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J‧教我寫詩的地方

吳音寧 　(20070312中時人間副刊)

家鄉啊！已是回不去的土地，偏偏城裡的邏輯，對任何一位鄉下來的、學歷不高的男子，也不曾善待。朋友再怎麼變裝，仍難掩土味、台味及「下港腔」，不是都城日後慢慢接受的中產階級男同性戀者，只能就此漂泊，恰如他年少的預言……

一九九○年三月春雨落下，山海屯的村庄從夜與黎明的交接處甦醒，我也張開眼，刷牙洗臉，換穿制服，往書包內塞入課本週記、以及準備帶到學校與同學分享討論的「課外書」，上學囉。沿著莿仔埤圳旁的水圳路，到溪州街上等車。等車的所在像是約定俗成，沒有公車站牌。我和同鄉的高中職學生們眺望著，曾經，尚未民營化的台汽客運，會從路的那頭來到，然後約一個小時後抵達彰化市區的女子中學，曾經，全台只此一條，升學的管道，是農家寄望子女階級晉升的主要出路，考試考試考試，只要教科書背得好，其他什麼都可以不管、什麼都可以不懂。

我背書包衝入有教官看守的校門口，八點一過，就算遲到。我常遲到，常和同樣遲到的林淑芬，在午休時間被罰勞動服務。革命情誼，或許從共同違規開始？縱使逾越的只是校規，上課下課，三五個高中女生組了個讀書會，分享一些課本裡不肯教的事，並且策動全班同學拒填老師在課堂上發放的、入黨（中國國民黨）申請書，而被教官特別「關注」。

日後，島嶼的教育體制隨著威權時代走向民主政體，也從單一的聯考制度中鬆綁，朝向多元入學方案，不過，就像台灣的民主化伴隨著金權化，教育在開放的同時也被企業化、商品化了！村庄小學沿著農家收入普遍較低、農村資源較少、文化強凌弱、貧富差距拉大的背景，到九○年代末，屢屢因為學生人數太少，教育資源不夠，遭到廢校、裁併的命運（彷彿是個隱喻），我八○年代末就讀的農鄉中學，升學競爭力也越來越弱。

但彼時高中生的我，擔心的不是這個，氣憤的方向也還在摸索。坐在教室窗內，國文課，沒有讀過什麼賴和、呂赫若；歷史課，課本裡沒有二二八、沒有白色恐怖、沒有二林蔗農事件；地理課，不知道彰化縣有哪些鄉鎮？鄉鎮裡有哪些村庄？村庄裡的田地上，成長了哪些作物？作物在驚蟄春分、春雨落下時，款擺出哪些各異其趣的生長特色？

春雨落下時，我低頭，在教室內默背三民主義的考題，偶一抬頭，憂慮起遠方都城，「中正廟」裡靜坐的學生淋了雨，會不會受寒？會不會熱情消退？

三月野百合學運，台北城內近四十年不用改選的老國代（被稱為「萬年國代」），正上演一齣，最後一搏的戲碼，遲不肯退休，除月薪十萬──差不多是彼時農家一人一整年的收入──更追加出席費用至二十二萬。「同胞們，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布條於是拉開，數千名學生與群眾相聚在歷史的廣場上抗議，為期六天，然後解散。我眺望著城，政府在那裡、反對份子也在那裡的城內，李登輝靠著六百四十一張國代選票，當選了中華民國第八屆總統。

然後五月，李登輝提名國防部長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日後李登輝將在紀錄片中回頭解釋，說那是他「一貫」對抗外省勢力的謀略與手段──跨校學運性組織「全學聯」、以及民進黨、社運界、文化界人士都當真的、形成反對的聲浪；反軍人干政。我繼續眺望著城，直到七月盛夏，鳳凰花開，終於來到三兩天定前途的大學聯考。放榜後，我和林淑芬從農鄉坐車北上，背景音樂響起林強的「向前走」，家在台中的林強，頂著妹妹頭造型唱道：

火車漸漸在起行，再會我的故鄉和親戚……

南「下」北「上」，日常生活的用語，透露出地域的階級屬性；鄉是「下」，是比城低一等、矮一截的所在。

阮要來去台北打拼，聽人講啥物好康的攏在那……

十八歲的我們沒有想過，此去，可能就此依賴住台北城，整個世代被都會化的過程。

OH再會吧（林強抬手）

OH啥物攏不驚（林強甩頭）

OHOHOH向前走……（林強至今定居在台北城）

奔馳的省道、縣道、鄉道、隧道、產業道路、村庄路，我一九九○年入城，在台北火車站裡慌忙的找不到火車，才發現鐵路已在城裡地下化，而地面冒出更多高架橋、聯外道路、快速道路（一九九二年行政院通過興建十二條東西向快速道路），至於天空的航線，戒嚴後才開放沒幾年，島嶼的座標尚未從島嶼中人的腦海裡浮現，連台灣，都還在被「發現」中（一九九一年《天下雜誌》舉辦「發現台灣」攝影展），說自己是「台灣人」，仍是對當權充滿挑釁意味的言詞。

BBcall、手機、咖啡、電腦、信用卡、連同星座話題等，都還沒進入日常生活（那時候認識的男孩子也不知道是什麼「座」的），報紙還沒區分出所謂的地方版，各款地下的音波、訊息、Call in像在空中打游擊，而三台一律採取統治階層的角度，午晚各半小時播報新聞，直到一九九○年才取消電視台不得播出過量「方言」（台語、閩南語）──更遑論客語、原住民語──的限制。

在城之外的農鄉、縣境，甚少被黨國的媒體、台北觀點提及，若偶一現身（登上「全國版」），也大多不是什麼好事。倒是某些農家偶爾會在邊吃飯邊收看的電視新聞中瞥見，咦，那不是誰家或自家出外念大學的小孩，怎麼在街頭衝突的幾秒鐘畫面裡，被稱為「暴民」？或者，耶，那不是誰家或自家當警察的小孩，怎麼在台北街頭全副武裝拿著盾牌？

然後當晚或隔天，位於大學校園附近合租的公寓內，學運份子們通常就會接到來自老家、農鄉的殷殷告誡，務農的父母在電話那頭再三叨念：「唔通和人去參政治，知否？」

是在那樣的時代氛圍裡，我和林淑芬，青春入城，生活作息很快不再依循農村的節奏，夜晚活動到很晚，隔天往往中午才起床，睜大眼，走入學運社團的視野裡，摸索出生命中的許多首度。首度上街頭示威遊行、首度見識到搖滾樂的現場演出、首度深夜到MTV看片（一九九二年立法院通過著作權法修正案，我們愛去的那家 MTV被迫休業）、首度認識「馬克斯」、「異化」、「女性主義」、「同性戀」等，不只新的字眼，更是新的社會觀與生活方式──「啊！一旦與愛及自由結為朋友／氣候就變得冷熱異常／道路就變得漫長崎嶇」（引自羅葉〈自由之愛〉）──首度參與跨校際的開會、討論、鬥爭、協商，「多少年來／每個地方都有結社的故事……╱這種事最常在年輕時發生／不管達成理想或者失敗／總會為了細瑣的事起爭執」（引自劉克襄〈結社的故事〉），但「曾經，我們什麼都不怕／愛情刻在椅背／隨意變換著座位」（引自吳音寧〈缺席的同學會〉）。

當然也首度而後養成慣性的、到某幾家特定的店面或路邊攤喝酒聊天，遇見來去的朋友，拍照的、畫畫的、當記者的、教書的、唱歌的、搞藝術的、搞社運的，日後落魄、發跡、隱遁或自殺去了的那些，人際關係疏離又繁密的台北城。

我在城裡遇見一位雲林來的朋友，約莫和我同歲數，對我說起成長在農鄉的苦悶。他說他十幾歲時，曾用毛筆在房間牆壁寫上大大的「忍」字（還有「漂泊」、「浪子」等台語歌詞常見的語彙），告訴自己，忍，再忍一陣子，就可以到台北去了。他一心想要離鄉，因為，「以前我還以為只有在台北有同性戀！」（我還以為我是雲林鄉下唯一的男同性戀者；生錯地方了。）他用台灣國語述說著，我們都笑了，大笑中卻竄過一陣悵然若失的哀傷。

家鄉啊！

已是回不去的土地，偏偏城裡的邏輯，對任何一位鄉下來的、學歷不高的男子，也不曾善待。朋友再怎麼變裝，仍難掩土味、台味及「下港腔」，不是都城日後慢慢接受的中產階級男同性戀者，只能就此漂泊，恰如他年少的預言，失根浪子般偎靠著城（偎靠著城裡幾間Gay Bar及日後被改名為二二八紀念公園的新公園），賺的錢通常只夠在中南部移民者居多的台北縣租屋；在城邊緣。

而一座城，被更大的另一座城連結、統馭，全球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