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J‧教我寫詩的地方

--當宋美齡與鄧雨賢粉墨登場
描寫台灣作曲家鄧雨賢生平的音樂劇《四月望雨》即將上演了，創作班底是大風劇團，編劇是楊忠衡，如果大家還記得，和《世紀回眸．宋美齡》音樂劇的編劇是同一人。當宋美齡與鄧雨賢先後登上舞台，身在民主時代的我們，又該如何凝視這兩段歷史的再現？（文後稱「宋」劇與「四」劇）

作為一個政治敏感的觀眾，自然對這兩部音樂劇的創作動機有著高度興趣，雖然自己也還沒有看過其中任何一齣，卻也輾轉聽說「宋」劇的品質差強人意。後來我對「宋」劇的看法是，作者應該只是想要做一齣屬於台灣的「艾微塔」(Evita)，想找個類似的具體人物做故事主角，卻找上宋美齡。

台灣的藝術創作環境本身就是先天不良加後天匱乏，劇團幾乎都是有一餐沒一餐地苦苦撐著。音樂劇這種東西，又常常是需要大資本撐腰，必須在商業邏輯裡面生存。大風劇團其實很難得，在這樣的環境裡為了夢想不斷的生產表演，無奈的是，這種環境下要如何期待好作品，甚至更進一步保有挑選作品的主動性呢？

這一次，大風推出《四月望雨》，演的是鄧雨賢的故事。除了一群志在音樂劇表演的工作者外，導演是「黑門山上的劇團」的楊士平（曾經在賴和紀念館見過他，當時他們受文建會委託辦理《台灣青年》行動劇）。而這次在母語作詞的部份，尚有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客語作詞者鍾永豐。不可否認我對這個製作有了不一樣的期待。

比較可惜的是，《世紀回眸．宋美齡》與《四月望雨》的音樂總監兼作詞者楊忠衡，分別在它們的製作札記裡，都刻意陳述政治的無染與藝術的純粹。於「宋」劇，楊忠衡說「本劇目的本就在陳述對無常的醒覺，自然不會讓自己再囿限在某種立場裡」，於「四」劇，楊中衡又說「二戰時期的日本依然是個敏感話題，而這種敏感性在未來也很難敉平，原因是每個時代的政客都有日新又新的政治目的」。

可是即便這樣，仍無法將創作者的立場抹除，甚至有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因為音樂劇既已挑選一個特定時代的歷史背景，就難以迴避當時的政治情境。甚至，「宋」劇所選擇的人物，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仍支配著政治惡鬥的舊威權象徵。這些劇碼要在另一個時空下搬上舞台，那就更無法迴避主觀的再現與詮釋。

楊忠衡於「四」劇是這樣寫的：「我們必須承認，太陽旗統治下，確實有台灣民眾希望過平安快樂的好日子。這件事並不詭怪；香港華人在英國統治下，照樣跑馬跳舞的活到九七年，和大陸人相比不顯悲情，有時還流露先進地區的優越感。」這是因為，楊忠衡並無洞見所謂的現代化，其實本質上也是殖民的手段。

當藝術創作宣稱要自外於政治立場，必定有其更細緻的脈絡與原委。譬如日治時期水蔭萍的超現實主義，是為了閃避殖民政權的高壓統治。而同樣活在日治時代的鄧雨賢，也是殖民統治的受害者，他必須配合皇民化政策，將自己的原作改名改詞。最後鄧雨賢終於辭去唱片公司之職，後來在戰禍中覓得教職，並清貧度日。（參考<台語歌謠的奇葩── 鄧雨賢>）

製作人強調的藝術純粹，也許正因為政黨惡鬥作為台灣無法突破的僵局，只好刻意迴避政治立場，免得被利用。但看看「宋」劇論述那篇王丰之文（註），它還是徹底被利用了。因此創作者何不就此誠懇訴說，面對歷史能有更透徹的描述或反省，或許更能感動人心。

註：

「宋」劇所引用的「論述」其中有一篇王丰的文章寫到：「縱觀宋美齡，縱有一己之私，但她的私心尚不致害公；蔣經國博得廓然大公虛名，然而，他的『大公』──卻將國家名器授之於李登輝，終成日後台灣無窮後患；情報頭子的視野，竟不如宋美齡的『婦人之見』，這才是中華民國真正的『氣數』！」（參見<「正義無敵」與「我將再起」 >）後來這篇，在「宋」劇的官方網頁中，被移除了，或許製作單位也發現了這篇文章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