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J‧教我寫詩的地方

——舞台與觀眾席間的鄉愁

兩年前，我在高雄至德堂的舞台下，看見舞者們以令人屏息的肢體躍動，演繹著一段又一段在國內外不同角落所發生過的人權事件。像我們這樣幾乎從未經驗過高壓政權的一代，大多只能從生冷的史料或滑稽的新聞媒體裡，企圖拼湊那些人民反抗威權的片段。而那次，由來自美國和澳洲的編舞家Eleo Pomare和Elizabeth Dalman，與台灣的蔡瑞月女士，將台灣戰後淒冷斑駁的反抗記憶，化作一齣齣現代舞劇。

舞台上，緊湊的音符、火紅炙熱的光影與曲扭著的骨骼肌理相互交疊；舞台下，稚嫩的青春面容撐著緊鎖眉宇的酸疼表情，凝視著美國六○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中，遭焚燃的教堂裡那些驚恐又堅毅的人們。而與我們更加貼近的歷史，包括一九七○年發生在紐約的刺蔣案、一九八九年鄭南榕的自焚，以及同年闖關回國在地下街上展開抗爭的陳婉真……他們一幕幕以舞的形式，重現在這個宣稱民主自由已然到臨的社會裡，那依舊孤獨的舞台。

舞畢，謝幕。觀眾起立報以熱烈的鼓掌。那天，台下除了幾位文化界的貴賓，其餘大多是舞蹈班的年輕學生。年邁的蔡瑞月女士在我身後微微站起，拄著拐杖，依舊是一頂美麗高貴的帽子，半掩著激動的眼神。而她身旁圍繞著的，盡是挽著髮髻，挺著舞者獨有的輕盈腰身，一大群慕著蔡瑞月之名而來，飽滿充沛活力的國中女孩。

當時我看完舞作，心裡想的卻是，這些小孩看得懂嗎？算起來，這些歷史事件發生時，她們可能都還沒有出生。而等到她們逐漸進入從自己的房間跨出向外探索真理的一步的年紀時，我們的島，也早已沈浮在政黨輪替後價值倒錯、為利鬥爭的惡水裡了。在她們熱烈的鼓掌歡呼裡，究竟存在著多少對歷史的關注與同情？還是她們作為舞蹈班學生，料想是以比我這門外漢還具有美學素養的眼光，看出一些令人她們感動的律動或舞步？或者，正是那樣真實扎心的身體語言，成功地譯介了一段她們不曾經驗過的歷史？

時間又過了兩年，去年的這時候，蔡瑞月女士病逝；事隔一年，文史工作朋友籌劃了一場在蔡瑞月舞蹈研究社舉辦的紀念會。然而，主流媒體的鎂光燈似乎不願對焦在那作曾遭祝融的玫瑰古蹟，卻仍只能守候在風光華麗的金曲舞台。

好在今年金曲獎入圍者，有位年過半百才出專輯的胡德夫。此時雲門推出新作，隔了兩年沒有看舞的我，依舊帶著趕集的心理，去看了以胡德夫演唱美麗島為招牌舞碼的「白x3│美麗島」（當然我必須承認，最主要還是慕胡德夫而來，並且還稍微存著一些「怕看不懂」的畏縮心理）。然而這次，卻搭上了近幾年來雲門熱裡，最「不熱」的一場。

報紙上斗大的字體，昭告著一則又一則似是而非的理由。「劇名的錯？雲門美麗島票房慘」、「雲門美麗島，政治衝擊票房？」而雲門舞集也不得不在開演之前，緊急出來澄清。有報導這樣說，雲門市調情報顯示許多人以為新作『美麗島』是敘述美麗島事件，而『白之三部曲』與白色恐怖有關。雲門澄清說，『美麗島』是根據李雙澤的民歌改編而作，這首歌七○年代晚期廣被傳頌，後來被黨外雜誌拿來作刊名……。然而，也有不少人表示，沒有去看雲門的舞，是因為最近台灣的舞蹈表演節目豐富，檔期緊湊。順著求新求變的心情，只好割捨雲門了。

對我來說，如此的「政治疑雲」反而加深了好奇。畢竟，在「美麗島」也確實作為一個鮮明的台灣歷史圖騰的現實下，雲門為舞作的起名，勢必也要背負這個具體的政治認知引發的聯想（更何況又那麼巧合地搭配著與台灣近代史裡的高壓統治不謀而合的「白色意象」呢）。

在吹簫人帶出的飄渺幽靜裡，白色劇碼上演。由之一到之三，軀體舞動從慢板到急版，音樂從純淨的蕭聲漸進入如摩括金屬般的聽覺極限，三部曲的意象由安然寧靜到蒼白恐慌；我的思緒澎湃著，也終究還是被帶往百年來從與世無爭，到經歷戰禍連連，以及恐怖牢獄的島嶼滄桑。

或許，林懷民編的「白之三部曲」，指涉的不是血淚斑斑的一九四七，也不是剿共清鄉的五○年代。但它們所碰撞出的聲音與畫面，終究還是撩撥著曾因思想啟蒙後飢渴般找尋那些不曾參與的過往，而早已被我內化而來，屬於台灣人民共有的心理狀態。

胡德夫唱著「美麗的稻穗」時，清楚地訴說一段在八二三砲戰時，原住民青年被迫離鄉的故事；「大武山美麗的姑娘」毫無保留地告白著雛妓被蹂躪的命運。年輕的編舞家布拉瑞揚，將音符埋入身體，舞者大弧度擺動的身軀，召喚部落兒女的苦難靈魂。而雲門印製的表演手冊裡，不也明文寫著，「美麗島」曾經在反對運動的現場上被傳唱著？它的聲波，見證著島嶼多舛的命運，也蕩漾在改革的洶湧浪潮……

一項擅於書寫音樂與社運勾連的鐵志，在網誌部落格裡談到雲門票房說，這裡被逃避的似乎不是藍綠的政治，而是歷史。我不禁點頭贊同。只是每當我一想起兩年前看的那場《心跳心怦怦跳，那騷動的島嶼》，對照今天民眾的「誤解」與雲門的「澄清」，我們似乎有更多的無奈。似乎有更多東西必須被重新釐清，那無非是歷史與政治是否真的只能成為藝術創作的毒素？而又是怎樣的因素，使得吾鄉吾土的人民，對家鄉的土地發生過的故事如此情怯？

不久前，鄒族二二八受難者高一生的紀念音樂會，因文建會與野火樂集的大力促成，終於風光地在台北紅樓展開。被政治埋沒了半個世紀，當年高一生把與窗外朵朵長春花的美麗邂逅，獻給了妻子；如今生命的感動跨高山田野與歷史藩籬，共振著年輕一代的耳膜。一位身著白色襯衫，臉上掩不住嚴肅心情的中年男子坐在我旁邊，用一種極為好為人師的語氣問起：「你們為什麼想來聽？你們怎麼知道高一生？要不要我來告訴你們？」

短短開演前的幾分鐘裡，我尚未瞭解這位鄰座觀眾的身世背景，卻知道他過去嗜讀「禁不住」（他如此高傲地宣稱）的禁書，並且恐怕還帶著一種睥睨周遭還發著乳臭的小子，那種燕雀豈知鴻鵠志心情來聽音樂。當時我雖一時感到不快，卻也瞬時體會到好在有音樂會，好在CD即將出版；這位觀眾終將不會被困在自己寂寞的正義裡；並且也能明白，他過去只能在報紙民意論壇抒發的政治熱情，原來也可以轉化成優美的詩歌。

於是我也想起當年看完當年蔡瑞月女士的舞作，驚訝於稚嫩的學生如此熱情地為那幾段象徵人類共有的壓迫和抗爭記憶喝采時，我從原先對她們歷史認同的猜疑，逐漸轉而樂觀而釋懷。因為即使大家不曾閱歷這些被時間淘洗過的斷簡殘編，透過藝術表演的呈現，那種觸動心弦的心裡動力也就全然不一樣了。

凝視一段苦難的事件，我們也許會有過多的同情，但它一經轉化，即使是政治關懷極其強烈的企圖，透過美學的邏輯，終於能提煉並昇華成一種更足以表現高貴人性的面貌。用以鑑古知今的歷史，可以照見人類高貴的靈魂，並從中看見希望。我們的社會，實在是太缺乏有別於政爭口水與媒體八卦的，用來譯介政治與歷史關懷的媒介了，不是嗎？

原本，藝術本身要詮釋些什麼，交由觀眾來解讀是好的，無須再塗抹些什麼。但這次票房不佳的雲門，卻必須自己跳上檯面出來說明創作無關政治，幾乎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氣味。在如今表演檔期緊湊，節目豐富的今天，舞台，其實是更加孤獨了。

相較於以往的票房，《美麗島》寂寞地落幕。舞畢，謝幕。安可聲依舊不斷。胡獨夫邀請大家合唱，有人說它過於煽情，卻也有人激動淚流。我無法分辨這其中是否真的隱含著廉價情感的消費，卻深知對於自己身世的敘事，台灣的創作者才剛剛起步而已。俄國文豪巴斯特那克（Boris Pasternak）說：「沒有犧牲的藝術，只是兒戲罷了。」而在這裡，被逃避的不只是政治與歷史，犧牲的更不是只有票房。面對裸身，面對家與土地，我們時而坦承，時而情怯。情感的收放之間，我們畢竟還是要摸索出一個足以平衡過去與未來的支點。

或許我們更應該相信，那樣尷尬的塗抹漂白，只是一種憂鬱社會裡暫時發作的精神病理現象。而這一切猶需不甘寂寞的創作者，努力不輟地將他所關注的現實，化作另一種視聽刺激，足以繞過人腦簡單的情緒中樞，傳入專司深沈信仰的腦迴。那將會是像高一生寫給妻的訣別：「妳還記得這首歌嗎？只要有家和土地的話更好……」我們於是會擁有更多雋永的詩歌，更多動人的影劇或舞作，每當我們面對困境，焦慮地回望蒼白的歷史，便有更多誠懇的感懷，透過這些音符與影像躍入腦海，並催生了照見自己靈魂的藝術生命。

《文學台灣61期》