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J‧教我寫詩的地方

「……不去捍衛，不去征戰/當雨水落在墳墓上腐爛不動的花朵/你們的盲目/勝過那裏的花圈」。隔著手機話筒，隔著纏繞鐵絲網的部隊圍牆，隔著政治迷霧籠罩下的一團巨大苦悶，我在軍中向友人朗讀一段智利詩人聶魯達的長詩。

大學畢業，與友人一起完成了一張以賴和為名的音樂專輯後，隨即受國家徵召入伍，成為國軍的一員。入伍期間，經歷著以往未曾有過的抑鬱，但與其說是嚴格軍事生活的衝擊，不如說是面對權力的殘跡所感受的，一種無可容忍的擔憂罷。而能夠讓自己在憂悶的精神生活裡獲得稍微的解放的，也只有在那無論怎麼拉撐撫平都無法服貼的迷彩服裡塞入的幾本詩集。

在每天解構著人體肌理血肉的醫學院裡，我選擇參加詩社。或許是在重考班裡目睹自然組學生爭食知識的慘烈，重獲自由後，以為加入詩社，能挽回我應有的氣質與浪漫。 ...繼續閱讀

一直到阿嬤過世一年後，我才知道更早的八年前阿公的臨終受洗，其實有阿嬤努力地在傳講福音。阿嬤因為肺病，必須住在坐落山腰上的姑姑家，她就透過電話跟阿公「喋喋不休」，有時候阿公還會不耐煩地說「好啦，今天講到這！」隨即掛上電話。 ...繼續閱讀

對許多人來說，閱讀是一件很自我，很私密的事。重考時我住在台北火車站前的一家補習班樓上，在全台灣人潮最密集、腳步最急促的焦躁地帶，我常一個人縮在幽暗的宿舍裡探尋書中的世界。那時候，有個經驗讓閱讀蒙上一層陰影──發現室友在身後窺看。或許他心裡想著「你讀到哪裡了」，但他大部分時間應該都發現我桌上攤著的不是講義，而是為了從聯考的苦悶中解放，從樓下書店帶上來的戰利品。 ...繼續閱讀

（本篇為這篇的延伸寫作）
得知到大提琴泰斗羅斯托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過世的消息，並沒有很悲傷，只是輕輕一嘆，又一位曾帶這個世界無限感動的老先生遠行了。十年前重考時，曾瞞著同學與班導蹺晚自習，到國家音樂廳欣賞羅斯托波維奇指揮國家交響樂團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還記得那晚，淚水沾滿了膝上的常春藤英文克漏字課本，然而我知道那多少有些未賦新詞強說愁的自憐。

想起好久沒有聽羅斯托波維奇拉大提琴，拜網路之賜，竟然找到一首優美動人的小品。羅斯托波維奇與鋼琴家阿格麗希合奏「一段對話」(Rostropovich and Argerich play Oe Hikari "A Talk")，而作曲家是誰呢？Oe Hikari，大江光，正是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那位患有智障與癲癇，卻有古典音樂長才的兒子。短短的三分多鐘，旋律簡單如溫柔婉約的告白，也有激情交纏的聲響，最後旋律又回歸平靜安祥。指揮家小澤征爾拉著大江光，高舉他看似痙攣的右手，大江光看起來也相當高興，羅斯托波維奇在台上揮手向作曲家致意。整個過程，令人不得不承認美得像一首詩。 ...繼續閱讀

——舞台與觀眾席間的鄉愁

兩年前，我在高雄至德堂的舞台下，看見舞者們以令人屏息的肢體躍動，演繹著一段又一段在國內外不同角落所發生過的人權事件。像我們這樣幾乎從未經驗過高壓政權的一代，大多只能從生冷的史料或滑稽的新聞媒體裡，企圖拼湊那些人民反抗威權的片段。而那次，由來自美國和澳洲的編舞家Eleo Pomare和Elizabeth Dalman，與台灣的蔡瑞月女士，將台灣戰後淒冷斑駁的反抗記憶，化作一齣齣現代舞劇。

舞台上，緊湊的音符、火紅炙熱的光影與曲扭著的骨骼肌理相互交疊；舞台下，稚嫩的青春面容撐著緊鎖眉宇的酸疼表情，凝視著美國六○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中，遭焚燃的教堂裡那些驚恐又堅毅的人們。而與我們更加貼近的歷史，包括一九七○年發生在紐約的刺蔣案、一九八九年鄭南榕的自焚，以及同年闖關回國在地下街上展開抗爭的陳婉真……他們一幕幕以舞的形式，重現在這個宣稱民主自由已然到臨的社會裡，那依舊孤獨的舞台。 ...繼續閱讀

像呼喚勇士般的名字，Umas，你要我們這樣稱呼你。剛認識你時，我在你深遂而自信的雙眼底下，讀出你對你的民族的深情。二十二歲，那是多麼青澀的年紀啊！對我們這群「六年級末段」的族類而言，那是一個可以消遙，可以張狂地年歲，然而你卻說你已經經歷了那些曲折的求學時日，甚至軍旅的生活，然後回到部落大學，深耕著那些逐漸被吞噬的文化。 ...繼續閱讀

老弟從阿里山回來，說了一個親身體驗的鬼故事。

他是去做田野調查，考察原住民族面對創傷的記憶。有別於古老的傳說，他這趟帶回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歷歷往事。一位屬巫師系統的受難者遺族在訪談之餘跟老弟說：「告訴你喔，有人在保護你呢！」

當晚，老弟在深夜的山路駕車，在迷濛的霧裡看見沒有上半身的阿婆的雙腳，從車前走過。

「你不怕嗎？」我仍禁不住丟出了老套的問句。
「不會啊，沒什麼好怕的。」
「難道，不會是霧太濃的關係？」
「不可能，那時霧剛好散開了。」

而正當此時，烏來山上的一座高砂義勇軍的紀念碑才遭到地方政府下令拆撤。新聞報導說，縣府官員受到祖靈的詛咒，有人昏倒，也有人生重病。不過，也幾乎同時，國軍裡正有計畫地執行「蔣公銅像」的遷移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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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灰廟不必由我們建造給
發病的年月，從這裡開始，不必
戴著眼淚或是灰塵，然而這悲哀的嘲弄
思緒，是時刻的逼迫嗎？
──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獄中詩抄‧囚犯》 ...繼續閱讀

和M討論她做的一個惡夢。她說夢中，發生了一個人人視而不見的事件。一群人在聚會中照常談笑嘻鬧，彷彿什麼事都不曾發生。直到有人問起身旁的朋友：「你剛剛過來別墅這邊的時候，有沒有看見什麼？」

夢裡的背景音樂嘎然停止，所有人一致看著那人，等候答案。那人答道：「沒有……」一陣長長的沉默後，有人開始憶起，「當時好像有個小男孩」；「恩…我好像也有看到一個男孩，看起來正要過馬路的樣子。」另一個男人說：「那個時候後面有輛車開得很快……」後來一個女人說：「不，不是……」，「他快要到達另一端的時候，卻不小心被東西絆倒，整個人往後跌……」

夢的尾端氣氛詭譎，瀰漫著恐怖的心情，一位中年男人卻說：「我以為那不是真的……」

彷彿是一個情境倫理的討論題材。一件事情的發生，究竟為什麼要刻意視而不見，還是大肆渲染？而它們各自的目的又是什麼？這兩種極端，在我們的世界裡比比皆是。

一向對於二二八歷史耿耿於懷的我，自然頗為激動的回應。如果對照著人類歷史，這個夢，幾乎直接指涉著有關談屠殺/戰爭的見證。然而，一個歷史事件在每個人的心中，究竟以怎樣的「真實」來呈現，顯然不是簡單訴諸一個「真相調查」就能輕鬆結案的。 ...繼續閱讀

慶功宴那晚，南宏與我們每個人敬上台啤，一巡一巡，大家都相視而笑，笑說這個人醉了。望著隔桌同樣也是開慶功宴的原住民朋友，他們盡情歡唱，在煙塵瀰漫的北城，猶能唱出清亮，彷彿從山林裡傳出的老歌。南宏突然走到我身邊，說要乾杯，眼神充滿了無限的激動，說：「我越來越覺得，那晚你說的話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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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叡突然興起了念頭，打算邀集過去三五好友，把寫過有關賴和的曲子集結成一張專輯。大概是從他聽過胡德夫的演唱那晚開始的吧，傳來一通簡訊，大抵是說，他看到了左右統獨全都到場了，而也只有那麼一晚，才發覺原來台北還有這麼動人的一隅。後來我也偷閒北上，在「河岸流言」聽胡德夫與圖騰樂團，胡德夫說「音樂沒有意識形態」，這句話寫在我的個人網誌裡，引來不少質疑；「我也是要來對那句『音樂沒有意識型態』表示不滿的說」，然而我們究竟從「沒有意識型態」的話裡，聽出了多少諷刺與感嘆？

放棄了即將完成的第一年住院醫師訓練，易叡義無反顧地奔往精神分析的美麗境界。然而許多夜裡我們在電話裡談的，竟然是「台灣究竟還需要多少學者」的質疑。你看，到國家圖書館裡隨便挑一排碩論博論，大概就累積了幾百年的研究功夫了，然而台灣社會又進步了多少？身邊的友人一一走入學術的殿堂，那些曾經一起走在抗爭的場合，我們曾經高舉旗杆，呼著口號走在大道上，在廣場集結，偶然哼起的，還不是只有那首把我們拉入原鄉的《美麗島》？「所以，就來出專輯吧。」「嗯，那就去做呀！」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