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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每周看戲俱樂部舉辦了一場論談《劇場需要工會嗎？》，這是繼去年12月舉辦「空間資源，劇場回收」的第二次論談。在第一次的論談，除了台北「圓場」經營團隊的代表，動見體劇團經理林人中到場與談之外，亦有幸趁澳門窮空間創辦人莫兆忠來台之餘邀其赴會，提供澳門的經驗。

拉回第二次的論談。「工會」是一個保障勞方的法定組織，基本功能如勞健保投保、會員資料庫、訊息互流；再進一步的，則更具主動性之組織功能。在劇場，尤其是小規模的劇場，我們應可見一些以接案為生的工作者，但受限於演出的經費、無固定雇主等因素，這一類人的工作具有相當的不穩定性，同時他們無處投保，遇到天災人禍時只好自求多福。

二十年前，雲門實驗劇場出身的周凱於裝燈時失足，即帶給劇場界一記重擊，後來相關人士成立以周凱為名的基金會；去年5月，一位新銳導演、評論者鄭仁博（筆名為橙先生，部落格：http://www.wretch.cc/blog/tjd316）意外於劇場跌落，劇場工作的危險性再度浮出檯面。

就目前所知，已屆十年的台灣技術劇場協會（TATT）在這兩三年持續協助籌組劇場技術人員專屬的工會，主事者則為該協會的一位理事。經過聯繫後得知，此工會的申請連續兩年受到中央主管機關的阻擋、否決，回覆說已有相關工會可投保，不需要另立新枝。所謂相關的工會，是指一個類似演藝人員的工會，而非專屬劇場工作者的，因此，若希望這工會能多為劇場做什麼、多去爭取劇場工作者的什麼權益，大概是不可能的。

論談當中，牯嶺街小劇場藝術總監王墨林發言，說是要把工會放一邊，應先重新恢復「小劇場聯盟」，為小劇場爭取資源、爭取發言權。小劇場聯盟乃90年代由鴻鴻、陳梅毛等人發起，原為中正二分局的牯嶺街小劇場即是由該聯盟爭取而改建為劇場的。工會與聯盟，一個是保障資源，一個是擴大資源，似乎暗示著劇場整體的支撐體制的缺乏。

在這缺乏的背後，彷彿也埋隱了一個共通的支點，即是「連結」。比如現今回頭讀80年代的台灣劇場史，讓人神往的一點是，你以為他們，那些劇場工作者，都是「在一起」的。他們合作演出，他們互相記錄，他們聚集談論，他們互相提攜。這一點，比那所謂的突破禁忌與對抗的「小劇場運動」更像是一種「神話」。

然而，這時代自有這時代的難處；演出有補助了、團體逐年倍增、團體與劇場可以分成大型中型小型了、「團體即個人」的自我意識始終不滅、藝術節充斥不等於參與團體可以更加認識彼此。在思考工會或者聯盟之前，新一代的我們該問的是：我們是否已慣習了分離、疏遠（就像那些電影所展示的那樣）？倘若能夠重新的以什麼方式聚集，會否形塑出更大的力量，加速劇場站立的高度？

工會或者聯盟，事實上面對的是一道「連結或者分離」的關卡，我們又走到了一齣戲的某個段落，必須重新設計表達的形式。


※刊於澳門《劇場‧閱讀》季刊（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