了，可是，中國近代卻喪失了這種精神。個人的尊嚴，個人的自由表述，發出的個人獨立不移的聲音，這該是思想者的最高的價值，如今在政治與市場的雙重壓力下，一個作家都很難發出這樣的聲音。
劉：你昨天講得很好，作為一個作家，既然是一個獨立不移的個體存在，那就不能為他人的認可而寫作，當然也不能為大眾的認可、市場的認可、權力的認可而寫作。外在的評語，包括評論家的評語、大眾的評語、權勢者的評語，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自身內在真實而自由的聲音，是獨立而有價值的思想。作家當然也不能被「看不懂」的幼稚評論所影響。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到康德，真讀得懂的只是少數，多數人是讀不懂的。至今能走入卡夫卡、喬伊斯、福克納的文學世界的，也不是多數。有些人一輩子也進入不了卡夫卡、喬伊斯的世界。
高：寫作不求外部力量的認可，這才有自由。另一方面，我們個人也不去認同外部力量。我覺得作家和思想者的基本品格不是「認同」，而是常常不認同。我一直把「認同」二字視為政治話語的範疇。我們作為思想者和作家，講的寫的是文學話語、思想話語，而不是政治話語。
劉：把政治話語和文學話語區別開來，非常重要。政治總是要求認同，也需要他人去認同。你必須認同我，否則就消滅你，這是強權的專制原則，與自由原則正好相反。這種「認同」的背後自然是政治利益，毫無真文學與真思想可言。
高：政治要求「認同」，如果無人跟隨便玩不轉。要求認同一種主義，一種時尚，一種話語，背後是權力和利益的操作。可憐的是不僅權勢要求「認同」，而大眾也要求作家去認同他們的趣味。弱者無力抗拒，只能跟隨潮流。群眾就這樣跟隨偶像，而成為盲流。如果作家也隨大流，也一味去認同，也就無思想、無文學可言。
劉：你的《彼岸》告訴讀者觀眾，既不能當大眾的尾巴，也不能當大眾的領袖。尾巴必須遷就、迎合，必須認同大眾的意見，而領袖也必須遷就迎合。大眾總是追求平均而達到多數。而思想者卻注定是少數，是異數，是單數，一旦成為領袖，就沒有突破平均數的自由，也就沒有獨立思想的可能。
高：拒絕當領袖，這一點特別要緊。《彼岸》的主人公這人就拒絕當領袖。大眾找領袖，要找個帶頭羊。這人拒絕當這樣的領袖。當領袖，就得進入權力之爭，那無窮無盡、無休無止的權力之爭和利益的平衡，會弄得人身心憔悴。政治權力運作機制注定要消滅異己，容不得獨立思考。我們交往二十多年，我早就發現你也是一個拒絕充當領袖的人，二十年前就被推選出來當文學研究所所長，而你從來沒有領袖心態，寨主心態，一上任就高舉學術自由的旗幟，一旦舉不了就毅然退出，選擇逃亡。
劉：要獨立思想，確實需要遠離權力中心，甘居邊緣地位。又想當領袖，又想當獨立思想者，企圖兼得魚與熊掌，這絕對是妄念。思想的自由，表述的自由，是最高的價值。它在一切價值之上，這對我們來說，是須臾不可忘卻的。有了這一基石，任何其他的東西，包括領袖的桂冠都可以放下。
高：一個人只要內心獨立不移，浪跡天涯，何處不可為生？何處不能寫作？說自己要說的話就是了，還認同什麼？迎合什麼？企求什麼？
劉：當然，不迎合，不認同，就會陷入孤獨。出國這十幾年，我對孤獨算是有了刻骨銘心的體驗。從害怕孤獨到享受孤獨，這個過程讓我明白，孤獨正是自由的必要條件，孤獨中與自己對話，與上帝對話，與偉大的靈魂對話，何必他人的認可，何必去認同那變來變去的時尚和潮流？
高：這孤獨是命定的，也是人的常態，不是壞事。甚至應當說，孤獨是自由思想必要的前提。把孤獨視為常態，視為自由的必要條件，這正是個人意識的覺醒。
劉：你剛才說，老講「認同」實際上是政治話語而非文學話語。文學創作首先要走出平庸，追求原創，言前人所未言，當然不能老講「認同」，但是，一個作家認同自己的民族語言、民族宗教、民族文化，是不是也無可非議？
高：本來是無可非議的，法國人說法語，中國人說漢語，都有深厚的文化傳統，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把這種認同，變成一種文化政策，變成意識形態，成為一種政治取向，就得警惕了。事實上，今天任何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接受的文化，都不僅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當今文化和信息的交流如此方便，地球相對變得很小，可以說，已經沒有一個東方作家不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也找不到一個西方作家對東方文化一無所知。無論你出身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只要你受過高等教育，你就不可能是一個純粹民族文化的載體，只是承認不承認而已。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強調民族文化的認同對文學創作有什麼意義？恐怕只有政治意義。所以我說強調認同民族文化，只能導致政治上的民族主義。
劉：關於民族主義，幾年前我和李澤厚先生有個對談，我們也是持批評態度的。你剛才說現今的知識分子已不是純粹民族文化的載體，這是一個事實。所以我們在講文化傳統的時候，一方面當然要尊重創造這種文化傳統的民族主體，但是，另一方面，則應當承認，優秀文化一旦創造出來又成了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具有普世價值。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文化傳播手段的迅速發展，使不同民族創造出來的文化文學成果的交流更加容易，國界對文學而言也愈來愈失去意義。有位朋友說「美文不可譯」，但我始終認為文學具有可譯性。心靈也可溝通。人類的心靈歸根結蒂是可以相通的。記得你在談普世性寫作時說，必須確立一個前提，就是人類具有共同的深層文化意識。所謂普世性寫作，就是承認在地球上居住的所有的人，其人性底層都是相通的。文學如果老講民族認同，不能關注人類普遍困境，結果會越來越偏執，越來越貧乏。這裡還涉及到一個個體精神價值創造的自由問題。
高：不錯，個體在現實關係中實際上是不自由的，但在精神領域卻有絕對自由，或者說，精神領域中的自由是無限的，就看你怎樣發展。在文學創作中，作家盡可以超越社會、政治的限制，也超越現實的時空。這種精神自由，並不是任意自我宣洩，自我膨脹，相反是從現實的困境和人自身的困惑中解脫出來。
劉：這樣，才不會去充當他人設計的棋局中當一枚棋子，也才不會在他人設計的機器中當一顆螺絲釘。強調個體的獨立價值，並不等於誇大個人的力量，你一再說，任何個體都是脆弱的個體，並非尼采所說的「超人」。在現實關係中個體的行為受到社會制約，並非無所不能。自以為可以代替上帝，只能像尼采一樣弄得發瘋。不可以把個人視為他人的救主而凌駕於他人之上，也不能因為自己的自由而損害他人的自由。尼采的「超人」在現實生活中最後不是成為暴君，就是成為瘋子。
高：我們在批評「認同」這種媚俗的原則與政治話語的時候，發出的是個人的聲音，並非超人的聲音，也不是持不同政見者的聲音。
劉：關於這點，我在《高行健論》中特別作了說明，說明你擺脫了三個框架：一是國家框架與民族框架；二是持不同政見的政治框架；三是本族語言框架。持不同政見，是在政治層面上不認同權力中心，但它又要求他人認同它的政見，上它的政治戰車，追隨它的另一套政治話語。
高：一個作家當然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在現實政治中，贊成什麼反對什麼乃至於公開發表政見，批評當權者或者集權政治。我就一再表明我的政治態度，而且從不妥協去順應潮流或謀取利益。但是，我的文學創作必須遠遠超越現實政治，不作政見的傳聲筒。把文學變成政治控訴或吶喊，只能降低了文學的品格。文學不屈從任何功利，也包括政治功利。
劉：《逃亡》和《一個人的聖經》的成功，正是擺脫了「持不同政見」的框架。把逃亡提升到哲學的高度，呈現人類生存的普遍的困境，而且觸及人性很深，完全可以當作一部希臘悲劇來讀，難怪這部戲從歐洲演到美洲乃至非洲。
高：《一個人的聖經》也不只是譴責、控訴文化大革命，這本書建構在東西方更為寬闊的背景上，面對二十世紀中國的文革和德國法西斯造成的人類的巨大的災難，個人的艱難處境和脆弱的內心的種種困境令人深思。每一個民族，在古代差不多都有一部聖經，現今的個人，恐怕也得有本這樣的書。而我從遠古神話《山海經》寫到慧能和他的《壇經》，到《野人》中民族史詩《黑暗傳》的消亡，再到《夜遊神》超人式的現代基督之不可能，以及《叩問死亡》對當代西方社會的尖銳批評，都是所謂「持不同政見」那種狹窄的眼光無法容納的。
劉：還有一點是我想討論的。你批評民族文化認同可能會變成政治話語，那麼，現在全球化的潮流鋪天蓋地，認同這一潮流，是不是也有問題？
高：「全球化」是無法抗拒的，這是現時代普遍的經濟規律，而且不可逆轉，只能不斷協商和調節，面對這全球化的市場經濟，別說個人無能為力，就連政府也無法用行政手段或立法來加以阻擋。這無邊無際的怪物就這樣出現了。可以超越是非判斷，但無法預言這將導致怎樣的後果。
劉：在社會生活方面，我對全球化潮流不持反對態度。因為上世紀末以來的全球化潮流是技術所推動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結果。這與從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的用槍炮所推動的殖民化性質不同。槍炮所推動的是侵略性的殖民主義化，而技術推動的全球化是經濟一體化。儘管在社會生活層面上，我能理解全球化，但在文化層面上，尤其是文學藝術層面，卻對此一大潮流充分警惕。一體化潮流，也可視為一律化潮流。文學藝術最怕的就是一律化，最怕的就是個性的消滅。全球化大潮流席捲下，民族性都沒有了，更何況個性。我們警惕各種「認同」的陷阱，歸根結蒂，是警惕落入「一律化」、「一統化」、「一般化」的陷阱。
高：文學不是商品，不能同化為商品。這是我們能說的。但是，全球化的潮流正在改變文學的性質，把文學也變成一種大眾文化消費品。作家如果不屈從這種潮流，不追蹤時尚的口味，製作各種各樣的暢銷書，就只有自甘寂寞。因此，問題轉而就變成了作家自己是否耐得住寂寞。可用句老話：「自古聖賢皆寂寞。」所以，退一步來說，從來如此，而文學並沒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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