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暝仔

無障礙科技協會的辦公室裡，每逢一、三、五都看得到柯明期的身影。是的，台灣盲人重建院的「前」副院長柯明期；不過，他現在的身份是「義工」。

從副院長轉換成義工，中間經歷了他人生重大的轉折——憂鬱症。柯明期周圍的相識卻不熟的朋友想問候他的近況，言語謹慎的問：「聽說，你好像生病了？」他斬釘截鐵的回答，「不是好像，我的確是，而且是憂鬱症。」這麼說是他已經走出幽谷，而現在他最想做的是分享憂鬱症的經驗。

「我沒有想到自己會得『憂鬱症』，」柯明期話說從頭。

去年的五、六月開始，他發現自己突然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了。原本他喜歡聽有聲書的，突然不喜歡聽；一坐在電視機前看電視一會兒就睡著了；一上車也是如此。那一陣子他有「嗜睡」的情形。其實並不是晚上沒睡好，如果是，隔天「補眠」即可。這些狀況一般人不太注意，他也不例外，也覺得沒關係。

柯明期長期在重建院工作，已經超過十七年頭，如果加上part time則超過二十年。他經歷教務主任（十四年）、導盲犬主任，也負責點字出版中心，去年四月更升到副院長，他猜測長期工作壓力是導致他患憂鬱症的主要原因。

這二十年，柯明期經歷很多事情。當初他帶領台灣第一隻導盲犬，到處被趕、到處爭取，「我和我的導盲犬好像流浪街頭，到處跟社會搏鬥。」他說，日本第一隻導盲犬失敗之後，隔了十年才有第二隻，所以他在日本受訓時老師告訴柯明期，「你是pioneer（先鋒），」他覺得身負重任。

柯明期的個性也是原因，他一向是個完美主義者。以他在重建院忙碌的工作，仍繼續在空大和師大進修。在空大，他以第一名畢業；在師大，他如期獲得特殊教育系的碩士學位；更特別的是，他下班後還要煮飯做菜，因為太太是先天盲，兒子念補習班到晚上十一點，他心疼家人，一手包辦廚房大小事物，連兒子下了補習班，他也貼心的為他煮點心……然而，這些跡象都顯示他的工作超量。所以當他出現「嗜睡」現象時一點都不以為意，合理解釋為工作壓力太大的結果。

但柯明期忽略了長期累積的壓力需要疏通管道，力求完美的個性，是形成焦慮的關鍵。

到了十一月，他變得睡不著了，身體感覺很累，想睡但睡不著。他算算，一天只睡兩到三小時。他去診所拿安眠藥，但沒用，他開始慌了。

「有天，我聽人家說，有憂鬱症的人會失眠，」他上GOOGLE網站打了「憂鬱症」三個字，天啊，狀況跟他的一模一樣，他趕快找醫生，醫生證明他的確罹患「憂鬱症」，他開始吃藥接受治療。

一般憂鬱症的要不外乎三種：抗焦慮劑、抗憂鬱劑、安眠藥。

由於才開始看醫生，醫生不知道多少劑量他才能睡得安穩，所以先開四個小時的量，「我晚上十點睡，凌晨兩點起來就睡不著了，醫生經過三個多禮拜的藥劑量『測試』，而那兩個月我都睡不超過四小時。」

隔年元月，也就是今年年初，他終於可以睡滿六小時，這時有一個念頭閃過腦際，「我還沒請過『特休假』呢！」他的年資這麼深，卻從來沒有請過特休假，他想這是一個機會，於是從一月八日開始請特休到一月底止，他附上醫生診斷他罹患「憂鬱症」的證明，也順利完成請假手續。

那一個月情況的確好轉了。所謂「好轉」是指睡眠穩定了。其實從去年五、六月出現「嗜睡」症狀到一月初，他雖被研判是「憂鬱症」，但心情並沒有特別憂鬱，出現的只是失眠、對其他事情不感興趣、做事有點急躁而已。

抗憂鬱劑吃了四、五個禮拜後開始產生發揮效力，所以他元月初開始有了活力，心情逐漸快樂起來，開始聽有聲書，他認為既然效果不錯應該繼續；而一年的病假可以請三十天，二月份剛好碰到農曆年，那些假本來就可以休的，所以他一口氣請到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把所有法定可以請的假都請完。

這段期間，他服務的「重建院」對他請這麼多假有意見，沒想到卻以極嚴厲的方式制裁——將他這位副院長「降職降薪」。柯明期的打擊可想知。

他的職稱從「副院長」降到「導盲犬宣導員」，這件事他在請病假期間就知道了，他原本不想回去，但想到要一直待在家裡也不行，因為會越來越沒有動力，如果不出門會越來越糟糕，他還是回到重建院上班，但不斷安慰自己，「沒關係，因為醫生說這是慢性病。」然而就在他返回工作崗位後，「重建院」卻突然要求他的主治醫生開一張證明，「柯明期不會攻擊、危害周遭的同事。」其實憂鬱症只會傷害自己不會攻擊別人（所以憂鬱症自殺者很多），這叫醫生怎麼開呢？醫生不可能開，因為這違反醫生的專業，懂的人都會覺得荒唐，「他們的意思很簡單，就是要逼我走，」本來勞基法可以降職但不可以降薪，但那時他沒有力氣抗爭；但重建院卻已經透露了對他非常不友善的訊息，「士可殺不可辱，我第二天就提辭呈。」他在情感上覺得受傷，做了這麼久的工作，居然是這個下場。當然面臨中年失業的盲人，恐懼絕對不下於一般人。「如果今天是我做錯，我沒話講；但今天是我生病了，請假都合法……」他感到身心俱疲。

他太太希望柯明期透過申訴尋求法律途徑解決，但兩夫妻都是盲人，太太也要上班，最重要的是他沒有元氣，「算了，算了！上帝自有判決，也自有安排。」他就這樣離開了工作十七年的「重建院」。

回到家，家裡陷入一陣恐慌，「我們夫婦一下子不知道該怎麼辦？」之後他的憂鬱症發作了，在家時間幾乎都躺在床上，整天躺著，只有躺著他才覺得安全，就連家裡的電話他也拔掉，因為不敢接，也不想回任何電話，因為任何電話都會讓他不舒服，讓他害怕。他太太很擔心，希望他走出去，「你可以去無障礙或愛盲學電腦啊！」他說，「我不敢出去搭車，」他像個嬰兒，連在家裡煮飯做菜他都感到困難，聲音也沙啞得發不出聲了——後來他才得知，這是最標準的憂鬱症狀況。

直到五月二十九日， 家裡的太太和孩子都出門後，他突然有個念頭——自殺。「那是很微妙的感覺，不是痛苦的，而是很想去做（自殺），好像有一股鼓勵的力量要我達成目標，」他而之前家裡剛好買了一把很利的新菜刀，他摸摸自己的動脈，一刀下去應該可以的，但一直摸卻摸不準，這一招他先放棄；下一招他想出去撞車，但時間呢？他又拿不準timing；他突然想到當天是回診日，可以在醫生那兒拿六十顆一個月額度的安眠藥，在另一家他很熟的診所可以拿到三十顆的安眠藥，總共九十顆，聽說如果喝高梁酒可以加速，「萬事俱備了，就這一條路吧！」這個念頭一直盤踞心頭。

回診時間是下午兩點半，以往是孩子載他去，後來診所搬到他家附近，他可以自己一個人走著去，奇怪的是，當時他怎麼也走不動，於是他找出計程車行的電話，此時此刻全身一直冒汗，雖然天氣很熱，他也力氣沒開冷氣，就這樣全身濕淋淋的摸著電話。

兩點半快到了，但他的手就停在計程車行的電話號碼上，家裡的咕咕鐘響了，提醒他兩點半了，接著又響了，是三點，接著是三點半，四點、四點半、五點，他的身體幾乎維持一個摸著電話鍵盤的姿勢，他知道他去不成診所，因為家人快回來了。

安眠藥沒拿到，不構成自殺的要件。那一天他整夜沒睡，隔天早上五點多起來，他告訴太太，「我需要就醫，」之前他們曾討論過要去「市立療養院」，所以他大哥過來想要載他去「市立療養院」，但他不要，因為害怕，他大哥問：「你怕什麼？」他不知道，但全身發抖，心裡非常恐懼，他太太堅持他非得住院不可。

後來哥哥一聲令下，「走，一起去。」他躺在床上，魂魄都不在了，最後是他大哥和他兒子把他從床上拉起來，一步一步架著他上車進醫院的。

剛進醫院他的心跳一分鐘兩百多下，他大哥跟醫生說，「這看起來不太樂觀，」但醫生只知道他罹患憂鬱症，給他吃了一些藥，但不完全知道他的情況。那天晚上他非常的痛苦，他自己則是聽到心跳「怦怦砰」不停的跳，他的雙手緊握拳頭，不停的敲打頭、撞雙頰，人幾乎崩潰，但腦筋仍清醒，「我心想，我大概活不到三天。」自殺的念頭再度湧上心頭。

當天晚上，他開始擬「遺囑」。他打算隔天交代大哥和兒子。奇妙的是，擬「遺囑」的念頭居然讓他莫名的快樂起來，可能覺得自己快解脫了，沒有悲傷，雖然身體很痛苦，但心裡是快樂的。但由於頭一直被撞擊，他在這辛苦的當兒努力背誦自己的遺囑，包括三天後解決屍體的後事都交代清楚了，不需要繁文縟節，傳統的習俗全免。

快天亮，他背了幾十遍，幾乎背熟了，他是靠背遺囑度過到療養院的第一夜晚的。

下午兩點左右，兒子和大哥都到了，但瞬間的，他想死的念頭卻突然消失。「我突然想求生，變得怕死了，我跟他們說我會好好就醫了。」才幾分鐘的光景，想法卻完全改變。

之後的他像換了一個人似的，他給自己一個新規則，「不准躺在床上」；其次，三餐要努力的吃；而且要完全聽醫生的話，了解自己微妙的變化。

接下來在醫院期間，他的心情好像是固定的：一早起來是沮喪的，慢慢回升，醫生說，「這是正常的現象，但在低潮時，請儘量轉移注意力，」他很清楚在低潮時自己心裡想的是什麼，他想他就要失業了，家裡的經濟不如以前好。

兩個禮拜後，低潮改為下午發生。一早起來精神很好，下午之後突然又一陣低潮。而醫生的治療沒有進展，他們開的安眠藥已經開七、八個小時了，但仍無效。他九點半睡，凌晨一兩點就起來，只達到一半的目標而已，都不及格。在醫生的規則，只要睡六個小時就算及格，他住一個月只有一天及格，而這一天還是因為醫生加了「褪黑激素」（凡有時差者，醫生多會開這藥），幫助睡眠，調整時差的。

凌晨起來後，他開始想東想西，胡思亂想，無事可做；下午他就會打瞌睡，但不碰床。

一個月後，五個醫生把他叫過去，他說他們聯合會診斷定出他得的是「憂鬱症產生的過度焦慮恐慌症」。醫生說，「這會慢慢的好，但你一旦低潮，要想辦法轉移焦點。」

療養院有安排輕鬆的音樂課，讓病友聽音樂等輕鬆活動，「但我沒有enjoy的感覺，我仍然想將來失業怎麼辦？還有憂鬱症患者出院後，該怎麼復健？」

七月中，醫生通知他，月底或下月初就可以出院了。不過他的睡眠狀況在療養院中沒有改善，這讓他有些恐慌；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親朋好友都去看他，鼓勵他，「這讓我有股衝動要好起來。」

他開始在院裡「鍛鍊身體」，跑步、做體操，一天在房間內走四個小時，從門口走到角落再折返回來，他真的把它當作一種運動，他認為如果要重新出發，身體一定要好，運動對自己有好處。

他後來打聽出來，憂鬱症吃藥治療的話，九到十三個月會好，而那時他剛好吃藥到第八個月的階段，會痊癒了。他開始打聽之後的復健該怎麼做？他希望痊癒，因為在院裡他遇到過十年、二十年的憂鬱症患者，「我心想，天啊，難道憂鬱症是不治之症嗎？不然怎麼會這麼久？」

他打從想要過正常生活後就開始積極思考復健之路，「同時我經歷這麼久的治療，應該要幫助相同的病患」，最後他自己歸納整理出四個解決憂鬱症的方法：

一、藥物要跟醫生好好的配合，絕對不能中斷或自行減藥。

二、家人要支持、鼓勵患者，不能罵患者沒有工作整天待在家裡等。

三、調整心情，放鬆心情，不要有完美主義心態。

四、維持與社會的互動，不能一個人待在家裡。

他之所以理出這四種方法，是因為他正是靠這四種方法走出憂鬱的。他舉第二和第四個例子說，他太太以前講話很直率，造成他很大的壓力；但憂鬱症之後，他太太做了很大的努力和調整，「我的憂鬱症能夠恢復，我太太居功厥偉。」另外，他在出院後告訴他的恩人洪錫銘夫婦（洪錫銘原為淡江大學教官，但對盲生尤其厚愛，花非常多心力在盲生資源中心；退休後為該中心義工。二十五年前他失明，是洪太太張悅薌介紹他到重建院受訓；二十五年後柯明期的人生低潮，是他們夫婦共同協助他度過難關的），他想學盲用電腦並且想在一個視障單位擔任義工，洪錫銘協助他到「無障礙科技協會」，讓他保持與他人的互動。

洪錫銘的執行力驚人，當柯明期出院後他馬上安排他到「無障礙科技協會」學習盲用電腦，當天也有社工師到他家安排「定向行動」的課，以便他熟悉未來的路線，這一點對於柯明期算是非常幸運的。

目前在「無障礙科技協會」擔任義工的柯明期，最近如果被訪問，談的不再是重建院和導盲犬了，憂鬱症是他最常對外解說的重點。「『憂鬱症』算是一種現代文明病，」他以過來人的身份提醒大家，哪些症狀可能罹患了憂鬱症，該如何解決。

「憂鬱症初期階段都是對事情沒有興趣的，就連對『性』方面也沒興趣，有『嗜睡』現象；中期階段是『睡不著』，如果只是工作壓力，而壓力解除了，憂鬱狀況也解除；否則，伴隨壓力而來的是焦慮；若壓力、焦慮都沒改善，最後就會演變成『憂鬱』。」他說。

「人是群居的動物，得多跟社會互動才行，千萬不要一個人待在家裡，」所謂跟社會互動，「做義工」他認為是一種好方法，「像我現在回診的時候，我會主動帶一些在醫院就診的身心障礙病患上廁所、運動、看診、聊天，我不放棄任何跟這社會保持互動的方式，讓自己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不一定要固定到某個機構。」他針對走出憂鬱症侃侃而談，經常演講，闡述他的經歷和論點。

至於柯明期的下一步？他曾經說過，「如果有一天我退休了，我要當兩種義工，一是日文老師，因為我對教日文非常有興趣，因為我以自己摸索十多年的經驗自創了一套教學法，很多學生證實，聽我的錄音帶比聽廣播教學有效；二是要陪伴中途失明的當事人和家屬，因為我走過失明初期和就醫的過程，我知道他們的心情，」沒想到這些退休心願卻「提早」實現了，篤信基督教的他認為，「這應該是上帝的旨意！」

至於教日文的可行性，他說，「沒有錢也沒關係，先到補習班教再說；如果學生認同，會繼續跟我這位老師，老闆再付錢。」他之前曾在「社區大學」教日文，反應不錯，不過後來自己罹患「憂鬱症」，他立刻取消教學。

他記得第一次在明眼人的世界教日文時，他的班額滿，「我之前就透露我是『盲人』，猜想很多人基於好奇跑來聽課，」但班上有幾個「職業學生」（平日都在上社區大學的課）告訴他，他教的內容優過明眼老師，希望他繼續教。剛開始社區大學對於錄用盲人老師也是「嘗試」階段，所以只給柯明期六週的教學額度，但課程接近尾聲，將近一半的學生要求他繼續教，社區大學從善如流，給予他十八週的課，但他沒有答應，「第一個理由是，一開始說六週，我只準備六週的教材，沒準備十八週的教材；第二個理由是，社區大學學生的素質參差不齊，我需要評估這個問題。」

曾經有人問他，「『空手』離開重建院，是否是罹患『憂鬱症』的主因？如果是，現在當義工一樣沒收入，自己怎麼看待這件事？」

柯明期換個角度，回顧起舊事。他說，二十五年前，在日商NEC上班，月薪是兩萬四千五百元，公司還派一部車給他；失明後，他重新開始，月薪是三千兩百元，「當時很多人問我，會不會覺得很大的挫折？我說不會，我覺得很驕傲，因為那是我看不見之後，我用我的能力和努力賺到的錢，當時那筆錢是教日文課的鐘點費，我就從三千多元開始往前走，現在為什麼不可以呢？」

走過憂鬱症，柯明期受邀到一些機構演講，分享個人經驗，台下交織著笑聲與哭聲，他曾在一個演講的結語時說道，「我是個中途失明者，二十六歲失明，從失明一路走來，我兩度歸零。一度是從明到盲，一度是憂鬱症；這兩次都是在我事業高峰的時候，命運似乎很坎坷；但若從另一個角度看，生命不過短短數十年，我居然走出一條很特殊的路，我這場人生圖畫，不是多采奧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