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6月8日
張光直——其人其書
兩本得找來看的書，先把一些網路上的資料貼在這兒。
◇◇◇
張光直先生簡介
張光直先生，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在北京出生，原籍台灣省台北縣的板橋，十五歲返台，一九五四年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一九六Ο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耶魯、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為國際知名的考古學權威。一九九四年，受中研院李遠哲院長聘請，回國擔任中研院副院長，一九九六年，因身體不適，辭去副院長職務，二ΟΟ一年一月三日病逝於美國波士頓。
再讀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二年六月號 總第 3 期）
⊙ 木令耆（哈佛大學費正清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二十年以前，張光直將他寫的一篇小說〈小人物的速寫〉交給我在《秋水》雜誌發表。他要求用筆名發表，並將真姓名保密。因此這篇小說以筆名吳襄發表在1982年秋冬季的《秋水》上。小說之續一則發表在1983年春夏季。日後他因學務太忙，這小說從未續完。
多年來我也沒再追究這事，而《秋水》也早已停刊。直到2001年夏季，張光直夫人李卉提到將再版張光直的《蕃薯人的故事》，並希望將這兩篇〈小人物的速寫〉載入附錄，徵求我的同意。
當我再讀這兩篇小說時，完全悟解他為甚麼要用筆名發表。他的小說內容與當今國共時狀切實有關，但寫的不是政治領導人物，而是關心國事、敢言敢為的愛國知識份子。他們的生活經歷與國共政治空氣下產生的患難有唇齒關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深受衝擊，這些是台灣當年白色恐怖下居民的故事。
可是他寫的故事發展之曲折，好似在沉霧下進行的旅途，一步不知下一步的後果。對人事的描述高深莫測。故事表面上只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日常煩惱；生活煩惱背後的真象卻難於追究。誰也摸不清人事真相，讀起來讓人感到作者有不便直說的苦衷，可是作者卻有心將小人物莫知罪的遇難和冤狀曝光。是誰冤枉了這些小人物？不是某人某事件，而是由於政治的大氣候。
看來張光直由於政治牽連而有不能直說的理由。這是二十多年前的形勢，如果張光直還在人間，他該可續完〈小人物的速寫〉，讓真象更為清楚，但現在留下的卻是永久的「且聽下回分解」。然而，只要讀過他的自傳《蕃薯人的故事》，真象其實已揭曉。
何謂蕃薯人也？在這本書的前言，已有幾個定義。一個是拉丁文Ipomea batatas，一個是英語 sweet potato。漢語「蕃薯」是塊莖類植物，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將它從南美帶到歐洲，明末時期葡萄牙和西班牙水手再將它傳入中國。蕃薯極其適合中國山區乾地。
甲午戰敗，清帝國被迫將台灣島割讓給日本，島上居民自此便成為「亞細亞的孤兒」。由於台灣島形很像白薯，所以島上居民自稱為蕃薯人。張光直的父親張我軍便是其中一位。他在1924年從台灣到北平唸大學，又在北師大時遇到來自湖北黃陂的18歲女同學，由戀愛後逃婚至台北。日後重返北平，生了光正、光直、光誠、光樸四個兒子。
張光直說現在的台灣人也自稱為蕃薯人，可來了一個新名詞「芋仔」，用來稱呼1945年後來台的外省人，芋仔和蕃薯人被人為地界定為兩個刻板印象，芋仔人不說台語，蕃薯人說台語。張光直兄弟們都說標準的京片子，因為祖母不會說北京話，在北京家中又常有台灣人來往，所以兄弟們也會說台語。張光直曾說：「我們自己認為毫無疑問地是台灣人，是蕃薯人，但也是閩南人、中國人。」並且說：「我知道我是哪裡人。」張光直這句肯定的話便能解釋《蕃薯人的故事》之主要思想，並且也解釋了書中事件發生的主因。
張光直，中國人也，蕃薯人也。何謂中國人，何謂蕃薯人？這必須研究中國現代史，更必須認識殖民主義與中國的關係。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後果都可從張光直的生命經歷上去發現。
張光直是考古人類學者，他的興趣不僅在帝王將相、宮庭樓闕，而是包括全人類。他深深認識一個國家之動盪，一個國家衝擊另一社會所產生的後果，而受害最深的不外是小人物、普通居民。他的〈小人物的速寫〉及《蕃薯人的故事》都是描述一般居民的切身痛害，受害的原因莫非是國家社會的動盪。
張光直痛惜的，與近年來東歐、中東、阿富汗黎民的遭遇均屬同一歷史類型：無辜者的不幸來自無法抵禦侵略者的勢力。這是弱小民族的悲哀。
張光直童年所受到的衝擊，不外來自中國遭受外國勢力之入侵。他生於北平，長於中國北平的日據時代。在北平時，他是中國人，也是台灣省人。他在書中形容的北平生活，充滿了甜蜜的回憶。對北平的建築、街道、胡同都有生動的描述：「我在城裡面的活動，是由城牆和城門所規範的。城牆外面都是田地，種麥子、玉蜀黍，和大豆。還有就是八路了，出西便門，就看見昨晚被八路挖出來的火車軌道……。」他看到抵抗日本的是八路，這對於他日後在台灣坐牢有直接關連。他的學生啟蒙生活，他的思想構成都發生在北平。他說：「雖然在北京只上了幾個月的中學，但那一段生活可以說是過得最好的。」
張光直曾經出版關於中國食物的書，可見他一向對「吃」有研究。他對北平的生活，最感興緻的莫過於「吃」。而張光直對「吃」有考古的精神，不但從烹燒、作料、存放、買賣、吃法，並注意到這種食品對普通市民生活的影響。我認為他在這本書寫得最精彩、最成功的便是老北平生活中有關「吃」的片段了。（筆者也感到張光直「吃」的味道，我每到北京就欣喜一清早的市景，市民現做現賣各種燒餅、蛋餅、油條等，我向他們買了，以報紙一包，拿在手上邊走邊吃，香噴噴、熱呼呼的。）
張光直筆下的老北平的另一精彩一面，便是北平「好玩的東西」：「從臘月初起，各種小販──舊書、字畫、古玩、舊家具……。」他曾經在一個攤子上，「用一塊大洋買到一張宋拓的王羲之《大唐聖教序》（中間一點斷文都沒有）。賣的人還猶豫半天，不知道這12歲的小孩子知道不知道它的價值。最後他決定賣給我，說：『小孩兒，你買了一個很有價值的拓片，希望你好好管著』。」張光直的學識自12歲起已命定也！
1946年，由於國家動盪，張光直的北平生活被中斷了。他的母親決定舉家回台與父親團聚。張光直本捨不得離開師大附中──北平最好的中學，但是他得了傷寒，病了一月，功課也拖下來，便決定跟家人一起回台灣去。到了台灣，他父親第一句話便問他：「你哥哥來了沒有？」張光直回答：「沒有，他又走了」。這一問，與張光直日後在台灣的政治生活有密切關係。
到台灣以後，張光直進了建國中學。他一進去便發現他幾乎被孤立，因為同學之間的語言是日語；「何許人」的問題又再一次挑戰張光直，尤其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也許由於與某些同學在文化語言上的隔閡，他與幾位老師特別接近，如國文老師羅剛。由於老師的鼓勵，張光直開始寫作，也與同學辦《方向》雜誌。1948年羅老師慌慌張張地與張光直等同學告別回去上海。羅老師的影子後來出現在〈小人物的速寫〉內。
日後，張光直開始捲入台灣的學生運動。他在北平時受到他哥哥和好友溫景昆的影響最大，後者從北平寄給他的書信更將他捲入台灣的白色恐怖之中。
由於所謂的「四六事件」，許多台大的學生被捕，張光直是建國中學唯一下獄的中學生。他自言在台北監獄過了幾個月相當有意義的團體生活，也許這是因為他在獄中的時候，對於他是何許人的問題得到清楚的答案。
張光直何許人也的問題因此又加上複雜的層次。他出獄後沒有繼續唸書，在家自學，日後以同等學歷上了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他考這個系的基本原因就是想知道「人之所以為人」。一年監獄生活影響了他做人的態度，他認為在那個環境中的「好」與「壞」是極難判斷的。在牢中他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他看到在「一個大時代」，各樣人碰在一起，「各為其主，各盡其力……結果為何而死，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在他經歷的「大時代」，「小人物」的一言一舉之後果也有不測風雲，完全是因為國家社會在大動盪，時代在大幅度的搖擺，命運之坎坷不是任何小人物能夠輕易逃脫。任憑小人物有多大的志向，多高的理想，也逃脫不了政治地震的莫名突擊，它超過政治的規範，產生的是一片混亂局面，好似宇宙在爆發，許多星球在燃燒，許多星球在重新組成。小人物無力知悟或定義政治混亂，只能懦弱地在生死之間生存。
蕃薯人張光直的早年生活顯現大時代環境下小人物的生活。他筆下的小人物其實是大人物，因為他們有純誠的理想、崇高的人格。
令人驚歎的是，張光直寫這本書的時候，沒有怨言，也沒有哀歎自憐，監獄生活之莫名黑暗只有增加他的求知欲。可以說，這是張光直的科學態度──一切只是求知的過程，一切也是增加他對人類的認識而已。
在這冷靜的科學態度之底層，在這本早年自述的書中，呈現出張光直對人類深切真誠的關懷。
※四海為家：追念考古學家張光直
作者：[本社編]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02 年 01 月 01 日
張光直的精神魅力
張光直先生去世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編輯了紀念文集《四海為家———追念考古學家張光直》，這一文集不久前出版，本文為編者“寫在前面的話”。
張光直教授離開我們已經一年多了。他走後，凡是與他有過交往的人，都說他為人厚道，學問了不起。可是沒有見過他的人呢，他們除了讀張先生的書，要想瞭解張先生這個人，就比較困難了。為此，我們編了這本紀念集，一方面寄託我們的哀思，一方面彰顯他的業績，讓讀者知道，作為一個人，而不是作為一摞書，張先生的精神魅力究竟在哪里。
張先生這一輩子，從北京到臺灣，從臺灣到美國，然後又回北京和臺灣，往來各地，溝通有無，胸襟博大，最少偏見，真正可以稱得上是國際化的學者。但在張先生的回憶錄中，我們發現，他還是一個鄉情濃厚，再普通不過的中國人。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個既會說“標準的京片子”， “也會說臺灣話”，雖學過日文，但“從小就不喜歡日本人”，自認為是臺灣人，但也是閩南人和中國人的“番薯人”。他對他的故土北京和臺灣，對他的父母、老師、同學和朋友，一直有詩一般的魂牽夢繞，又透著淡淡的哀傷。
有件事也許應該特別提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張先生第一次回北京，回到他的出生地，他小時候呆過的地方。在那裏，他看望過一些“故人”，勾起難忘的回憶。後來，他以“吳襄”為筆名（此名恐怕是“無鄉”的諧音，正像他母親易名“心鄉”，是個寄託鄉愁的名字），在《秋水》雜誌上發表過三篇小說。小說中的人物，從角色類型講，我們都很熟悉，但和張先生的記憶對比，反差太強烈。這些故事，有些就是張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裏當真人真事講，其實是屬於歷史性的東西。張先生筆下的人物，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那個特殊時代的產物，真誠、有理想，捨身忘我。然而半個世紀過去了，結局又怎麼樣呢？他們的結局好像很慘，至少是命途多舛，讓這個在北京深受感染而且在臺灣蹲過監獄的他，有一種不知家在何處的悲涼。
第三篇小說的結尾，“老張”遞給主人公“我”的雜誌上，那個《萬世師表》劇中對旅美學人提出的問題令人震動：
將來若是你們的孫子孫女———不論是用中文還是用英文———問你說：爺爺，你在中國最艱苦的時候，給中國幹了些什麼事呢？請問你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讓置身局外、獨善其身的主人公“發怔半天，一時說不出話來”。
當我們讀到這裏，不禁又會想起，張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最後說的那段話。他說他是受了五十年代以前的刺激，才去探討“人之所以為人”，但五十年代以後的結論是什麼呢，我們還在思考他的問題。
他既預言過“社會科學的二十一世紀應該是中國的世紀”，他也批評過“1950年以前，中國考古學最主要的特徵是民族主義”。
張先生是個四海為家的考古人類學家，但他心中還是有個屬於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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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光直先生簡介
張光直先生，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在北京出生，原籍台灣省台北縣的板橋，十五歲返台，一九五四年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一九六Ο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耶魯、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為國際知名的考古學權威。一九九四年，受中研院李遠哲院長聘請，回國擔任中研院副院長，一九九六年，因身體不適，辭去副院長職務，二ΟΟ一年一月三日病逝於美國波士頓。
再讀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二年六月號 總第 3 期）
⊙ 木令耆（哈佛大學費正清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二十年以前，張光直將他寫的一篇小說〈小人物的速寫〉交給我在《秋水》雜誌發表。他要求用筆名發表，並將真姓名保密。因此這篇小說以筆名吳襄發表在1982年秋冬季的《秋水》上。小說之續一則發表在1983年春夏季。日後他因學務太忙，這小說從未續完。
多年來我也沒再追究這事，而《秋水》也早已停刊。直到2001年夏季，張光直夫人李卉提到將再版張光直的《蕃薯人的故事》，並希望將這兩篇〈小人物的速寫〉載入附錄，徵求我的同意。
當我再讀這兩篇小說時，完全悟解他為甚麼要用筆名發表。他的小說內容與當今國共時狀切實有關，但寫的不是政治領導人物，而是關心國事、敢言敢為的愛國知識份子。他們的生活經歷與國共政治空氣下產生的患難有唇齒關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深受衝擊，這些是台灣當年白色恐怖下居民的故事。
可是他寫的故事發展之曲折，好似在沉霧下進行的旅途，一步不知下一步的後果。對人事的描述高深莫測。故事表面上只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日常煩惱；生活煩惱背後的真象卻難於追究。誰也摸不清人事真相，讀起來讓人感到作者有不便直說的苦衷，可是作者卻有心將小人物莫知罪的遇難和冤狀曝光。是誰冤枉了這些小人物？不是某人某事件，而是由於政治的大氣候。
看來張光直由於政治牽連而有不能直說的理由。這是二十多年前的形勢，如果張光直還在人間，他該可續完〈小人物的速寫〉，讓真象更為清楚，但現在留下的卻是永久的「且聽下回分解」。然而，只要讀過他的自傳《蕃薯人的故事》，真象其實已揭曉。
何謂蕃薯人也？在這本書的前言，已有幾個定義。一個是拉丁文Ipomea batatas，一個是英語 sweet potato。漢語「蕃薯」是塊莖類植物，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將它從南美帶到歐洲，明末時期葡萄牙和西班牙水手再將它傳入中國。蕃薯極其適合中國山區乾地。
甲午戰敗，清帝國被迫將台灣島割讓給日本，島上居民自此便成為「亞細亞的孤兒」。由於台灣島形很像白薯，所以島上居民自稱為蕃薯人。張光直的父親張我軍便是其中一位。他在1924年從台灣到北平唸大學，又在北師大時遇到來自湖北黃陂的18歲女同學，由戀愛後逃婚至台北。日後重返北平，生了光正、光直、光誠、光樸四個兒子。
張光直說現在的台灣人也自稱為蕃薯人，可來了一個新名詞「芋仔」，用來稱呼1945年後來台的外省人，芋仔和蕃薯人被人為地界定為兩個刻板印象，芋仔人不說台語，蕃薯人說台語。張光直兄弟們都說標準的京片子，因為祖母不會說北京話，在北京家中又常有台灣人來往，所以兄弟們也會說台語。張光直曾說：「我們自己認為毫無疑問地是台灣人，是蕃薯人，但也是閩南人、中國人。」並且說：「我知道我是哪裡人。」張光直這句肯定的話便能解釋《蕃薯人的故事》之主要思想，並且也解釋了書中事件發生的主因。
張光直，中國人也，蕃薯人也。何謂中國人，何謂蕃薯人？這必須研究中國現代史，更必須認識殖民主義與中國的關係。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後果都可從張光直的生命經歷上去發現。
張光直是考古人類學者，他的興趣不僅在帝王將相、宮庭樓闕，而是包括全人類。他深深認識一個國家之動盪，一個國家衝擊另一社會所產生的後果，而受害最深的不外是小人物、普通居民。他的〈小人物的速寫〉及《蕃薯人的故事》都是描述一般居民的切身痛害，受害的原因莫非是國家社會的動盪。
張光直痛惜的，與近年來東歐、中東、阿富汗黎民的遭遇均屬同一歷史類型：無辜者的不幸來自無法抵禦侵略者的勢力。這是弱小民族的悲哀。
張光直童年所受到的衝擊，不外來自中國遭受外國勢力之入侵。他生於北平，長於中國北平的日據時代。在北平時，他是中國人，也是台灣省人。他在書中形容的北平生活，充滿了甜蜜的回憶。對北平的建築、街道、胡同都有生動的描述：「我在城裡面的活動，是由城牆和城門所規範的。城牆外面都是田地，種麥子、玉蜀黍，和大豆。還有就是八路了，出西便門，就看見昨晚被八路挖出來的火車軌道……。」他看到抵抗日本的是八路，這對於他日後在台灣坐牢有直接關連。他的學生啟蒙生活，他的思想構成都發生在北平。他說：「雖然在北京只上了幾個月的中學，但那一段生活可以說是過得最好的。」
張光直曾經出版關於中國食物的書，可見他一向對「吃」有研究。他對北平的生活，最感興緻的莫過於「吃」。而張光直對「吃」有考古的精神，不但從烹燒、作料、存放、買賣、吃法，並注意到這種食品對普通市民生活的影響。我認為他在這本書寫得最精彩、最成功的便是老北平生活中有關「吃」的片段了。（筆者也感到張光直「吃」的味道，我每到北京就欣喜一清早的市景，市民現做現賣各種燒餅、蛋餅、油條等，我向他們買了，以報紙一包，拿在手上邊走邊吃，香噴噴、熱呼呼的。）
張光直筆下的老北平的另一精彩一面，便是北平「好玩的東西」：「從臘月初起，各種小販──舊書、字畫、古玩、舊家具……。」他曾經在一個攤子上，「用一塊大洋買到一張宋拓的王羲之《大唐聖教序》（中間一點斷文都沒有）。賣的人還猶豫半天，不知道這12歲的小孩子知道不知道它的價值。最後他決定賣給我，說：『小孩兒，你買了一個很有價值的拓片，希望你好好管著』。」張光直的學識自12歲起已命定也！
1946年，由於國家動盪，張光直的北平生活被中斷了。他的母親決定舉家回台與父親團聚。張光直本捨不得離開師大附中──北平最好的中學，但是他得了傷寒，病了一月，功課也拖下來，便決定跟家人一起回台灣去。到了台灣，他父親第一句話便問他：「你哥哥來了沒有？」張光直回答：「沒有，他又走了」。這一問，與張光直日後在台灣的政治生活有密切關係。
到台灣以後，張光直進了建國中學。他一進去便發現他幾乎被孤立，因為同學之間的語言是日語；「何許人」的問題又再一次挑戰張光直，尤其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也許由於與某些同學在文化語言上的隔閡，他與幾位老師特別接近，如國文老師羅剛。由於老師的鼓勵，張光直開始寫作，也與同學辦《方向》雜誌。1948年羅老師慌慌張張地與張光直等同學告別回去上海。羅老師的影子後來出現在〈小人物的速寫〉內。
日後，張光直開始捲入台灣的學生運動。他在北平時受到他哥哥和好友溫景昆的影響最大，後者從北平寄給他的書信更將他捲入台灣的白色恐怖之中。
由於所謂的「四六事件」，許多台大的學生被捕，張光直是建國中學唯一下獄的中學生。他自言在台北監獄過了幾個月相當有意義的團體生活，也許這是因為他在獄中的時候，對於他是何許人的問題得到清楚的答案。
張光直何許人也的問題因此又加上複雜的層次。他出獄後沒有繼續唸書，在家自學，日後以同等學歷上了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他考這個系的基本原因就是想知道「人之所以為人」。一年監獄生活影響了他做人的態度，他認為在那個環境中的「好」與「壞」是極難判斷的。在牢中他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他看到在「一個大時代」，各樣人碰在一起，「各為其主，各盡其力……結果為何而死，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在他經歷的「大時代」，「小人物」的一言一舉之後果也有不測風雲，完全是因為國家社會在大動盪，時代在大幅度的搖擺，命運之坎坷不是任何小人物能夠輕易逃脫。任憑小人物有多大的志向，多高的理想，也逃脫不了政治地震的莫名突擊，它超過政治的規範，產生的是一片混亂局面，好似宇宙在爆發，許多星球在燃燒，許多星球在重新組成。小人物無力知悟或定義政治混亂，只能懦弱地在生死之間生存。
蕃薯人張光直的早年生活顯現大時代環境下小人物的生活。他筆下的小人物其實是大人物，因為他們有純誠的理想、崇高的人格。
令人驚歎的是，張光直寫這本書的時候，沒有怨言，也沒有哀歎自憐，監獄生活之莫名黑暗只有增加他的求知欲。可以說，這是張光直的科學態度──一切只是求知的過程，一切也是增加他對人類的認識而已。
在這冷靜的科學態度之底層，在這本早年自述的書中，呈現出張光直對人類深切真誠的關懷。
※四海為家：追念考古學家張光直
作者：[本社編]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02 年 01 月 01 日
張光直的精神魅力
張光直先生去世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編輯了紀念文集《四海為家———追念考古學家張光直》，這一文集不久前出版，本文為編者“寫在前面的話”。
張光直教授離開我們已經一年多了。他走後，凡是與他有過交往的人，都說他為人厚道，學問了不起。可是沒有見過他的人呢，他們除了讀張先生的書，要想瞭解張先生這個人，就比較困難了。為此，我們編了這本紀念集，一方面寄託我們的哀思，一方面彰顯他的業績，讓讀者知道，作為一個人，而不是作為一摞書，張先生的精神魅力究竟在哪里。
張先生這一輩子，從北京到臺灣，從臺灣到美國，然後又回北京和臺灣，往來各地，溝通有無，胸襟博大，最少偏見，真正可以稱得上是國際化的學者。但在張先生的回憶錄中，我們發現，他還是一個鄉情濃厚，再普通不過的中國人。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個既會說“標準的京片子”， “也會說臺灣話”，雖學過日文，但“從小就不喜歡日本人”，自認為是臺灣人，但也是閩南人和中國人的“番薯人”。他對他的故土北京和臺灣，對他的父母、老師、同學和朋友，一直有詩一般的魂牽夢繞，又透著淡淡的哀傷。
有件事也許應該特別提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張先生第一次回北京，回到他的出生地，他小時候呆過的地方。在那裏，他看望過一些“故人”，勾起難忘的回憶。後來，他以“吳襄”為筆名（此名恐怕是“無鄉”的諧音，正像他母親易名“心鄉”，是個寄託鄉愁的名字），在《秋水》雜誌上發表過三篇小說。小說中的人物，從角色類型講，我們都很熟悉，但和張先生的記憶對比，反差太強烈。這些故事，有些就是張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裏當真人真事講，其實是屬於歷史性的東西。張先生筆下的人物，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那個特殊時代的產物，真誠、有理想，捨身忘我。然而半個世紀過去了，結局又怎麼樣呢？他們的結局好像很慘，至少是命途多舛，讓這個在北京深受感染而且在臺灣蹲過監獄的他，有一種不知家在何處的悲涼。
第三篇小說的結尾，“老張”遞給主人公“我”的雜誌上，那個《萬世師表》劇中對旅美學人提出的問題令人震動：
將來若是你們的孫子孫女———不論是用中文還是用英文———問你說：爺爺，你在中國最艱苦的時候，給中國幹了些什麼事呢？請問你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讓置身局外、獨善其身的主人公“發怔半天，一時說不出話來”。
當我們讀到這裏，不禁又會想起，張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最後說的那段話。他說他是受了五十年代以前的刺激，才去探討“人之所以為人”，但五十年代以後的結論是什麼呢，我們還在思考他的問題。
他既預言過“社會科學的二十一世紀應該是中國的世紀”，他也批評過“1950年以前，中國考古學最主要的特徵是民族主義”。
張先生是個四海為家的考古人類學家，但他心中還是有個屬於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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